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导读】2023年11月19日，炸掉央行阿根廷大选落下帷幕，南美极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当选。特朗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普捅破桩米莱身上有诸多标签，强调经济美元化、政经对外与美国保持一致、危机退出金砖国家、炸掉央行炸掉央行等竞选话语，南美使得各界对其当权后的特朗阿根廷内政、外交走向产生忧虑。普捅破桩有评论指出，政经米莱这一政治“特例”的危机当选，代表了阿根廷人民对经济困顿的炸掉央行愤怒，和对传统政客、南美政府的特朗失望。然而，从阿根廷历史发展脉络看，其政治、经济的深层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改变执政者和施政纲领就能实现的。本文梳理阿根廷各届政府尝试拯救经济的各种手段和方案，分析了背后的深层问题。
20世纪中叶前，阿根廷一直是全球富裕国家，GDP进入全球前十。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阿根廷的一系列政变，打破其国内的稳定发展，左、中、右派，军队、文人政府轮番上台，政策失去延续性。在各派轮番上台的政治钟摆运动中，一些极端的经济政策往往能在施政初期展现一定效果，却很快因为过于极端的问题，丧失效果，甚至使经济陷入更深泥潭。除了经济政策极端和不稳定的问题之外，阿根廷政治腐败问题严重，公务员体系的冗余人员消耗大量财政资金，低效的政府却无法提供足够良好的公共服务。阿根廷对外债务也不断积累，引发严峻的债务问题。20世纪末，右派对阿根廷经济的大面积私有化，虽使政府短期内获得大笔资金，却也进一步断送阿根廷经济的自主性。
当下，阿根廷正面临严峻的通胀问题，阿根廷黑市上，美元对阿根廷比索汇率甚至超过1比1000。严重的经济问题，并非能以简单的经济政策或加入、退出某个组织就能解决。从短期竞选结果和执政前景看，米莱带领的政党没有足够的议会席位，后续必然面临诸多交易和妥协。而阿根廷这个拉美大国如何破除在各种无延续性的政策之间不断摇摆的命运，是其需要回答的真正问题。
本文原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原题为《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其教训——兼论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其教训
—— 兼论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
2002年新年伊始，世界上的两种货币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欧洲，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喜形于色，对前景充满了希望。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大规模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迫使政府放弃比索钉住美元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的信心急剧下降。应该指出，阿根廷不仅遇到了债务危机，而且还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经济危机使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雪上加霜”，而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则使经济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当然，在这3种危机中，经济危机是主体，而其本质则是债务危机。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至20世纪初，阿根廷不仅以优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闻名于世，而且还因富庶享誉全球。当时，阿根廷因大量出口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为“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1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略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当。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远不如上述国家。不仅如此，在人类告别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画面上的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位总统，其中1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应该说，阿根廷拥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多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一)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印度的85%。占全国总面积1/4的潘帕斯草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阿根廷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
(二)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较丰富。
(三)阿根廷拥有5000多千米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
(四)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不存在民族矛盾。而且，总的来说，阿根廷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素质也较好。
(五)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独立。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稳定。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然而，1930年发生的一次政变为近70年的政治稳定画上了句号。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5次，持左、中、右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可以想像，这些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前后一致或互相照应的。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人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终因不敌英国而失败。这场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及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征着“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的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根廷从此就走上了政治稳定的道路。一方面，军人并不甘心留在军营里，他们多次发动未遂政变；另一方面，经济形势难以好转，党派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切终于迫使阿方辛于1989年提前5个月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自己的牺牲来减少人民的牺牲”。
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过，人们常常把阿根廷的政治动荡归咎于经常发动政变的军人，但文人政治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使阿根廷的宪法体制合法化。不论政治动荡的责任应由谁承担，阿根廷的发展道路表明，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据说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东西和坏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拥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这一笑话将阿根廷历届政府贬为“坏东西”显然是欠妥的。但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一些政策确实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例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根廷政府一直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干预的手段之一是，用国家资本的力量，通过国有化等手段，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但主要是在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主要领域。
