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三十六计，出版了多部著作，认为无论东西方，三十六计表现的是普遍的行为模式；在您看来，这其中凝聚了怎样的智慧？ 胜雅律：我想用太极图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太极图黑色的一半代表奇，白色的一半代表正，两部分组成一个统一体。在人生中用正即白色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同样用全奇即黑色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把正和奇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用正还是用奇的方法好。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您的研究后来从三十六计上升到了谋略？您如何理解谋略？ 胜雅律：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智慧不限于奇，还包括正，这种兼顾奇和正处理问题的智慧，我称之为谋略。谋略包括正的思想，比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也包括奇的思想，比如藏巧守拙韬光养晦，它的范围很广，因此要想全盘了解中国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就要研究谋略，只研究计策是不够的。 中新社记者：2017年您出版的《瑞士之道》，为什么用中国《道德经》里的智慧描述瑞士的治国之策？ 胜雅律：1971年到1973年，我在台湾留学，第一次接触到老子的《道德经》，当时觉得非常陌生，里面的思想好像没有英雄气质，没有强大和斗争，似乎同西方人没有多大关系，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但后来我重读《道德经》，想法开始转变。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您说自己是西方少有的重视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哪一点让您印象深刻？ 胜雅律：1975年到1977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学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希望了解它对中国现实的影响。之后我慢慢认识到，我在瑞士所学的法学(备注：留学前胜雅律已拿到苏黎世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在北京大学所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法学关心规范世界，马克思主义关心改造世界，可以说都属于干预性(Interventional)思想体系。 中新社记者：您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时候，非常重视中国官方文件和法律法规，强调要把现象学方法和规范学方法相结合，为什么？ 胜雅律：我是苏黎世大学的法学博士，也是一名瑞士律师，学术生涯伊始就很重视法律法规和官方文件，也习惯于阅读和分析规范性材料以及不那么诗情画意、在很多人看来枯燥无聊的表达方式。我用规范学方法研究中国官方文件，是为了预见未来中国的发展，因为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研究中国对未来的设想、未来方向以及目标。 中新社记者：对于西方业界，您强调在观察和研究中国时要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摒弃意识形态和偏见的干扰，否则就会误判中国形势，您能否详细阐述？ 胜雅律：我认为西方业界最根本的问题是不重视认识论。西方政治家、新闻记者或者智囊，都认为认识世界非常简单，只要睁开眼睛，看看统计，现场考察，采访一些人，最后把搜集的材料用西方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历史等理论和经验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认识。其实，认识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受访者简介： (责任编辑：休闲)
资料图：航拍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广场。中新社发 屈高烽 摄同时，不能因为太极图中黑白各占一半就认为正所发挥的作用和奇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大，我认为要以正为主，以奇为辅，重要的是尽量用正的方法解决问题。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再在法律和伦理允许范围内用奇的方法。从我的经验看，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用正的方法解决，少数问题才需要用奇的方法。中国三十六计凝聚了奇的智慧，给人们提供了在奇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因地制宜地找到一个具体方法来出奇制胜。有些人对三十六计或者说对计谋持负面看法，但我认为，不应该轻视小的东西，小的东西有时候影响巨大。比如新冠病毒那么小，人的肉眼都看不见，却对世界影响这么大。因此雕虫小技一类的说法比较肤浅。谋略代表着长期规划和布局。1985年，我在中国报纸上读到中国领导人的一篇报告，讲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后，要把中国建成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当时很震惊，后来在瑞士重要的《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专门把2049年放到文章副标题，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百年目标——它的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了西方各种战略规划，这也是谋略的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我突然觉得《道德经》恰好是瑞士这个国家处世的蓝本，所以用几乎100条《道德经》语录解释瑞士的处世方式，比如小国寡民无为不争等思想，与瑞士的小国身份、中立原则等非常符合。可以说约2500年前，已有一位中国智者阐明了今天的瑞士的处世艺术。《瑞士之道》出版后，《新苏黎世报》写了书评，不过用中国哲学思想来解释瑞士，还需要时间让人接受。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我印象最深的是主要矛盾理论及其政治实践。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确立政治路线，主要矛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发挥具体影响的关键部分，比如过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各项具体方针和政策都相应发生了变化。
资料图：202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接下来，当然还要看现实情况，这就变成现象学考察，即通过考察各种实在的现象来了解那些设想的实践情况;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各领域基本都在按官方文件的设想发展。比如阿富汗战争，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打了近20年的仗，结果全盘失败，他们战败不是因为武器不好、不愿花钱、害怕牺牲等等，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不了解阿富汗的国情，看不到认识论的重要性。又比如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报道中国，陷入西方自我中心的死角，也是因为认识论出现问题，潜意识里把西方视作当代文明的创造者，将西方的科技优势代入人文领域，认为西方是民主、人权的老师，觉得自己非常高明，由此滋生傲慢和偏见，无视或者不愿承认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变化。这里我想介绍我提倡的认识论——全顾学方法论，它要求在分析、解决问题时必须全顾一切方面，从多种意识形态出发加以学习研究，因为不同意识形态对问题一切方面的看法并不一样，这意味着从多个意识形态看问题要优于从单一意识形态看问题。因此我很高兴在北京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它拓展了我认识世界的视野，完全符合全顾学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依靠这一方法，我在研究中国法律之余，兼顾了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研究中国三十六计就是我兼收并蓄的收获之一。(完)
胜雅律，瑞士知名汉学家，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专业终身教授，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1988年出版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上册)》，其后出版《智谋(下册)》《谋略》等著作，2011年翻译出版德文版《孙子兵法》，2017年出版《瑞士之道》，2020年出版《给法律人士的36计》，2021年出版《中国民法典中的继承法》;精通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多年来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 相关内容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