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秘客霞姐。
有一支队伍，人全作用巨大却鲜为人知。赴死
他们没有专业的家里家人武器设备，却在敌人的秘客眼皮底下，执行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人全任务。
因为长期的赴死忽视，影视剧中偶尔出现他们的家里家人身影，好像个个都是秘客身怀绝技的超级英雄。
今天的人全故事会告诉你，他们真的赴死没有那些超能力。
有的家里家人，只是秘客勇敢和无畏。
为了信仰，人全这些散布在敌人心脏的敌后武工队，真正在用生命和敌人做斗争。
至死方休。
大儿子牺牲了，母亲顶上去，母亲牺牲了，二儿子上，二儿子牺牲了，还有小儿子……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一九四六年的三月初四，刚好是清明节。
天才蒙蒙亮，门外突然出现了一队国民党兵，他们持枪冲进家里。
一阵枪响后，大哥突围了出去。
他的战友阿福跟我住在阁楼上，一时难以突围，只能先躲起来。
敌人上来搜查，阿福开枪打死了一个。对方见他态度强硬，手里又有枪，便往阁楼顶上扔炸弹。
三枚炸弹，相继在房顶上炸开，瓦碎了一片，房顶上全是窟窿。
阿福见抵抗没用，只好就擒了。
我躲在一边，眼睁睁看着阿福被抓走，自己却没有办法，又无力又难过。
那年我刚16岁。
都说长兄如父，我打小就特别崇拜我大哥。
我老家在广东省吴川县山基华村，祖上太公曾是满清秀才，在村子里算是大户了。
以前南方家庭孩子多，我母亲前后一共生了13个孩子，可惜最后只有我们7个活下来了。
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我跟我大哥，差了有15岁。
小时候家里的房子很气派，一栋大瓦房，前后带院子，正门朝东后门朝北，大门口有一个门楼，上面常年挂着一副对联。
上联：恩承北阙，下联：业绍南华，横批：鸿禧。
门楼上还有两间阁楼，用来做书房，也能住人。
房子进门是一个大厅，能放下四张吃饭的桌子，大厅里常年供奉着祖先的牌位。相邻的还有一个天井，左右两边有三间房可住。
穿过大厅和天井，往后门越过一条小路就是自家的小花园，面积不大，但里面除了花卉，还种了番石榴、黄皮、芒果、龙眼树这些，是我们兄弟姐妹玩耍的天堂。
1931年，抗日名将张炎回老家创办了世德中学，我大哥就是这里的第一批学生。
张炎曾是国民党陆军第19路军61师的旅长，参加过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回到家乡，自己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后来张炎又在梅菉创办了军事学校，我大哥也跟着继续念书，做了抗日学生军。
军校里的教官，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就是培养抗日骨干的。
记得学校里有一本教材，《八路军敌后的抗日游击战术》，里面有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我后来一直带着。
大哥当时的校服就是军装。
那时候大哥每次从学校回来，都穿着那身军装，我一见到他就特别高兴，上去拉着他的手，晚上还吵着非要和他一起睡。
我觉得大哥有文化，口才好，懂得许多道理。
毕业以后大哥做了镇上自卫队的队长，相当于国民政府的警察吧。
大哥成家后，家里多了个贤惠的大嫂，她个头不大，但也很能干，家里全靠她帮衬着母亲。
那时我还小，大嫂对我特别照顾。我还记得我养了几条鱼，请大嫂帮忙换水。我那鱼缸很大的，她就一桶一桶地挑水回来。
大嫂念过9年私塾，在家里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了。我上私塾时，晚上背书背不下来，都是她和大哥帮我一起背的。
我还记得那几年里，家里时常有一些人来来往往，神秘得很。
他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在屋子里，几乎从不出门。其中最长有住过半个月的，都是大嫂和母亲在帮忙照顾他们。
每次要走的时候，大哥还会特意叫我去门外看看，确认没有人了才敢出去。
虽然也有好奇，但全家都非常信赖大哥，再加上那些人也都穿着他们学生军的衣服。
所以我们只当是大哥的同学，从来没有多问过。
当时广东地区大半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山基华村属于吴川，暂时还算安全。
但村里人员也很复杂，有国民党，有汉奸，也有共产党人。
1943年前后，我大哥在执行搜查任务的时候，得罪了一个有背景的人。对方对他不依不饶，大哥不愿低头，一气之下就辞了队长的职务，回家务农了一年。
后来还是上级任命，他才又回去做了自卫队长的。
最后直到抗战胜利，大哥才坦白了他是地下共产党人的身份。大哥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张炎家里种花的园丁，潜伏在军校里。