20世纪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应该说，国有企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而在国有化运动之前，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此外，国有企业还提供大量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为社会稳定和推动工业化做出了贡献。
然而，阿根廷的国有企业长期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许多企业长期严重亏损。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根源是：企业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企业所需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巧；政府给予的种种保护和优惠削弱了企业的活力；企业得不到政府的财政补贴就难以为自身的技术革新筹措足够的资金，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却被人为地压低定价。
当然，把阿根廷经济走下坡路的责任归咎于国有企业是有失公允的，但国有企业的亏损确实使阿根廷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从而影响了政府干预的效果。此外，在许多阿根廷人看来，庞大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此后，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种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可见，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种植业，都使阿根廷在历史上成功地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出口畜产品和农产品来获得外汇收入。
不容否认，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内向发展是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点。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处于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中。然而，保护的代价是高昂的。例如，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通过政府的高度保护来发展本国工业的实例并不少见。例如，19世纪，美国和德国曾对制成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20世纪70年代，日本也实行大力控制进口的政策。但保护必须适度，否则“幼稚工业”就不可能发展。
针对进口替代模式的种种弊端，梅内姆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政府降低了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私有化使政府获得大量收入。这样，政府既可以继续大手大脚花钱，又可以继续向政府官员支付高薪，还可以继续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
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与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学者L.哈里森认为，历史上同为欧洲殖民地的北美洲与南美洲之所以今天在发展道路上取得不同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认为，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弘扬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鼓励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还有人认为，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
且不论哈里森的“文化决定论”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费意识是很强烈的，因此其储蓄率难以提高。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4%，既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又低于巴西(18.6%)、墨西哥(22.4%)和智利(25.2%)，更低于韩国(33.8%)。事实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韩国，1998年两国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个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资来扩大再生产。因此，在80年代初爆发债务危机后不到20年，阿根廷再度爆发这种危机就不足为奇了。
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储蓄率既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快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并在不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进而扩大了投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使储蓄和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阿根廷的这种重消费、轻积累的特点，在庇隆当政时推行的民众主义政策中得到了体现。为了寻求更多民众的支持，庇隆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或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如在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然而，当阿根廷经济因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时，庇隆无法有效地推行其民众主义政策。1955年9月，在军队和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庇隆交出了权力。
1910年，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写过一首名为《我为阿根廷歌唱》的诗，以赞美欧洲移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热爱。然而，一个世纪后，在阿根廷，有钱人不断地将其资金转移到国外，而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竞相移民到西班牙、意大利或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阿根廷人中约有30%不再回国。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90年代期间阿根廷人的比重增加了1倍。
