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的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5-10年的锦最讲中济仍中速增长期”。12月2日，新演由联办集团、国经和讯、年中巨浪视线联合主办的速增“寻找中国经济的信心之源：财经中国2023年会暨第21届财经风云榜”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长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大会演讲中表达了上述观点。刘世

摘要：

1、锦最讲中济仍我们还有不少领域，新演目前实际上并不是国经资产负债表收缩，而是年中还在加杠杆，还在借钱，速增干什么呢？是长潜借新还旧，他还的刘世这个旧不是本金是利息，所以相当多的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

2、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什么地方？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追赶潜能；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新技术革命，重点就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所以，追赶潜能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这个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支持中国经济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应该还是有空间的。

3、现在是要提出和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三个平等”，哪“三个平等”呢？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

4、我们现在推动改革，我认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有的同志说，改革开放40多年了，还摸着石头过河？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时期你要过不同的河。

刘世锦在《稳增长促转型：潜能、挑战和结构性改革》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现阶段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重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会直接影响发展型消费的扩大。刘世锦指出，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因此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

供给端方面，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房地产等主导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时间相当长，引发全局性冲击。刘世锦认为，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软着陆”对稳增长至关重要。同时通过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了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资产负债端方面，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这种转换是被动和危机倒逼性的。部分行业需求过度透支后的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在不少领域仍在提杠杆，只是“借新还旧”，缺少现金流，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到了某个时点将无法维持运转，甚至出现信用崩塌。针对最近讨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刘世锦认为衰退只是陷入困境或者危机出现后的阶段性现象，本质上是经济增速转向后资产负债结构的相应的转换。他认为这个转换并不容易，从日本的经验来讲，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在需求端、供给端和资产负债端发生了新变化的背景下，刘世锦认为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的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5-10年的中速增长期。刘世锦详细分析了两大新的增长潜能。第一是横向需求空间，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他举例，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只要让5亿人中的3亿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坐上飞机，即使产业不升级，以现有的产能就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从这个视角上看共同富裕是个经济问题。第二是纵向升级动能，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刘世锦指出，当前的挑战在于怎么能发掘出这些增长动能。他认为结构性改革比宏观政策更为重要，需要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首先更大力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采取负面清单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定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同时，实施为期3年的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刘世锦说，“现在一些城市住房不是卖不出去吗？政府可以收购，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第三，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为了解决后顾之忧，建议所获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形成比原有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体系。

供给侧改革方面，要以认可、保护、弘扬企业家才能为重点。刘世锦指出，要把资本家与企业家分开。因为企业家才能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不能混为一谈。

做好以上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要重视和抓好“两个关键少数+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即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一个关键多数”即进城农民工，这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

刘世锦最后强调，新时期改革仍然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当下中国经济的信心之源来源于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他指出，国家顶层设计在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要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以下为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首先，祝贺《财经中国2023年会》的召开！借这个机会，我想讨论一下“稳增长促转型：潜能、挑战和结构性改革”。

今年年初经济基本摆脱疫情的困扰后，各方面对经济的期待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年的经济增长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从目前来看，全年经济增速完成5%以上的增长速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即便如此，由于去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去年和今年两年经济平均增速4%，低于疫情前两年经济的平均增速5.1%，也低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潜在增长率5%-5.5%。

进一步的问题是，明年的经济增速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前，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有难度的，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中国现在增长的基本背景，仍处在由高速到中速，或者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一个高点以后，整个经济实际进入了减速期。

图：中国经济由高速到中速的转型期

高速增长期有三大主要的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虽然在减速，但是余温尚在，经济不行的时候抓一抓还可以。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房地产到目前为止还是负增长，基建投资速度可持续性也是堪忧，出口也是下行的态势。

现在的情况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那新办法呢？这是大家现在探讨的问题。要找到新办法，首先要观察和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些新变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

在若干年前我们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了减速期。最近谈扩大消费，我觉得一定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发展型消费有一个特点，它比较多地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这直接影响了发展型消费的扩大。从城市居民来讲，面对着“三座大山”的压力：教育、医疗、住房。但是，缺口最大的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我们经常讲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其实还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所以，我们现在扩大消费一定要找准痛点。一笔钱，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问题，还是撒胡椒面的发消费券，或者直接发现金？这方面实际上有一些讨论。