我们这才知道，那些之前来往于我家的神秘人，原来也都是他们抗日武工队的队员。
我们家，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
大哥庄冠周
我从小就喜欢围着大哥转，如今知道了大哥的身份，更是立志一定要成为大哥一样的人。
但是大哥按住了我，他说我年纪小，身板弱，应该多学习，不让我跟着一起。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在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私下里，国民党却加速了对共产党的清剿。
于是这才有了清明节的这次突然袭击。
敌人这次行动目标明确，只为抓捕大哥和他的战友阿福，倒是放过了我们一家老小。
然而房子被炸了，母亲和几个妹妹都受了惊吓。
那一年我16岁，最小的妹妹才11岁，大嫂还带着刚出生的侄女，那种场面，可想而知。
正当我们为大哥担心之际，我一个表兄弟跑进来了，说大哥被捕了。
大哥突围出去以后，好不容易摆脱了追捕的人，就想逃去官桥村找武工队。没想到敌人是兵分两路，官桥村也被包围了。
大哥过去的时候，武工队已经突围出去了，大哥一个人，正撞在了敌人的枪口上。
他跑了一路，已经累得没有力气了，本来就不多的子弹也用光了，最终还是被敌人带走了。
我当时一听脑子就炸了。
敌人那么凶残，大哥被捕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不管不顾，一股脑冲出了家门，往官桥大姐家跑去。
我快速说明情况，大姐夫带着我去到了另一处联络站，找到了武工队。
在武工队里，我确切得到了大哥被害的消息。
我那么敬爱大哥，但奇怪，我没有哭。
后来得知敌人把大哥抓走后严刑拷打了几个小时，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点消息。
敌人见撬不动他的嘴，当天下午就把他和阿福拉去枪毙了。
我们村子里有一处大坡地，是国民党专门用来行刑的地方，大哥和阿福的尸体就倒在那里。
晚上的时候，我的表兄、我二哥、大姐夫，弄了两副棺材，带了一些人去给他们收尸。
我们不知道阿福的全名，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还有哪些人，便只好把他和大哥葬在一起，就在我们家的祖坟里。
大哥的死引起了整个地区的轰动，因为他是当地第一个被杀害的共产党人。
在大哥遇害的当晚，我就去找到武工队，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替大哥报仇。
武工队的队长郑看我年纪小，长得也单薄，还不到1米6，就拒绝了。
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共产党是做什么的。当时我们那还有许多人管共产党叫“奸匪”，但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我大哥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正在我苦苦哀求时，一个外号瘦李的人，觉得我机灵，帮我求情，我才如愿加入了武工队。
遇到瘦李是我的幸运，他是我大哥在世德中学和军事学校时的同学，叫李时清。
当时武工队里分成4个小组，每组5个人，他和我大哥分别是一个组的组长。
瘦李人如其名，长得很瘦，比我也高不了多少。但他人很精明，懂得兵法，是指挥作战的一把好手，也是武工队里的一员猛将。
可能因为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他和大哥很像，口才都很好，队里许多人都叫他李先生。
我一进武工队就跟在他身边，对我来说，他既是恩师，也是兄长。
我进武工队后的第一次任务就是跟他一起，如果不是他，我大概都无法活着回来。
那次任务是保密的。
只知道收到地工委的命令，要去信宜县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出发才知道是去那边袭击一队国民党兵，抢夺他们的武器。
一共4个小组，队长、副队长、指导员以及瘦李各带一队，我被分在了队长郑奎的第三组，瘦李是第四组。
我们一行人先是赶到了中间的一处联络站落脚，那天是端午节的前一天。
凌晨3点，吃了早饭，我们便分组继续前进，中间要经过一个叫小水圩的重镇，镇上驻扎了一支国民党的大部队。
中午时分我们在距小水圩1公里的路边休息，此时1、2组已经顺利通过了小水圩，谁也不知道的是，他们当时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稍事休息后队长郑奎准备先行出发，他预计前方会有危险，于是把没有经验的我留给了瘦李的第4组。
