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河湟文化的河湟流变及其特征
河湟，亦作“河隍”，文化得名与流经当地的变及黄河与湟水息息相关，亦指河湟两水之间的其特区域。据考证，河湟河湟地区主要指“三河间地区”，文化主要包括大通河、变及黄河上游以及湟水流域。其特从地理位置上看，河湟主要包括祁连山南面、文化日月山东面以及目前海东市、变及海南藏族自治州、其特黄南藏族自治州以及西宁四区三县等区域。河湟河湟地区被费孝通称为：“中原同青藏高原的文化流通孔道”，它是变及连接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接壤的地方，并且也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部。据史料记载，该地古为羌戎之地，多民族繁衍生息于此。各民族在历史的演化中，在河湟地区风起云涌，呈现出雄壮威武的画面。寻史溯源，可窥见一斑。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春秋时期前，湟水流域“少五谷，多禽兽”。周考王五年(公元前436年)，羌人自秦国退至河湟，带来农耕畜牧经验，河湟地区从此开始发展。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分天下为36郡，河湟地区属于陇西管辖。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大规模击打匈奴和诸羌，使得河湟地区成为重要的军事重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通过各种措施对河湟地区进行管辖，如“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通过移民拓边、置亭筑城等措施，使得汉人势力持续深入到河湟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基于平羌胜利，遂大力倡导赵充国有关移民屯田的政治策略，将西部汉人大规模移民到河湟地区，大力屯田戍边，并将中原关于种植谷物的技术传入河湟地区，逐步将河湟地区纳入到西汉王朝的郡县体系中。
从此以后，河湟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的主导者都是汉族。在公元3-6世纪期间,随着各方势力逐鹿中原地区，使得河湟地区的汉人大量减少，不断向东收缩，为其他少数民族大量涌入河湟地区创造了历史条件。吐谷浑、南凉、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西秦等割据势力在纷繁复杂的交往中逐渐走向融合。隋朝将全国统一后，在河湟地区设立鄯、廊两州。进入唐朝以后，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河湟地区，将其作为驻节之地，主要为陇右节度使所用，使得河湟地区的汉人不断增加。然而，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唐的边防空虚，致使吐蕃势力趁虚而入至河湟地区。至宋代,河湟吐蕃建立了唃厮啰政权(公元1032年-1104年)。它是宋朝的一个附属政权地，两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局面，共同营造和平、繁荣的环境。直到明朝，政府对河湟地区更为重视，更多的汉人移民到河湟地区，这一时期的移民达到历史顶峰。据相关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移民到河湟地区的汉人有25万人左右，使得汉人主导河湟地区，汉文化成为河湟地区的主导文化。
譬如乐都县瞿昙寺，始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又经永乐、洪熙、宣德各朝扩建，遂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瞿昙寺。它虽为藏传佛教寺院，却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尤其是到清代时期，青海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道民俗文化已在河湟地区形成“三足鼎立”的文化局面。清代初年湟水流域已是“漠漠皆良田”“溪外一片沙鸥白，麦中几片菜花黄”“何妨湟水作桐乡”的景象。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在历史发展的不断演进过程中，河湟地区的先民于其间牧耕、生息，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等多种文化不断碰撞与交流，描绘出一幅灿烂壮阔、多元一体的河湟文化图景。可以说，河湟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蕴含着多彩的文化内涵，是黄河源头人类文明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两个文化走廊交融激荡的瑰宝，是多民族文化和谐并存的一个必然结果，与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一起，构成黄河文明的重要分支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河湟地区是多元文化繁荣共生发展的一片福地，其承载了悠久的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文化历史，以及不同生产方式长期并存的文明景象。以良好和谐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物质文明为基础，河湟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堪为独具一格的文化类型。例如，以土族、撒拉族、回族、藏族等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民族文化；以马场垣遗址、柳湾原始公共墓地、喇家史前灾难遗址等文化名迹为代表的河湟地区古遗址文化；以撒拉族婚礼、土族婚礼、土族“邦邦会”、循化藏族螭鼓舞、河湟“花儿”、乐都“九曲黄河灯”为代表的宝贵非物质文化；以雕刻、民族刺绣、黄河奇石、剪纸、服饰等为代表的河湟艺术文化；以文都寺、班禅故居、夏琼寺、瞿昙寺、佑宁寺、街子清真大寺等为代表的色彩浓郁的宗教文化；以六月歌会、赛马会、纳顿节、花儿会为代表的民间民俗节日文化等。
河湟文化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民族底蕴极为深厚，作为中华文化大观园中的奇葩，呈现出以下六个鲜明特征：
一是根源性。黄河地区一直被视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历史文化河流的源头。纵观河湟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乃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河湟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是人们踏入青藏高原的必经道路之一。人类何时踏入青藏高原并适应其高原环境，是青藏高原科学界和古人类学术界一直在研究的重点课题。最新的考古成果把青藏高原人类史提前至距今16万年,而河湟地区是人们探察黄河源流以及不断迁徙往返极为频繁的地区，李白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此外，河湟地区作为早期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原始文明。以柳湾出土文物为例，已被列入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当地发掘的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辛店文化、齐家文化等1730余座墓葬，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出土文物37925余件。其中出土的彩陶器文物有近两万件之多，其数量之广、制作技术之先进，堪称远古文化之翘首。被誉为中国的“彩陶王国”和“彩陶故乡”。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一书中，裴文中先生指出了“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在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因而我们可以说，河湟文化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的文化内核之一，推进了黄河流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是地域性。河湟谷地位于青海省的东部，相对于青海省整体的海拔高、多山地、降水少、植物覆盖率低、气候干燥、多风缺氧的地理气候特点来说，这里的平均海拔在1500米-2000米之间。河谷之间的地域与气候条件的宜居性表现在，其具有便于灌溉的水系、适宜耕牧生息的肥沃土壤，这为远古先民们提供了生存的良好先决条件。
