家族经营，德国隐于小城镇，企业球冠抗拒外部融资，何成专注小而美的为全德国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世界第一
文 | 周锡冰
从老干妈说起
老干妈辣椒酱之所以不上市，德国是企业球冠因为坚持自己的“有多少钱作多少事情”的战略思维，这就导致老干妈辣椒酱的何成不上市观点遭致诸多质疑和批评。
究其原因，为全主流媒体和资本市场都在误导企业经营者，德国大肆鼓吹上市的企业球冠诸多好处，但是何成却又选择性地粉饰上市的弊端。
在很多企业家论坛上，为全企业家们都在鼓吹和炫耀自己通过资本运作和高负债来做大企业的德国规模。与此同时，企业球冠圈钱套现的何成动作也不时地挑动着投资者的神经：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上市等资本运作来做大的路径仅限于一部分企业，像老干妈辣椒酱这类传统企业并不一定都适用。纵观在改革开放40多中，“贷款、融资、上市、被私募控股”倒下的新闻不时被披露出来，在中国的诸多企业家中，针对老干妈是否上市的问题依旧争论不休。作为创始人的陶华碧，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陶华碧说道：“我坚决不上市；一上市，就可能倾家荡产。上市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我来还债，我才不干呢。所以一有政府人员跟我谈上市，我跟他说：谈都不要谈！你问我要钱，我没得，要命一条。”
媒体披露了陶华碧的观点，不少机构投资者对此冷嘲热讽，甚至是批评。有的学者甚至撰文称：“看不懂这段话啊，谁把钱吸走，为什么要还债？”
虽然机构投资者和学者批评甚多，但是陶华碧却不为所动，依旧坚守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研究者的我却支持陶华碧，原因是，陶华碧能够抵住资本市场泡沫的诱惑，甚至是忽悠，依然坚持做好自己的主业，稳健地发展，这点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企业家过于把资本经营作为企业经营的重点，这样的做法很危险。一旦某个“灰犀牛事件”爆发舆情，那么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可能会大厦将倾，这才是陶华碧如此敬畏“贷款、融资、上市、被私募控股”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老干妈不上市，陶华碧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跟国家贷过款，贴息贷款我都不要。去贷款，都没得压力，就没得动力。自己去做，你晓得压力压在自己肩膀上，晓得去努力去奋斗。”
陶华碧的回答非常务实，一旦把贷款视为救命稻草时，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危险的。究其原因，很多企业在发展稳健时，银行通常都会积极贷款，一旦企业出现资金流断裂等问题，银行就会考虑自身的止损问题，银行的具体措施就是抽贷。此刻，银行的补刀就可能成为企业倒下前的那最后的一根稻草。
基于这样的考虑，陶华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政府很早以前就提出要扶持，我不要，我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的事，踏踏实实做，不欠别人一分钱，这样才能持久。”
很多企业家听到这样的信息，都觉得陶华碧很傻，拒绝政府的主动帮扶。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实上，盲目地、毫无节制地接受政府帮扶，这就是典型的张力错位。与张力错位的企业家们不同的是，陶华碧却坚持自己不贷款，其理由如下：“我不欠政府一分钱，不欠员工一分钱，拖欠一分钱我都睡不着觉。和代理商、供货商之间也互不欠账，我不欠你的你也别欠我的，我用我的质量保证我的市场。有很多供应商都是从建厂维持到现在。”
在陶华碧的意识中，尽管不借贷，只能凭借自身的积累，以较慢的速度稳健发展，即使错失一些机会，总比因为盲目资本运作而倒闭要强得多。
除了老干妈坚持不上市，当我们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一些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长寿家族中小企业似乎对资本市场的需求不是很强烈，作为欧洲代表的德国更是如此。
关于德国企业为什么不热衷上市这个问题，德国咨询公司柏林合伙人（Berlin Partner） 国际事务负责人托马斯·埃因斯费尔德（Thomas Einsfelder）的答案是：“因为德国的股市不发达。”
托马斯·埃因斯费尔德解释称，在德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98%，由于德国的股市相对不发达，因此很难把企业做好后立刻申请上市，尤其是“圈钱”后退出（[美]戴维·奥德兹，[德]埃里克·莱曼，2018）。
基于此，中小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做好更为长远的发展规划。在这当中，很多又是家族企业。经营者信奉世代流传的“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的经营哲学，他们通常不会为了纯粹去追求利润而去进行资本运作，上市的选项也因此被排除在外。
正因为如此，这就进一步地加剧了德国股市的不发达。托马斯·埃因斯费尔德说道：“不过，也正因为资本市场不发达，许多德国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都会老老实实地把产品做到最好，把管理做到最好，反而让德国的实体经济变得特别强大。”
在托马斯·埃因斯费尔德看来，这反而彻底地激活了德国中小企业的活力，问鼎世界成为隐形冠军。根据《欧洲时报德国版》的报道显示，全球目前共有2，734家“隐形冠军”，其中德国就有1，307家，占总数的47%；美国有366家，位列第二（周磊，2015），见表1。
表1 “隐形冠军”企业国家排名
对于“隐形冠军”，西蒙顾和管理咨询公司（Simon-Kucher& Partners）创始人赫尔曼·西蒙教授设置了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该企业所经营的产品不能低于世界市场排名前三或者大洲第一；
第二，年营业额不超过50亿欧元；
第三，企业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熟悉。
