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作家日签丨敬文东：疲惫的作家终美学最终将会被彻底遗忘
本期作家，敬文东
敬文东，日签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丨敬文学博士，文东著名诗人、疲惫批评家、学最学者，彻底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遗忘主要有《流氓世界的作家终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日签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丨敬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文东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用文字抵抗现实》等学术文集。获得过第二届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2012年）、疲惫第二届唐弢文学研究奖（2013年）、学最第四届东荡子诗歌批评奖（2017年）、彻底第二届陈子昂诗歌批评家奖（2018年）、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2018年）；第四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等（201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
蛇怎样越冬？
文/敬文东
现在，已经有人把我们这些1968年前后出生、198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的一代人戏称为“386”。意思是年纪三十许，没几年好折腾的了。这很有道理。博尔赫斯在解释但丁的《神曲》为什么要以“在我人生的中途 / 我发现自己正在黑暗的森林里”来开篇时说：那是因为《圣经》“谨慎地为人的寿命框定为七十岁”。我想，这恐怕就是386的涵义之一。386是电脑中的过气英雄，早已让那些被命名为“长江后浪”的新品牌所取代。更年轻的一代在这样指称我们时，饱含着蔑视、骄傲和自得；我们在接受这一称谓时，更多的，却是感慨和辛酸：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伸展拳脚时，已经被认为过时作废了。
经常是时代出没的地方。在中国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度，两三岁的年龄差距就可以把人划分为两代。李泽厚先生曾将中国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其实忽略了时局之动荡，给不同年龄之人的心理带来的细微影响。概括、总结总是夸张的，它通常总是倾向于选择巨大的事物，有意遗忘细节。这种细微的影响对于知识分子是致命的，因为它早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内化为他们的血肉，是洗不掉、脱不去的。这些不期而至、由不得人们选择的细微影响，不断地、动态地构成了这些人另一种版本的童年。这是呈复数的童年，大大修改了受它蛊惑的人的内心结构，必将对他们其后的生活质地、人生远程、行走道路的方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注定是他们随身的行囊，有如蜗牛不得不忍受劳累把家背在背上。
20世纪80年代是近百年来中国最后一个集体性理想主义的时代。作为过早被命名为386的一代人，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尾巴，理想主义的成分以毋庸置疑的姿态闯入了我们的血液。那时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冲动、易怒、造血和换血的功能极好，我们不假思索地接纳了它。那时，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动人心弦的报告、传单、讲座和喷发的豪情，仿佛我们真的牢牢掌握了明天——不仅是自己的明天，而且是民族的、人类的明天。我们乐于这样。即使偶尔到来的怀疑，也会很快被我们坚强的自信所制伏——那时，我们知道怀疑主义的“七寸”和“练门”在什么地方。时代变化得太快了，若干的岁月快速的嫁风娶尘，转眼就是所谓的1990年代。在这个全新的、异质的时代里，理想主义迅速破产，迎来了极端的、私人性的现实主义、现“世”主义、现“时”主义和世俗主义。这个时代庸俗然而强大，势利然而嚣张，它表彰纯粹的个人奋斗与自我实现，公开叫嚣私心的合理性，蔑视任何型号的乌托邦。这个时代容不得一丁点浪漫主义的成分，但它有自己的、重新定义过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存在于迪厅、发廊、咖啡屋、情人居、网上聊天以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我们身上那些洗不去、脱不掉的理想主义基因，很快就被新的时代指控和证明为一种退化论、一种不可饶恕的返祖现象。集体主义式的理想和浪漫，在私人性的世俗主义面前被搞得里外不是人。“倚马书成空卷轴，沿途沽酒赖旧经。”386一代在新的时代面前患上了广泛的失语症，面对事境目瞪口呆却又哑口无言。他们虽然痛苦，但又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因为他们在私心里，仍然存活着自己还算年轻的妄念。