供给端方面。

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软着陆”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作为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等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时间相当长，现在还是比较大的负增长，引发全局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图：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资产负债端方面。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是痛苦的、被动的，一般情况下是危机倒逼的，不会主动进行。我们有一些行业，比如说像房地产，原来是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前提是住房的需求要高速增长。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之后，这种盈利模式就必然不可为继，出现资金面的断裂。所以，有一部分需求过度透支后的行业，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我们还有不少领域，目前实际上并不是资产负债表收缩，而是还在加杠杆，还在借钱，干什么呢？是借新还旧，他还的这个旧不是本金是利息，所以相当多的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太刺激了，但是没有现金流光借钱，这种模式到了某个时点上一定会出现信用崩塌。

所以，最近讨论的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我认为只是陷入困境或者危机出现后的阶段性的现象，本质上是当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由高速转向中速以后，资产负债结构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容易。从日本的经验来讲，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潜能，至少还可以支持中国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因为和日本比较的话，中国经济还处在中速增长期。

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追赶潜能，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到今年年底人均GDP大概是1.3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是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这个主要就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和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新技术革命，重点就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

所以，追赶潜能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这个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支持中国经济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应该还是有空间的。

具体来讲，我认为我国现阶段有两大新的增长潜能需要关注，这不是很严格的经济学含义上的区分，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形象一点。

第一是横向需求空间。简单说就是要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也包括住房等等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只要让5亿人中的3亿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坐上飞机，即使产业不升级，以现有的产能就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

前一段时间讨论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道义问题。但是，从现在讲的这个场景上来看，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

第二是纵向升级动能。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者“未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挑战在于怎么能发掘出这些增长动能。我们经常是看得见却抓不住。我认为我们应该区别三种潜在增长率：

1.自然的或者已有技术条件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增长率的上限（如现阶段增速是5%）。

2.这个增长率会受到体制机制条件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第二个概念。体制机制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案例太多了，包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搞的话，现在可能吃饭问题还解决不了。比如加入WTO，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是因为放开了市场等等。

3.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和平衡作用。我说句不太准确的描述，我觉得增长速度可能只影响到1%左右。现在假定中国有5%的潜在增速，剩下的4%得看体制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

所以，我现在讲的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是1：4的关系。宏观政策当然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宏观政策不能干什么，就是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重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如果结构性潜能发掘得不好，宏观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说到这儿，结构性改革下一步怎么搞？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防控化解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中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上的差距。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着缺口，怎么解决？可能需要再分配，但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还是城乡关系问题。所以，我特别强调，现在是要提出和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三个平等”，哪“三个平等”呢？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

我就不展开说这个道理了，就讲讲改革的措施。

首先应该更大力度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殊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第二，我认为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应该再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现在一些城市住房不是卖不出去吗？政府可以收购，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我觉得带了个好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3-2027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要大幅度缩小，基本拉平，我认为这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图：浙江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城镇化进程加速与农民工经济圈崛起

第三，土地权利不平等的现状需要改革。这个我想稍微展开说一下。因为我们城里人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是可以自由交易的。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么不批准，不批准盖了的叫做小产权房，没有合法的身份。批准了的宅基地，也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流转。资本市场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资产和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担保的财产市场估值差距非常大。当年的国有股，流通和非流通，差距差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这就解释了农民为什么财产性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财产性收入提不上去。这件事情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我建议应该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等这些方面，有积极地探索和突破。有人担心农民把房子卖了以后，晚上喝酒最后没地方住，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假设，实际情况也不一定如此。但是，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可以让卖地的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土地这种稀缺的资源解放出来。这样的话，农民也可以获得比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制度。

最后，再讲一个题目，供给侧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我讲几个结论性的意见。我认为目前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1.把资本家与企业家要分开。因为企业家才能或精神是用于组合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一种特殊能力，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资本家和企业家不能混为一谈。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创办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通常都是白手起家，说俗点都是穷光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不是资本家。真是资本家，有人还真不一定创业。

3.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股权多元化成为常态，现在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传统的按照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是要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方面我认为民营企业也要防止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比如说，二代接不上了。能否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充当主角，同样是国企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5.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领导者也需要。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地方竞争，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地方主要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也至关重要。

综合刚才讲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我认为得抓好三部分人，就是“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就是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一个关键多数，就是进城农民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这样抓了以后，这样才能打通痛点和堵点，稳增长促转型才能出现新局面。

最后，再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推动改革，我认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有的同志说，改革开放40多年了，还摸着石头过河？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时期你要过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之类的问题，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信心不足，我们今天开会得找信心之源。在哪儿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中央最近讲的，就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我认为顶层设计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方向，往东和往西方向不要搞错。二是划底线，就是清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需要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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