赫尔曼·西蒙教授解释称，之所以没有设定企业的年营业额的底线，是因为在全球化和通信业发达的背景下，即便是微型企业也能在全球市场上叱咤风云。例如，来自德国波恩的管风琴制造商——克莱斯公司，其员工人数一直保持在65人左右，年营业额只有600万欧元，但却垄断着世界最负盛名的歌剧院或教堂的管风琴市场。
当然，以年营业额的标准也是变动的。1995年，当时设定的年营业额的上限额是30亿欧元。2015年，其标准是50亿欧元。基于此，随着企业纷纷全球化，“隐形冠军”的规模也在过去20年内增加了近8倍，因此原有的指标也须往上提升才能符合实际情况（周磊，2015）。
德国中小企业经营者坚守“小而美”
许多企业家热衷以“大即是美”为基础，实现自己的全球化战略。然而，一项研究数据表明，越是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绝大多数公司却很小。事实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荷兰和日本，中小规模的企业总量超过95%，其雇员人数往往不足500，德国的经营者更是坚守“小而美”。
在德国企业经营者看来，“小”不仅仅是美，还是经济表现和韧性强大、持久的窍门之一。数据显示，2003年，这些被称为“Mittelstand”的中小企业占私营就业岗位的70.2%，占销售额的41.2%和附加值的49%。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其中还隐藏着跨行业的差异。在建筑、酒店、餐馆和其他服务业，中小型企业的销售额占比超过80%，但在汽车、石油提炼、航空运输和电信领域的销售额不到10%（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按照德国经营者的理解，中小企业的含义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指公司的大小。根据德国自己的定义，中小企业的雇员人数不超过500人，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见表2。
按照这个标准，几乎所有德国公司都属于中小企业——它们占公司总数的99.6%，雇用了60%的员工，占略高于1/3的销售额。
第二个方面主要侧重于微妙的质的问题。构成中小企业的要素未必是某个特定的规模标准，而可能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战略、治理、金融、人力资源实务和发展方向。这里，企业的规模轻于发展方向、价值观和运作方式。即便博世（Bosch）或伍尔特（Wurth Electronics Group）这样的大公司，也可能与更小、更典型的同行有共同的看法、策略和价值观，因此常常被视为德国的中小企业（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对此，《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小企业成功的定义如下：成为利基市场的世界领袖，哪怕客户在半个地球之外也不负‘万事通’公司的盛名，争当受益于全球化而不是被其冲毁的‘隐形冠军’。再者，中小企业可以在小城镇雇用50~500人，意味着有才华的青年不必去大城市找寻成功之路。这是分散权力（此处指经济）的另一种方式。产生德国大部分企业收入的中小企业的成功，与国家对制造业的支持密不可分。”
《新闻周刊》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原因是中小企业对德国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中小企业解决的就业基数很大，为中小企业工作的员工占到60%，就职于大公司的员工仅仅只有20%。另外，83%的学徒来自中小企业。
在德国企业和服务部门供应知识型人力资本体系中，其主要的人才来源于中小企业。当然，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无法建立专门的研发部门。虽然如此，依然有35万名研发科学家和工程师受雇于私营企业，大约有1/4效力于这些小公司。数据显示，2013年，德国中小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大约为87亿欧元，用来开发新产品和生产技术，约占研发项目总支出的15%（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据欧洲专利局统计，德国的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数量庞大的德国家族企业，普遍会拿出相当比例的利润用于研发（叶克飞，2022）。一项研究数据表明，相比大公司，中小企业用于研发的收入和劳动力均占比更高，见图1。
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到，德国中小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很高：46.3%的中小企业在内部创新的研发支出占德国总研发支出的9%；61%的中小企业参与了一些创新活动，超过51%的企业引入了组织创新或营销创新。许多中小企业也选择合作研究来更新技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三分之一的研究合同收入来自中小企业。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过去两年中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些产品占总销售额的11%，见图2（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健全的科创金融体系
银行在金融行业投资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健全科创金融生态体系”中讲道：“科创金融是适应科技创新特点和需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多年来，中国金融在服务和支持科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科创金融方面还不够健全（新浪财经，2019）。”
在演讲中，肖钢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例，对比了德国和日本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见表3，见表4，见表5（新浪财经，2019）。
表3：美国创业投资各阶段占比（%）
表4：德国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
表5：日本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