2002年1月中旬，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与会者甚至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阿根廷是否已成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失败国家”这一提法多年前就已出现于美国学术界。其含义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如不能有效地征税，不能维系社会秩序，等等)。《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文章说，国际上一些学者多年来一直将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苏丹和刚果等国家视为“垮掉的国家”。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却高达8000多美元。阿根廷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且不论阿根廷是否已步入“垮掉的国家”的行列，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人们至少可以从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和有效；在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外向发展优于内向发展，尽管外向发展并非十全十美；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提高国内储蓄率，才能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阿根廷危机的根源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固有的缺陷与80年代初不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终于使阿根廷在1982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被称作“失去的10年”的8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0.7%，而通货膨胀率则居高不下，1989年高达24%。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通胀问题依然很严重。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发现了通胀问题的根源。他认为，通胀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控制，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用开动印钞机的方法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因此，如能阻止政府随意增加货币发行量，那么通胀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基于这一推理，卡瓦略制定了著名的“兑换计划”。1991年4月，国会通过了这一计划并使之成为法律。这一计划的要点包括：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等于1美元的水平上，货币基础完全以中央银行的储备作保证，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活动所需的比索可自由兑换，允许美元成为合法支付工具，禁止任何契约采用指数化。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比1，外汇的买卖依然不受限制。
可见，“兑换计划”的核心就是货币局汇率制度。事实表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消费品价格仅增长了3.9%，为40年来的最低点，90年代末有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无怪乎卡瓦略表示，货币局汇率制度在阿根廷至少可以存在60年。梅内姆也认为，“兑换计划”使阿根廷“这一节车厢搭上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确实，“兑换计划”如此成功，以致于国际社会将卡瓦略视为阿根廷的“经济能人”。
“兑换计划”的实施以及梅内姆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既使通胀问题得到了控制，又使阿根廷国民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阿根廷(1991~2000年期间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外国银行也愿意向阿根廷提供信贷。此外，1比索等于1美元这一汇率使阿根廷人觉得到迈阿密或巴黎等欧美国家的城市去旅游很便宜。他们无不自豪地认为：“我们是南方国家中的富人”。
外资的大量流入，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经济改革释放的能量，使阿根廷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6%和9.6%。在1991~1998年的8年时间内，只有1995年为负增长，因此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仍达5.8%，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3.5%)。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国际社会褒扬的对象，“阿根廷奇迹”之类的赞美之词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上。
但从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却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尽管通胀率保持在1%~2%的低水平上。
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却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从而削弱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活力。第三，1999年年初爆发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经济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响。阿根廷与巴西是邻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第四，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的疲软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长。
一般情况下，在国民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可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在阿根廷，货币局汇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胳膊”，政府无法有效地运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银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货币局汇率制度犹如一件“紧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对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产生的“冲击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应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量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不利的变化，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
针对阿根廷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比索币值高估等问题，阿根廷国内出现了多种看法。第一种争论是围绕美元化展开的。梅内姆总统要求中央银行提交一份实施美元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且阿根廷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和外国银行也愿意实施美元化(因为它们认为，美元化不仅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废除比索而彻底排除贬值的可能性)。但反对美元化的人持以下观点：一是美元化不会解决币值高估的问题，因此不会立即带来经济的复苏；二是美元化将彻底剥夺中央银行为数不多的一点权力，从而无法对经济衰退作出必要的积极反应；三是中央银行可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取代流通中的比索；四是美元化会使阿根廷损失大量铸币税，国家主权也会受到损害。更何况阿根廷与欧洲的贸易多于它同美国的贸易，因此美元化不是一个最佳选择。第二种争论的焦点是货币局汇率制度。有人主张尽快放弃固定汇率制，以便使阿根廷提高国际竞争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阴影。但反对者认为，固定汇率制使阿根廷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如果放弃固定汇率制，通胀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他们主张实施“爬行美元化”(creeping dollarisation)，即逐步实施美元化。