汉族、蒙古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等各个不同民族在各自的文化生存发展中，发挥着独具各自特色的生存智慧，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生存实践中，渐渐融合成了以东部的河湟地区为地域中心，以其所衍生的生存生活状态为精神内涵的河湟文化。与此同时，河湟地区山河交错，形成高山、峡谷、盆地共同构成的高原河谷地貌特征。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多民族风俗习惯、民间工艺、建筑艺术、戏曲文艺、绘画雕塑、传统节庆、服饰饮食在此地共存、交流、融汇，形成特质鲜明的河湟文化景观，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建筑文化和饮食文化构成了河湟地区独具特色的高原河谷文化。地域性是河湟文化非常鲜明的特征之一。
三是多元性。河湟地区文化丰富多彩，以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于此，形成了文化内涵的多元性。从古至今，湟水流域就是文化的交汇中心，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而成的文化瑰宝。农耕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及先进的文化程度,对其他民族文化影响深远。青海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农业；青海东部的几个世居民族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也由原本的畜牧业转变到农业。共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回族、东乡族、藏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等，都有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化。民族的多元必将造成文化的多元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使文化发展更其多元且保持着独具特色的魅力。这些民族从语言到宗教信仰，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习俗和内涵，保持着特色，形成了风格独特、内涵丰富的悠久文化。
四是包容性。河湟地区聚集了多种文化，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河湟文化是不同民族在吸收各自先辈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比如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卡约文化和喇家遗址历史文化遗存，都见证了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包容进步的历史。再如土族文化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原有的牧业文化进行重构，并以藏汉两族文化为主汲取若干外来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农业文化。和土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撒拉族和东乡族文化，也是多种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此外，河湟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强大改造融合能力。河湟地区不仅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地区，同时也是多种文化传播的交汇地带和焦点地区之一。这里是联系祖国内地和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的核心地带，作为各种文化的中转站、过渡带，也成为中西方民族文化交融的“熔炉”。
五是创新性。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会促使文化的形式及内涵不断更新变化，表现出它的创新性。从古至今，河湟人民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在昆仑神话中，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壁画艺术、岩画艺术、彩绘艺术凸显了河湟人民的活力与创造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河湟文化与时俱进、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载体形式上，新兴的城市文化、社区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网络文化、广播文化、军营文化等日新月异；表现内容上，歌咏、曲艺、图书、绘画、影视、动漫、舞蹈、戏剧等丰富多彩；产业发展上，河湟文化这个“无烟工业”的不断发展，不仅满足着河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对河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是传承性。河湟文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秉承传统，创新发展，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几千年来，青海各族人民形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坚韧的宝贵精神，特别是在我省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孕育并弘扬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团结奋进、科学务实”的柴达木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创业、求实、奉献”的“湟源牧校精神”，“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五个特别”的青藏高原精神，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和“人一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登高望远、自信开放、团结奉献、不懈奋斗”的新青海精神，等等。这些崇高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青海的生动体现，其源于浩浩五千年中华文明，源于河湟文化鲜明的人文符号和高贵品格，源于世世代代青海人与自然抗争、顺时势前进的伟大实践。时代传衍，历久弥新，这些弥足珍贵的崇高精神将始终激励着青海各族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总之，河湟文化兼有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黄河源头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是黄河文化的内核和缩影。 (作者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一级巡视员)（杨自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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