毫无疑问，386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今天混得并不开心，处处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是一种自我分裂、自我撕扯，同时也是被两种不同力量向相反的方向使劲拖曳的感觉。我身处其中，铭心刻骨地发现了386这个命名的准确性。386一代是尴尬的一代，也是无能的一代，更是被抛弃的一代，是跟不上时代脚步的一代：只因他们还活着，新的时代不忍心因而还将他们拖着向前而已。梭罗说过，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同类的步伐，那是因为他听从的是另一种节奏、另一种鼓点。但这话并不适合386。因为归根到底，386们必定算是新的时代、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另类”和“新人”的陪衬人。正如美人永远需要丑鬼、伟大的事业天然需要无名的炮灰，新的时代强行拖着386们向前行走，只是因为时代还需要他们而已。
相比于他们的长辈即1950年代出生的人，386只赶上了理想主义的尾巴，因而他们的理想主义太过脆弱；相比于他们的晚辈即19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只碰上了世俗主义的开头，因而他们的世俗主义也不坚定。要命的是，他们几乎是在同时从不同的时代遗传到了不同的基因，这两种基因却是互相反对的：他们既没有在理想主义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也不具备铁心吊死在平面的、看起来很肤浅的世俗主义之树的勇气（像他们的晚辈那样）。能一条道走到黑、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些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们的长辈把80年代当作行囊，注定会将它随身带进坟墓，这种坚定性最让386们佩服；他们的晚辈也将把俗气的、及时行乐的90年代当成自己的手电筒，用以探照其后所有的岁月。很不幸，这种坚定的气质恰好正是386一代人最为缺乏的素质：他们只不过是在坚定地左右摇晃。
尴尬就这样产生了。在386们的血液里，有着两种不同质地的红细胞，它们互相反对，给386一代人提供不同的营养，唆使他们迈向自己指引出的方向。一种声音说：考虑社会的未来，为乌托邦效力吧，那里且只有那里才有足够多的、支撑你活下去的意义；另一种声音同时喊道：别听它的教唆，不要活在明天、远方，只有当下、此刻的舒适才是真实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386们须得花费极大的精力，为两种不同的血液、两种不同的声音和召唤寻找内部的平衡，否则，就有被结果的危险。他们时而穿梭在理想主义的大沙滩，时而穿梭在世俗主义的小平原，却每每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每每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两者他们都不想放弃，但两者他们都不可能做得彻底（像他们的长辈和晚辈那样）。他们就这样被肢解了。在两种不同的声音里穿梭，使他们犹犹豫豫，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并且疲惫不堪，除了极少数定力、毅力足够强劲的人，绝大多数都会被毁掉。
作为知识分子，386的长辈思考的是时代，如同本雅明说卢卡契那样，他们思考的，都是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考虑的，是民族的未来，世界的明天，有着一种矢志不渝的坚定性；社会和集体在他们那里是至关重要的词汇。386的晚辈思考的则是年代，犹如本雅明指斥卡夫卡一般，他们一门心思想念的，是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弄舒适，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更美丽，至于其他的“圣词”和“巨词”，就不是他们想要考虑的。这在他们那里，也是坚定不移的信念。私人性是他们个人哲学词典中的关键词根，由此，可以开出他们的几乎所有人生线路。386思考的，是时代与年代的混合体：他们忘不了国计民生，忘不了群体和社会，却又觉得这是“干卿底事”的问题，毕竟个人力量太渺小，无法和时代抗衡，而且，他们并没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信念作为支撑物，他们不愿意放弃生活上的舒适，总觉得快乐毕竟是一件好事，但每当为此付出稍微多一些的努力时，却又立刻会感到“位卑未敢忘忧国”带来的惭愧。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的理想主义念头又会油然萌生，因为他们的世俗主义信念并不完备。386是夹缝中人，是尴尬的一代，是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和世俗主义的1990年代的共同牺牲品。他们被1980年代宣布为叛徒，又被1990年代指斥为落伍者。两边不是人正是对他们的最好描述。