我跟瘦李他们穿过小水圩，在后面的树林里，突然冲出来20几个手持步枪的乡兵，严严实实地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瘦李他们几个经验丰富的队员迅速跳进路边的田埂下，同时掏出手枪示威。
我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形，被吓住了，还没掏出手枪就被一个五大三粗的乡民死死拽住了。
幸好他们见瘦李他们也都有枪，就先逃走了。
瘦李猜测他们可能是去喊帮手了。
这个地区比较荒芜，四周没什么遮挡物，遇到袭击无法隐蔽，我们只有往山上跑去。
结果刚爬到一个山坡上，就远远地看到山下一支国民党部队冲我们包围过来，得有100多人，身后还跟着数不清的看热闹的村民，黑压压一片。
这地方民风彪悍，家家都有猎枪。见到这种阵势，我吓坏了，小声问瘦李：“今天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瘦李说，“就算变成鸟也飞不出去了”。
但他随即打气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怕死。
我们往山顶去，占领有利地形，大家节约子弹，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敌人围过来的时候我们躲在了一个大石头后面，刚好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
敌人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叫嚣着要来活捉我们，一个队友当即冲喊话的敌人开了一枪，这才镇住了他们。
我们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看热闹的村民大概也觉得没意思了，陆续回家吃晚饭去了。
到了半夜，敌人认为我们也逃不出这座山，便撤退了。
我（右）和战友
我们在山上饥渴难耐，只能捧泥坑里的雨水喝，水里都是红泥土的颜色。
眼瞅着前方没路，我们只能摸黑出山，这座山比想象中的大，路又崎岖，天快亮了还没出去。
我提议要不要重新回到山上，占据有利地形。瘦李拒绝了，说敌人的搜索重点就是山上，我们肯定不能去。
因为今天不比昨天，现在战斗力极低，一旦被发现就只有战死了。
他环顾四周，发现村子边上有一小片茂密的树丛，正好藏得下我们5个人。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敌人绝想不到我们会藏在那么小的一片地方里。
果然，早饭后大约8点钟，敌人开始大规模搜山了。
紧张地藏了一天，直捱到晚上村子里传来鞭炮声庆祝端午。
我们几个早就饥肠辘辘了，想到家家户户此时都在吃着香甜的粽子，更觉难耐。
趁着夜色往之前落脚的联络站赶，饿得受不了，遇到水也不敢多喝，一喝浑身就要打哆嗦，只能拿腰带把腰勒得好细好细。
因为脱水，皮肤的毛孔都干成一粒一粒的了。
走了三天三宿，鞋都跑掉了，几个人光着脚，荆棘都扎进了肉里，也不知道疼，都麻了。
终于回到联络站，用小刀把脚上的刺挑出来，这时候才知道疼了。两只脚都不敢落地，去大小便都是坐在地上蹭着往前走的。
当时年轻，还互相打趣道，要是这个时候敌人来了，我们肯定还能像兔子一样跑起来。
几天后，队里指导员和一名向导返回了联络站，他们见我们安然无恙特别惊喜，尤其是看到我。
原来队长郑奎带的3组已经全部遇害了，他们不知道我被留给了瘦李，以为我也跟着一起遇害了。
任务失败了，指导员让我们分成两批再去信宜汇合。
我人小，不容易引起怀疑，让我和向导两个人先走，瘦李他们随后。
入伍后，我敬佩大哥的领路人张炎将军，就想把名字改成“庄炎”，战友觉得“庄严”刚好是个词，就这么叫了下来。
我们是庄家的冠字辈，大哥叫庄冠周，我叫庄冠凡，二哥叫庄冠群。
顺利到了信宜，终于和1、2组的队员汇合，他们都以为我跟着3组一起遇害了，正在屋子里难过，感叹庄家两兄弟，一个月里都牺牲了。
我一出现，他们又惊又喜，冲上来对我拥抱、拉扯。
我心里深深被这种战友情震撼了，他们抱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命是捡回来的，以后再遇到任何危险都不害怕了。
大概一个月后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人都聚在厅堂里，黑漆漆一片，也不说话。他们也在为我的牺牲而悲痛。
原来是一个敌特，提早把我“牺牲”的消息幸灾乐祸地传到了我母亲那里。
一家人已经伤心一个月了。
母亲看到我，一开始还不敢相信，把我摸了个遍，最后一家人悲喜交加地抱在一起。
在我心里，我的母亲杨三奶，比《红灯记》里的母亲，还有过之无不及。
母亲人称杨三奶，十七八岁嫁到庄家，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了不起。
母亲小时候裹过小脚，所以挑不了担子，其他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身体也好，家里家外什么活都能干。