2000年10月6日，阿根廷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在反腐败问题上与德拉鲁阿总统不能达成共识而辞职。此举使德拉鲁阿政府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担忧阿根廷会不会公开宣布无力偿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或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幸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一笔援助，才使阿根廷避免了一场危机。进入2001年以后，德拉鲁阿政府为振兴阿根廷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鼓励企业提高效益，以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振兴肉类加工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扩大出口；努力减少公共开支，通过提高税收体系的效率来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继续获得IMF的援助，德拉鲁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衡财政收支。例如，政府要求3/4的军官轮流放假一段时间，其他军官则可以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以减少工资支出。又如，除外交部部长特批以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得打国际长途电话。再如，政府禁止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加班，因为加班工资比平时的工资高出许多倍。其结果是，由于电视台无人加班，电视信号无法传送，德拉鲁阿总统的一次电视讲话也难以在晚上进行实况转播，只能在次日播放录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停止购买用于制作护照的纸张，约8万人因无法及时更换护照而影响出国。
为了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德拉鲁阿总统于2001年2月任命早已离任的卡瓦略为经济部长。卡瓦略上台后立即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名为《竞争力法》的经济调整计划。这一计划不是采取紧缩措施，而是“三管齐下”：增加税收、提高竞争力和发展生产。经过多次辩论，议会终于在4月初通过了这项法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竞争力法》的实施，将有利于阿根廷经济尽快走上复苏之路。
此外，针对比索币值高估的问题，卡瓦略提出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一种双轨汇率制，即在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为1∶1时，比索同时与美元和欧元挂钩。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欧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因此汇率双轨制有利于阿根廷扩大对欧盟的出口。但是双轨制也被看作是比索的变相贬值。许多人甚至认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因此，在政府宣布实行双轨制的决定之后，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市场一度出现较大的动荡。
卡瓦略一度不负众望，使阿根廷成功地避免了国际社会曾认为阿根廷将会爆发的经济危机。
2001年6月，阿根廷与国际债权人达成了对300亿美元的到期债券进行重新安排的协议，其中一半债券的偿还期可推迟18个月，最长可延迟到2005年。这一安排虽然减轻了压力，但阿根廷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在债务重新安排后，新债券的利率大大提高。无怪乎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是阿根廷用金钱买时间。
事实表明，德拉鲁阿政府的种种措施并没有使阿根廷经济走出困境。正如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施所说的那样，卡瓦略或许是一个能使阿根廷经济走出困境的“魔术师”，但这一次他却似乎“用尽了他的魔术技巧”。而IMF和美国在是否愿意援助阿根廷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则使阿根廷在国内外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2001年11月，IMF以阿根廷政府未能实现将财政赤字降低到零的目标为由，决定推迟拨付援助。这一决定进一步损害了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克服经济困难的信心，同时也迫使公众争先恐后地到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仅在11月30日这一天，人们从银行中提取的存款总额就高达13亿美元，从而使银行系统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更为严重的事态是，一方面，政府必须在2001年年底以前支付120亿美元的外债本金和利息；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正在不断减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外汇储备减少到130亿美元，固定汇率制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为了阻止人们挤兑银行存款和资金外逃，德拉鲁阿总统于12月3日起开始实施金融管制措施。其核心是控制储蓄者从银行提款，即储蓄者每周只能从银行取出250比索。此外，政府还规定，许多种类的美元存款将被冻结到2003年。
这些措施虽然使银行系统幸免于难，但在各党派和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分歧，也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许多储蓄者说，无能的政府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泥潭，而今却又禁止我们取出自己的钱。2001年12月18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乱，抗议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这一骚乱持续2天。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近30人死亡。面对这一局面，德拉鲁阿总统只好辞职。
萨阿总统上台后立即表示，阿根廷暂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亿美元的债务。这使得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据估计，“倒账”能使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年底以前“节省”120多亿美元。换言之，如果阿根廷不“倒账”，那么它必须用120多亿美元来还本付息。这对于竭力控制财政开支的阿根廷政府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萨阿总统的决定是一种万不得已的举措。
在宣布“倒账”的同时，萨阿总统却表示，他的政府不会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因为比索贬值意味着工资下降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减弱，因此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但他同时又宣布，政府将推出一种名叫“阿根廷元”(Argentino)的新货币，用它来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资和购买公共部门使用的各种商品。
为了稳定金融体系，萨阿总统继续实施严厉的银行管制措施，限制储蓄者提款的数量。这一措施使民众大失所望，游行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萨阿总统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其中包括他的任期时间)与其他党派有着重大的分歧。上台1周后，萨阿总统也宣布辞职。
杜阿尔德总统在2002年元旦上台后不久，就宣布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使比索贬值29%。在阿根廷，80%的信贷以美元计值，而工资以比索计值。因此，为了安抚民心，政府同时规定，在10万美元以下的欠银行的贷款，可按1比索等于1美元的汇率将美元转换成比索，用比索偿还。这种被称作“比索化”(pesification)的做法虽然有利于储蓄者，但不利于银行。据保守估计，政府的这一规定将使银行损失90亿美元，而银行的估计自己的损失将在100亿~200亿美元之间。
面对银行界的抱怨和不满，政府后来又作出了不利于储蓄者而有利于银行的决定：存在银行的美元存款必须转换成比索。这无疑使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无怪乎阿根廷的一位政府部长说，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因为照顾了这一方，必然会得罪另一方。