这组数据说明，健全的科创金融体系是保证中小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方面。正因为如此，《哈佛商学院》给予较高的评价：德国经济的最后一个显著特征是银行在金融行业投资中的核心作用。
在所谓的“Hausbank”体制中，个体企业与提供融资和潜在投资咨询的合作银行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在中小型企业，这些主要往来银行为抗衡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缓冲，因为它们在经济衰退期间往往更愿意投资新工艺。对于银行而言，它们通过直接所有权网络和储户授予的间接代理控制权，对企业具有直接影响力。德国三分之一的银行，包括州储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家族经营，隐于小城镇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
梳理发现，德国中小企业通常拥有企业寿命长，普遍位于偏远的小城镇里，更为重要的特点是很少上市。《经济学人》报道称：“（德国中小企业）常常被誉为支撑世界第四大经济的骨干群体。它们个个都是世界级领袖，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它们通常由家族经营，隐于小城镇，只被购买它们的特定机器和零件的企业所熟悉。”
在这篇报道中，《经济学人》提到几个较为关键的词语——家族经营，隐于小城镇，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可能读者会问，德国中小企业为什么不热衷把企业弄上市呢？答案是，这些企业的家族企业属性。
前几年数据显示，德国的350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8%，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家族企业。德国的家族企业百强，平均寿命已超过90岁。以德国人的耐性，他们更希望企业传承下去，所以不会盲目扩张，股市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就不高（叶克飞，2022）。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德国中小企业不光在生产制造领域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而且稳住了就业和经济增长，见表6。
表6：欧洲的中小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
数据显示，由于只有少数中小企业上市，或者由外部私募股权公司掌控，这就保证了企业的稳定经营。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发布的2020年数据，截至2019年底，德国拥有大约3，275，000家企业。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发布的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德国共有3883家上市公司。
与庞大的企业数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上市公司占比0.00118%，而且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费用在欧洲发达国家里最为低廉，但是大多数德国“隐形冠军”和很有实力的德国中小企业都没有上市（叶克飞，2022）。
众所周知，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Frankfurt Stock Exchange，缩写为FWB），又称德意志证券交易所，号称欧洲最活跃的证券交易市场之一，是世界四大证券交易所之一，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并推出的一个包含有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的蓝筹股指数。根据德国DAX（Der Dax）指数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7月31日，德国DAX30的公司按市值排名如下，见表7。
表7：2020年7月31日德国DAX30的公司市值排名
在德国的中小企业中，占比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又都是家族企业。由于家族私营的中小企业，尤其当涉及控制权和决策问题时，通常会抗拒以外部融资的代价换取企业短期的增长。一旦外部融资，无疑会损害中小企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正因为如此，德国中小企业的债务比率是世界最低的。即使是目前，德国中小企业的债务比率甚至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与中国企业经营者热衷资本运作存在天壤之别。
在德国，虽然资本市场的利率较低，但是德国中小企业经营者为了保持高度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更倾向通过自己的实际财力，保持和扩张规模。对此，德国中小企业的经营者把“适者生存”视为圭臬或者箴言，而不是中国某些企业家倡导的“胖者为尊”。
当然，并不是说德国所有中小企业都不上市，有些经营者一样抵制不住诱惑，也上市，或把所有权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
例如，创建于1748年的唯宝公司、创建于1879年的罗森塔尔公司、创建于1948年的高仪集团等。然而，这部分曾经的家族企业和私营中小企业因为上市或者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其后续业绩表现却因为战略重点的改变，陷入了过于看重快速但短视的市场份额增长的陷阱中，失去了之前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由于家族企业自身抗拒公开上市和私募股权公司，坚持稳定的经营策略，因而能成为悠久传统、跨越数代人的最古老的家族企业，见表8（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表8：德国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排名