这里涉及到一个计时方式的问题。时间被不同的人所感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同庄子所说的“大年也，小年也”一般。386的上一代以时代计算时间，为的是有充裕的光阴，去完成一个时代交给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考虑的，是时代的大问题、时代的根本任务和本质内涵。大时段是这一代人最根本的时间标记。这和他们为自己设定的自我本质（假如386的晚辈不会嘲笑这个词汇的话）是互相对应的。他们的幸福和痛苦，都由这种计时方式来定义、标识和命名。386的下一代则以分秒来计算时间，为的是让自己的每一刻，都处在世俗的幸福之中。他们的目标即使在386看来也显得相当渺小，却真实地灌注在每一个分分秒秒之内。他们从不考虑大时段，大时段被认为是虚妄的，因为明天是否来临尚成问题。假如明天来临呢？那再说吧。这就是他们的计时方式的内在音色。386就惨了，时代和年代早已抛弃了他们，他们计算时间的方式仅仅是想拼命抓住时代和年代的尾巴，既身处于分分秒秒之中，又外在于分分秒秒；既在时代之内，又在时代之外。他们是时代和年代共同喂养和施舍的乞丐。
我从我们的上一代人身上，看到了悲壮的崇高美学，从我们的下一代身上，看出了平凡而快乐的美学，我们自己身上却很难说有什么美学。我们太一般化，走在人群中从不招人“眼目”，回头率趋近于零。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美学，基于上述原因，那不过是一种疲惫的美学、尴尬的美学和犹豫的美学。通常说来，崇高的美学可以进驻“美学概论”课堂，可以给历史留下醒目的路标。快乐的美学可以为自己带来世俗的幸福，达到尘世就是天堂的既定目标。而疲惫的美学最终将会被彻底遗忘。历史也许什么都有可能记住，却独独不会记住喘气的一代，更不会记住一代人的支吾和犹豫。它只重视它想重视的东西，而疲惫的美学几乎是一种虚拟的、非结果性的玩意。假如我们的下一代在记录历史时捎带上我们一笔，那也注定是嘲笑，而嘲笑，刚好可以为他们分分秒秒的计时方式提供乐趣。
《淮南子》说：“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杨雄也说：“遇不遇，命也。”386遇上的境况，跟“时”、“命”有关，和“行”、“智”无涉。萨特说，人是由不得你分辨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抛掷进这个世界的。该命题也许隐含着这样一种涵义：你根本无力选择你的命运，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你的大限。顺便说一句，萨特的这个命题也许正是其“自我选择学说”的掘墓者，是其人生理论设计方案报废的先兆。如今，绝大多数的386已经洞明了自己的尴尬景况，也默认了自己的现实处境。尽管他们有的人早已“事业”小有所成，周五正六，西装革履，但内心深处依然一片苍凉，仍然会把自己当作夹缝中的灰老鼠。面对上辈悲壮地身扛时代的身影，他们惭愧；面对晚辈的高歌猛进，随处轻易就能找到乐子，他们自卑。笑脸掩盖不了悲怆，每当午夜梦回，他们总是害怕明天将会再次来临。仿照海德格尔谈论存在的口气，我们不妨“幽”我们的人生一“默”再说：
对于理想主义，我们来得太迟
对于世俗主义，我们又来得大早
人生之诗，它刚刚开篇：
那就是结束。
我愿意把386的称谓改换成蛇，尽管我从小就讨厌蛇的形象。我的意思很简单，蛇是龙的原型，虽然它“蛇”行在潮湿的地面，但时运一到，就有可能飞天入海——我也残存着我们还算年轻的妄念。我衷心祝愿我们这些蛇群中，有人会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变做飞龙，也能为辛酸的386们长出一口恶气；而我自己，面对明天却不抱任何乐观的念头，一门心思思考的仅仅是如何越冬：那个时代对于我这种早已过时的386来说，无疑是变化得更快、更嚣张和更漫长的冬季。我只想趁着现在天近黄昏的光亮，尽量多地收拾几件棉袄。
2000年8月22日，北京看丹桥。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请勿转载）（敬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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