不容否认，阿根廷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有效地避免了银行挤兑。但冻结550亿美元的银行存款也是一种浪费。况且，阿根廷将近一半的经济活动是靠现金交易的。因此，对银行提款的限制无疑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低收入者的生活也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完全依赖于工资能否换来现金。由于缺乏现金，易货贸易活动变得十分普遍，各种各样的消费急剧减少。据统计，2002年1月是40年来阿根廷汽车市场最不景气的一个月。毋庸置疑，在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消费不振无疑会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复苏。
使杜阿尔德政府感到难堪的是，许多人甚至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政府取消这些管制措施。2月1日上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政府禁止储蓄者从银行提款是违法行为。这一裁决促使政府取消原定在第二天下午公布经济振兴计划的安排。为了避免宪法危机，杜阿尔德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任何人再向最高法院提出此类诉讼。但许多人依然在最高法院门前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地提交诉讼状。
日益严峻的形势使阿根廷政府认识到，外部援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得到IMF的援助，杜阿尔德总统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其中包括将公务员工资降低13%，并减少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拨款。此外，他还要求地方政府大力削减开支。第二，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课税。政府认为，这些出口企业(其中包括大量私有化企业)因比索贬值而受益匪浅，因此必须向政府交纳更多的税。此外，有关部门还应完善税收体系，减少偷税漏税。第三，自2月3日起实施浮动汇率制。
除了求助IMF以外，阿根廷还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表示，由于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体制改革不力”和“政治腐败”等原因，美国不会提供大量援助，除非阿根廷能有效地消除自身的各种弊端。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曾说过，布什总统虽然“关心”阿根廷的形势，但对阿根廷来说，“最好的行动方向就是由阿根廷自己采取一些措施”。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等高级官员也说，援助阿根廷的计划是一种“浪费”。奥尼尔甚至在2001年年中说过这样的话：“在过去的70多年中，他们(阿根廷人)经常遇到麻烦或摆脱麻烦。......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出口工业而言。他们自己喜欢这样搞，没有人逼迫他们到今天这个地步。”毋庸赘述，奥尼尔的上述言论引起了许多阿根廷人的极大反感。
▍阿根廷危机的教训与启示
作为拉美的第三大国，阿根廷历来对其他拉美国家的政策走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出生在阿根廷一中产阶级家庭的格瓦拉在60年代曾以“游击中心论”为其指导思想，在一些拉美国家搞游击战，从而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和外交关系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则更大。因此，人们对阿根廷危机是否会产生“探戈效应”十分关注。例如，如果阿根廷危机波及其邻国巴西，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因为巴西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拉美地区的1/3。一旦拉美经济受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推迟。
然而，阿根廷危机产生的“探戈效应”似乎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国际社会早就预料到阿根廷会爆发危机，因此在心理上有足够准备。第二，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已采用浮动汇率制，因而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第三，在经历了90年代以来爆发的历次危机以后，国际资本所有者规避危机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增强。第四，东亚金融危机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阿根廷的比索贬值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导致太大的‘传染效应’，但它在全球范围内诱发的‘学术传染’却是不容忽视的。”诚然，阿根廷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经济学家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在90年代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行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而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榜样”和“改革明星”的阿根廷，为什么会陷入危机？参加2002年巴西、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大选的一些政治家和反全球化人士已开始把阿根廷危机视为“市场导向”经济改革失败的典型，是全球化在新兴市场“作怪”的必然结果。
把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无异于将除了地震或厄尔尼诺现象以外的一切坏东西都说成是全球化，因而是有失公允的。然而，阿根廷危机的一些教训和启示，却是很值得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记取的。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年中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汇率变动诱发的。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之一也与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因此，采用一种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提高本国竞争力的汇率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毫无疑问，浮动汇率制不是十全十美的，货币局汇率制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的关键是，在实施某种汇率制度的过程中，如何采取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这种汇率制度在有利的环境中运转。例如，香港地区和爱沙尼亚在实施货币局汇率制度时，很注意改善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不仅企业效益增长缓慢，而且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强的刚性。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使货币局制度顺利地运转，国内经济应该有较多的活力，金融体系健全，财政纪律严格，而且它所钉住的货币必须是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