1340年，工匠乔汉·普里姆（Johan Prym）开设作坊，在亚琛地区开始生产针和纽扣。如今，以其后人威廉（Wilhelm）金匠命名的Wilhelm Prym GmbH公司依旧保持着较强的活力，目前已经成为欧美织物整理加工市场的领导者。该公司业务遍布全球，销售收入达到3.5亿欧元。
据了解，Wilhelm Prym GmbH公司（威廉普莱姆股份有限公司）始终由该家族掌握，目前已经传到第16代。该公司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们秉承德国中小企业的座右铭——将优良传统与创新完美结合。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Wilhelm Prym GmbH公司（威廉普莱姆股份有限公司）忠于自己的原则和根本，但也懂得把握良机，借助像1903年弹簧搭扣这类根本性的创新大展宏图（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丰富多样的研究机构
给企业提供创新技术支持
德国企业能够成为世界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离不开德国拥有丰富多样的研究机构。
在德国，人们广为人知的无疑是由67家学院构成的、成立于1949年3月26日，以德国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约瑟夫·弗劳恩霍夫（Joseph von Fraunhofer，1787-1826）的名字命名的、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该机构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在德国有74个研究机构，约28，000名员工（截至2017年5月），每年的研究额为28亿欧元，其中23亿欧元用于合同研究领域。
另外，组成马普协会（Max Planck Gesellschaft， 简称MPG，英文为Max Planck Society）的机构也许更有名更受世界瞩目，全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Max Planck Gesellschaft， 简称MPG，英文为Max Planck Society），是德国最大的非大学性质的科研学术组织，致力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
马普学会是以注册协会形式存在的受私法约束的非营利性组织，总部位于慕尼黑。其最高决策机构是由中央、地方、科学界和舆论界等代表组成的评议会（Senate）。截至2017年底，学会共有雇员23，425人，包括20，383名合同制人员，1，199名学生和1，843名访问学者，在合同制人员当中有6，772名专职科研人员，担任所长（实验室主任）、课题组组长或科研助理，占比达到33.2%。
马普学会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负担，此外，学会及其下属机构还接受来自公共和私人捐赠以及欧盟的第三方项目资助，学会2017年的年度财政预算达17亿欧元。
自1948年成立以来，这里至少产生了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会目前下设84个研究所和实验室，其中4个研究所和1个实验室分布在海外，另有17个与各国顶尖科研学术机构共建的国际研究中心，各研究所每年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总计15，000余篇。
对比两家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更为侧重应用研究，为企业提供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是其致力于实现的目标，由此无形中在基础研究和商业化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公开资料显示，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是一个公私合作的部门，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非竞争性资金”和“竞争性资金”两种类型：
第一，“非竞争性资金”主要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欧盟投入的面向工业和社会未来发展的科技事业基金等，即公共资金。弗劳恩霍夫预算的剩余65%来自公共资金。大约25%的资金是通过国家和国际研究经费获得的。其余40%的预算由德国政府的基础资金提供。其中这一基础资金的约三分之二（占总收入的27%）被分配给了各个研究所，这个分配方案促使研究所所长们从欧盟和工业界吸引更多收入，见图3。
另外10%的基础资金在经过一轮有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提议之后，进行竞争性分配。这些高风险的研究项目也为促进各研究所之间合作提供了机会，很多成功的提案是合作性质的。另外10%的基础资金用于购买新设备。最后，执行委员会将其余15%的基础资金用于资助各种重大投资。例如，新研究所的基础设施、研究所的搬迁、特别战略项目等（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公开信息披露，该方案是由前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伊姆布施（Alexander Imbusch）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它的实施伴随着弗劳恩霍夫开始在资源、产出和声誉方面的扩张。在这一共同框架内，研究所所长根据优先次序采取了差异化的筹资战略。一般来说，公共资金用于资助较长期项目（3~10年），而私募资金用于较短期项目（1~2年）。该方案的灵活性使得弗劳恩霍夫可以从事那些私营部门通常急于获得短期收益而不愿从事的项目。（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第二，“竞争性资金”主要指来自公共部门的招标课题以及与产业界签订的研发合同收入等，见图4。
数据显示，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政府：（1）1/3资金直接来自德国政府。（2）1/3资金来自政府，但这笔资金间接投于政府签约的应用研究。（3）1/3预算来自与私营部门的应用研究合同这源于弗劳恩霍夫与工业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见图5。
事实上，无论巨型公司还是小公司，在面临技术挑战时，都会定期联系弗劳恩霍夫。作为回应，弗劳恩霍夫会召集一组来自几个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来承担这个项目。项目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以往研究获得的知识储备使弗劳恩霍夫处于一个独特地位，能够快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弗劳恩霍夫的研究机构具有广泛的科学跨度，这使得他们几乎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是大跨度的多学科解决方案需求也不成问题，同时会在不同行业的研发中投入不同比例的经费，见图6。弗劳恩霍夫一位高管介绍说道：“弗劳恩霍夫充满了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需要提到的是，在弗劳恩霍夫和企业之间，二者的关系往往受到合同的约束，合同中会详细说明价格和知识产权。弗劳恩霍夫收取的价格与项目开发的成本成正比。其中不包括弗劳恩霍夫在该项目上使用的知识的研发产生的历史成本，并且这一成本与最终产品的成功无关。一般按开发成本小额上浮15%收费。弗劳恩霍夫每年参与6，000到8，000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的规模差异很大，从不到1，000欧元到几百万欧元不等，见图7，研究合同的收入约占弗劳恩霍夫预算的35%，（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弗劳恩霍夫协会2014年的总预算为27.5亿美元，支付超过2.3万名员工，其中多数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资。2012年时，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6，000项有效专利和专利申请；同年该协会创造的知识产权产生总计达1.6亿美元的许可收入。
由此可见，作为弗劳恩霍夫协会成员的研究机构大幅提升德国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们作为知识从基础研究向制造技术商业化溢出的制度性渠道，通过生产工序及产品创新强化了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此得以开发品质高且技术先进的利基市场。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技术与经济政策董事会高级项目官员苏娅·希瓦库玛尔（Sujai Shivakumar）坦言：“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参与和贡献，使同一地区的制造过程与创新过程相互耦合：如果不自己制造东西，对创新起决定作用的知识将土崩瓦解。”
查尔斯·维斯那与苏娅·希瓦库玛尔的观点不谋而合，查尔斯·维斯那说道：“德国成功的一个根源在于，集中精力支持与中小企业相关的研究，而这些企业不太可能将生产转移到国外。通过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德国为这些公司提供它们负担不起的技术、设备和服务。这样，纵然德国工人的工资排在世界前列，它还是巩固了自己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基地，保留了良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不仅给企业提供技术，同时还通过资产分派鼓励员工自主创业，由此衍生了一批企业，这也为弗劳恩霍夫科学家开发的一些技术为新公司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1）位于圣奥古斯汀的弗劳恩霍夫应用信息学研究所，与德国公司密切合作的开发数据管理工具和分子层面的扫描技术。
（2）位于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携手建筑公司共同研究新型噪音消除材料，并运用湿热分析（即热量和水分穿过建筑物的原理）更高效地进行建筑设计。
（3）耶拿弗劳恩霍夫应用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掌握着光学技术的百年竞争优势。该研究所联合卡尔·蔡司公司与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学，开发了光学透镜和精密切削等新技术，如激光测量、抗光和激光新材料的应用等。新技术推动了耶拿光学集群的发展，这座约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一口气创建了40多家光学技术公司。
（4）制造精密仪器的马尔公司（Mahr GmbH），与耶拿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签约，合作研发一种可以实现快速3D测量的新产品。技术成功开发后，公司买下许可权利开始制造新产品（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数据显示，从弗劳恩霍夫衍生而出的公司的失败率不超过10%，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创业公司的失败率。尽管存在估计值差异较大的问题，但本世纪初美国初创公司的失败率为90%。如果衍生企业不成功，科学家们可以在离开后的头两年里再次回到弗劳恩霍夫。尽管有这些内在保障、以及新开发技术数量和高成功率，弗劳恩霍夫出乎意料的每年只有30到40家衍生企业产生（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当然，弗劳恩霍夫鼓励创立衍生企业，主要还是源于这可以将转化实验室开发技术提供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地，分拆出来的公司会租用其他弗劳恩霍夫的技术，并与弗劳恩霍夫签订研究合同。弗劳恩霍夫会在大约一半的衍生企业中持股，而这一持股比例从未超过25%。（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当技术解决后，衍生企业的资金就需要从市场来解决，据了解，此类衍生企业的资金主要（90%）来自风险投资。剩下的10%被天使投资人和银行贷款平摊。最常见的退出策略是通过同行买卖。例如，2005年，雅虎斥资1.6亿美元收购了1999年建立的基于数字音频文件和下载软件的分拆业务。2007年，杜比以2.6亿美元收购了Coding Technologies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音频压缩技术的商业化。从这两笔交易中，弗劳恩霍夫分别获得了68.8万美元和1，170万美元。在大多数剥离企业中，弗劳恩霍夫的初始股权在随后几轮风险投资中被严重稀释。尽管平均每年有40家衍生公司，2008年由此获得的销售收入只有2，100万欧元。剥离后的公司由弗劳恩霍夫风险投资公司（Fraunhofer Venture）的部门管理。而弗劳恩霍夫风险投资公司并未计算其项目组合的回报率（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由此不难看出，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体现的，是构建德国制造业良性循环的三位一体式关键机构机制：知识创造与溢出体系、地方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以及约束性地方策略（区域经济政策）。