在阿根廷，由于流通领域中的现金在减少，政府遂允许省一级政府印制并发行自己的代用券，用于政府开支或支付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35例如，人口最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率先印制了为期1年的、总额为10亿美元的代用券。毫无疑问，这些“准货币”虽然一时解决了现金流通不足的难题，但对货币局汇率制度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货币局制度，因为政府允许1/3的货币基础(流通领域中的比索加上银行里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债券来支撑，以便使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二，必须注意利用外债的规模。阿根廷历史上曾遇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两次危机都给阿根廷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但必须指出，举借外债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利用外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地举借外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一个明智选择。然而，外债的规模必须与本国的偿付能力相适应。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更为不利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债务额占GDP的比重不足50%。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问题在于，其一，公共债务相当于出口额的5倍，其二，阿根廷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一是还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4年，二是大多数债务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从而使还本付息负担进一步加重)。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那样，除非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否则不应该使债务负担达到如此沉重的地步。无怪乎有人认为，阿根廷的“兑换计划”是“死在债务和经济衰退手里的”。此外，阿根廷的教训还表明，在外资流入源源不断的时候，阿根廷早就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应该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
第三，提高财政部门的稳健度也是维系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问题有关，因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问题上。但阿根廷危机则表明，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不容否认，在90年代前期，除1991年以外，阿根廷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1993年的财政平衡甚至出现了盈余，其他年份虽有赤字，但占GDP的比重很小。然而，从1996年起，一方面，在90年代前期的私有化结束后的私有化收入大幅度减少，而政府开支却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时任总统梅内姆为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增加财政开支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那样，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机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其结果是，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曾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长的洛佩斯说过，在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开支增长了150%，而经济仅增长了50%。而《拉美财政》杂志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阿根廷的公共开支增长了1倍，财政赤字增长了6倍。
阿根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根源在于财政开支负担过重。而财政开支得不到控制的原因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密切相关。例如，阿根廷的总人口为3600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200万。这一比率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较高的。又如，阿根廷议会雇用了1万人，是墨西哥议会雇员的2倍多(而墨西哥人口则比阿根廷人口多1倍以上)。此外，阿根廷省一级立法机关还雇用了5万人。再如，阿根廷参议院有72个席位(由23个省和联邦首都各选出3名)，众议院有257个席位(每14.4万人选出1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按照这一比率，美国的国会议员将多达2000人，而不是现的535人。阿根廷的公务员不仅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因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占用了国家的大量资金。以国会图书馆为例，在它的3000万美元的预算中，98%的经费被用来支付其964个雇员的工资。阿根廷的财政失衡还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财政关系密切相关。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财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有所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则显著强化，财政开支也大幅度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监督或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例如，杜阿尔德总统曾于90年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当过8年省长。在此期间，该省的财政赤字增长了10倍多，而且还不断向银行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几乎束手无策。据估计，9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公共开支的大幅度增长中，约1/3与地方政府有关。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资本市场上筹措资本的成本居高不下，从而使私人部门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向企业增加税收。据统计，一般的企业要向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交纳14种税。然而，偷税漏税司空见惯。IMF在90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表明，在阿根廷，只有50%的纳税人交纳了增值税。因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阿根廷能将偷税漏税的比重减少12.5%，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会是赤字了。总之，正如IMF首席经济学家鲁格夫所说的那样，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三者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危机。
第四，政治稳定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应该说，自80年代初阿根廷实现军政府“还政于民”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直在稳步发展。但是，自1999年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后，“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向愈益严重。换言之，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的出台或付诸实施，都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
“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还与同一政党内的分歧与不和联系在一起。例如，现总统杜阿尔德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杜阿尔德而且还在梅内姆当政期间任副总统。按理说，在国家陷入危机后，这两人应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报》的采访时说，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认为新政府放弃1比索等于1美元的“兑换计划”将导致经济不稳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种党内“相互残杀”(cannibalism)的传统。梅内姆贬低杜阿尔德的目的无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选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还应指出的是，最近几年阿根廷政治民主制度中的最大问题是总统权力受到很大的制约。德拉鲁阿既没有控制议会，也没有控制全国23个省中的14个省，而反对党控制的那些省，正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省。在减少财政赤字的号召中，那些省采取了抵触的姿态。德拉鲁阿甚至没有得到推举他竞选的联合阵线的全力支持。事实上，德拉鲁阿上台后，联合阵线中的左翼派一直在批评他的经济政策，甚至激进公民联盟(联合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人、前总统阿方辛也对他的经济计划“敬而远之”。不仅如此，在许多问题上，政府内阁也经常不能达成共识。