德国高劳动生产率
无须牺牲竞争优势
也能抵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
德国企业能够成为隐形冠军有一个潜在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德国的高劳动生产率。所谓劳动生产率通常指每单位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的产出。统计德国生产率的德意志银行称：“生产率是每单位劳动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实际价值。”
不难理解，正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成本——劳动力成本与生产率之比，揭示了德国这类高劳动力成本国能够获得并维持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原因，由此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无须牺牲竞争优势也能抵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在欧洲，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排名最高，见表9。
表9：生产率与单位劳动成本
事实上，不同国家的员工在一周或一年的工作时数存在较大的不同。例如，众所周知，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相对较短；法定假日也更多，工人每年确保有6周假期（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德国广泛的德国学徒和培训制度
德国拥有世界第一的隐形冠军，主要还是源于德国广泛的德国学徒和培训制度。中小企业是德国职业培训体系的基石，占所有学生学徒总数的81.9%。中小企业也对德国出口的成功做出了直接贡献，占德国出口的21%。所有收入在500万到1，000万欧元之间的中小企业中，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产品实现出口。
究其原因，德国学徒和培训制度，能够保证制造企业获得身怀必备技能的工人，从而实现效率和生产率的最大化，意味着年轻人不仅学习当地制造企业高度重视的技术，也能掌握各种软技能，比如为了能顺利为公司做贡献所必需的可靠性和沟通能力。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共有128万名学徒，其中99.5%的学徒在完成学徒期后获得了工作。此外，超过50%的公司表示他们计划继续雇用其学徒。这表明，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相当成功，几乎所有完成学徒期的学徒都能够找到工作。
德国联邦教育和科学部（BMBF）发布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非德国籍青年选择到德国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截至2019年，约有25%的Azubi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来自欧盟国家的学徒数量从2013年的约12，000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约29，000人。虽然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学徒数量也在增加，但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要求学徒具备足够的德语水平才能参与到工作和培训中来，因此在德国学习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非德国籍学生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德语水平。即德国投入高质量的劳动力，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拥有广泛的职业培训体制，见图8。
公开资料显示，德国基于“双元制职业教育”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学徒制度，即雇主和国家共同为未来的雇员支付技术教育费用。参与的学生可以获得由德国工商会（DIHT）颁发的技术证书。大多数学徒制是与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合作制定的。1969年的《职业教育法》正式确立了双元制体系。至20世纪90年代，向378个正式确定的职业提供证书，其中大多数需要经过三年的培训计划获得。在22岁以下的德国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接受了职业教育（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德国广泛的职业培训体制直接提升了大规模德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见图9。这些中小企业通常针对高端细分市场，并且一般是家族所有和管理。例如著名的保时捷和哈瑞宝（HARIBO），以及大众相对少见的生产轴承、刀具和制造设备的专业公司。中小企业严重依赖当地的职业技术学校来帮助培养劳动力。许多公司太小以至于没有自己的研究实验室，而那些有实验室的公司也经常通过与研究协会合作开展联合研究项目（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德国复杂的工人代表制度
德国企业能够成为隐形冠军有一个潜在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德国的复杂的工人代表制度。
赫伯特·吉尔希、卡尔·海因茨·帕克和霍格尔·施米丁分析了后“二战”德国的经济奇迹后发现，德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奇迹，重要的归因就是薪酬。他们说道：“即便生产率突飞猛进大大增强了德国制造商相对于国际贸易伙伴的竞争力，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资仍只是稳步提升。”
在他们看来，随着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开始衰退。由克里斯蒂安·杜斯特曼（Christian Dustmann）、伯恩德·斐岑伯格（Bernd Fitzenberger）、乌塔·勋伯格（Uta Schönberg）和亚历山德拉·斯皮茨-恩纳（Alexandra Spitz-Oener）组成的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也证明了此观点。适度的工资增长助燃了德国“从‘欧洲病夫’到经济巨星”的复原，即使 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德国的工资增长一直受到抑制，与欧洲邻国及贸易伙伴相比，其更加明显，见图10。
根据图10所示，在1997-2013年间，德国每小时工资的年均百分比变化（以美元计）为3.3%，远低于法国（3.5%）、意大利（4.0%）和西班牙（4.5%），却高于美国（2.9%）和英国（3.0%）。
数据表明，德国约60%的每小时工资成本用于工作时间支付，包括直接工资、加班费和夜班费。相比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德国的工作时间报酬是最高的，见图11。
在薪酬方面，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德国的社会保险费用相当低（包括退休金和伤残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病假工资、人身意外险、工伤和疾病赔偿、失业保险和离职金等），也低于美国。这与德国复杂的工人代表制度创造了一个以低冲突、高工资压缩和高技能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有关。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会很少罢工。但它也影响了德国的创新密集型出口行业。
最重要的是德国的模式化的工资谈判制度，在这个制度中，金属部门的工资谈判确定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标准模式。谈判工资所涵盖的劳动合同的很大一部分，使工会有可能实施广泛的工资限制，以便控制通货膨胀或提高出口竞争力。例如，在2001年到2005年之间，尽管德国的生产力在提高但实际工资却下降了4%，见图12。成本的降低使德国生产商在欧元强劲升值期间仍享受到出口增长（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不可否认的是，一致的工资谈判还有另外两个影响：
首先，工会就工资等级进行了谈判，在不同资历和技能水平之间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工资压缩。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异常低。2009年，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27，在134个国家中排名第125位（包括在德国统一期间被吸纳的1，600万新公民，他们的平均收入比西方国家低40%）。
第二，由于一致的工资谈判对竞争公司也实行了同样的工资等级，因此挖走熟练工人的做法在德国是不常见的，见图13。由于公司不必担心技术工人的流失，工人也不希望在公司间频繁流动，因此双方都倾向于将精力大量投入到公司的专业领域上（迭戈·科明、贡纳尔·特朗布尔、凯瑞·杨，2012）。
此外，德国直接支付的福利（像季节性和不规则的奖金，或节假日非工作时间的报酬）异常之高，因为它的节日和假期相对较多（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事实证明，较高的薪酬则会折损企业竞争力。按照法规要求，社会保险支出计为私人、契约社会效益成本和劳动力相关税收减去补贴。直接支付的福利主要是休假报酬、奖金和实物偿付。工作时间报酬主要是基本工资和薪金、加班费、休假支付、奖金与实物偿付。工作时间报酬也是基本工资和薪金、加班费、固定奖金、保费（每个支付周期均有支付）以及生活成本调整（戴维·奥德兹，埃里克·莱曼，2018）。
事实上，欧洲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较高的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企业竞争力。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落在德国之后的三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英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丹麦、芬兰、挪威、斯洛文尼亚，见图14。
对于德国中小企业热衷坚守做隐形冠军，如果再往深一层探讨，德国对制造业的坚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通胀的恐惧。一战后，德国因为要支付巨额赔款，一度选择印钱，使得货币急剧贬值。德国马克最大面值一度由1万飙升到10万亿的天文数字。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德国人的基因，使得之后的德国对通胀极为警惕，不会尝试“开闸放水”之类的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坚持在人力资源、技术和制度等供给端进行投入（叶克飞，2022）。
**原标题为“家族经营，隐于小城镇，抗拒外部融资，专注小而美的德国中小企业凭什么隐形冠军世界第一”，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财富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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