由于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政府在2000年和2001年实施的近10个经济计划接二连三地失败或半途而废。其结果是，国内外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危机也越来越明显，他们被迫停止投资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
第五，政府与公众应该在反危机措施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如前所述，为了避免危机的爆发，德拉鲁阿政府根据IMF的“药方”，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性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工资和削减养老金支出，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引起了低收入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中产阶级的抵制，从而使政府与公众的对立不断强化。2001年7月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德拉鲁阿总统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是他1999年上台以来的最低点。在德拉鲁阿总统当政的2年时间内，全国工人联合会共组织了9次大规模的罢工。而那种以敲打锅碗瓢盆为特征的示威、游行和抗议则更是司空见惯。一些西方媒体指出，不要小看“锅碗瓢盆的力量”，它使德拉鲁阿总统和萨阿总统交出了权力。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和韩国等国的民众踊跃向国家捐献金银珠宝，尽管也有人竭力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民众对反危机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就政府而言，每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应该考虑到民众的忍受程度，否则会事与愿违。而德拉鲁阿政府的紧缩性措施如此严厉，产生了如此大的不良影响，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拉鲁阿政府的“药”是否比它要治疗的病更加难以被忍受。
还应注意到，阿根廷“锅碗瓢盆的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腐败。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呼的口号就是“把那些官僚赶下台”。不容否认，长期以来，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之一。例如，不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岗位。有幸获得这种被叫作“庇护主工作”(patronage job)的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一次面领取工资即可。据估计，阿根廷全国共有10万人享受这种待遇，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20亿~40亿美元。杜阿尔德总统上台后，表示要惩治腐败，为大幅度削减“政治开支”而取消“庇护主工作”。
第六，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梅内姆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梅内姆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只有将其私有化，才能减少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
不容否认，大规模的私有化一度使阿根廷与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在1990~1995年的私有化高潮期，阿根廷共有123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了184.5亿美元。
第七，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来扩大出口。英国《拉美经济与商业》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阿根廷缺少的是一个能够使阿根廷经济走出衰退的出口部门”。这一论断固然低估了阿根廷的出口业，但不容否认，90年代后期以来，阿根廷的许多出口产品确实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优势。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0%。这一比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是较低的。这既与实施了10年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也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1)90年代以来阿根廷大幅度降低了贸易壁垒，但二次大战后长期形成的那种内向发展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纠正的。
(2)虽然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的产业结构还是基本上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有人甚至认为，今天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商品依然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出口商品。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为1/3，其余均为初级产品。阿根廷的这种出口贸易结构不仅会减弱比索贬值带来的优势，而且还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不振和进口国保护主义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3)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第八，IMF应该在避免新兴市场经济危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解决墨西哥危机和东亚危机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外部援助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例如，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实施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紧缩措施，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无怪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不少示威者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I.M.F.=I’m fired，意思是“IMF意味着‘我被解雇’”。一方面，如果IMF继续提供援助，有人可能会指责它助长了“道德危害”；另一方面，如果IMF停止提供援助或提出苛刻的条件，有人可能会将危机归咎于该机构的“冷酷无情”。这似乎使IMF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不容否认，许多阿根廷人对IMF的立场极为不满。他们认为，IMF“见死不救”。针对IMF副总裁克鲁格批评阿根廷政府奉行利率双轨制的言论，阿根廷经济部副部长托戴斯卡甚至在电台上说，IMF不应该对阿根廷的政策取向指手画脚。他认为，“IMF离阿根廷有1万千米远，它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形势。......如果它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最好还是少说几句。”
无论如何，阿根廷危机的爆发进一步说明，IMF应该在监督其成员国的风险和预防危机等方面发挥更加透明、更有权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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