她记性很好，孩子大人的生日，精确到哪个时辰她都记得，还有老祖宗们的生辰忌日、年节布置物品这些，事无巨细，她都料理得很好。
母亲才40岁，父亲就病逝了。
幸好家里还有十几亩田地，母亲或雇人种，或租出去，把家里生活维持得好好的。
我们村子靠近海，母亲常做些虾酱、鱼酱、咸菜什么的，我最爱吃的就是她做的虾酱，几十年过去了还忘不下那个味道。
不仅如此，母亲知道大哥的身份后，她还带着全家一起支持大哥的革命活动。
大哥每次回家，经常组织周围合得来的村民和亲戚，围在一起给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我母亲就跟在一旁听。
因为母亲的好记性，大哥讲的那些，她全都记下了，后来还带着我二姐自己走街串户，去宣传革命。
我大姐和大姐夫也深受大哥感染，他们家在隔壁的官桥村，那边的革命氛围要好很多，大哥所在的武工队就驻扎在村子里，都是公开的身份。
所以大姐家自然而然地，也成了地下党人的一处联络站了。
庄家四姐妹
说到我大姐，还有一件轶事。
我大姐刚出生不久，因为家里事多忙不过来，被送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养，过两年又送回来的。
等我大姐渐渐长大，村里居然开始有人议论，说大姐长得不像我们家人，可能不是亲生的。
我母亲一听就急了，愤怒地说他们是挑拨离间，坚决维护我大姐。这些言论，自然也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然而几十年后，直到我大姐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当初寄养的那家人突然过来认亲了。
原来大姐当年被送过去不久就早夭了，因愧疚不敢和母亲说实话，恰好亲戚家也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就把孩子送过来，当还我们家一个。
当然，主要还是想我们家条件好一些，孩子送过来不会太受苦。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就是几十年。
换来的大姐在我母亲的教育下，真正承担起了长姐如母的重任，比亲的还亲。
母亲从前只是跟着大哥宣传革命思想，大哥牺牲后，她没有沉浸在悲伤里。
母亲和我想的一样，她要把大哥未尽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做。
家里已经暴露了，肯定不能再作为联络点了，她便开始带着二姐走街窜巷，到临近的乡镇、村子里去挨家挨户宣传。
其间也被敌人追捕过很多次，在群众的帮助下，她都一次次逃脱了。
危险，随时笼罩着我们家。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
党中央要求我们扩大革命武装，准备反击国民党的围剿。因此我们要增加武器装备，手枪、步枪、机枪，没有的就从敌人手里抢。
7月我们武工队收到任务，要去抢夺一队国民党的武器。这个任务我期待已久，因为要袭击的，正是当初抓捕我大哥的部队。
我一直想替大哥报仇。
任务并不容易，对方有100多人，还有轻机枪，弹药充足，他们就驻扎在一处叫王福庙的地方，为首的人叫谢轮图。
而我们这边只有二十几个人。因为队长郑奎牺牲，原来的副队长梁振初升任武工队队长。
多亏梁队长有一个弟弟，就在王福庙附近，跟国民党部队的人比较熟悉。
对方队伍里有一个人，从前也是张炎手下抗日的战士，梁弟弟帮我们说服了他，由他做内应，当天晚上我们便趁着敌人睡觉的时候行动了。
这次行动的策划和带队也是瘦李，最终我们成功抢夺了机枪，全队只有1个人负了伤，对方则损伤惨重。
由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抢夺武器，所以这次行动并没有伤敌人性命。我心里虽有遗憾，但也服从上级的安排。
后来我听说，这次袭击大大削弱了谢轮图队伍的力量，结果他被自己的内部政敌盯上了，最后死于内讧。
我心里终于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我跟瘦李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个战士应该具备的一切，无论是持枪作战，还是精神上的。
他对我也是格外照顾，看到我表现出色，更是毫不吝啬地到处为我宣扬。
他是真的把我当成弟弟来看，把我当成他和大哥革命精神的传承。
因着他的缘故，加上我的确表现积极，领导们也都对我委以重用。
1947年年中，瘦李被调去一个地方当区长，我们就此分开了，再见已是解放后。
年底的时候我被调到茂电信任中队长，途中路过一个叫东沟地的联络站，那里离我家乡很近。
距离上次回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多想回家看一眼母亲。可我着急赶路，还有一个同行的香港回来的同志，没办法回家。
联络站的人知道我要来，居然提前通知了我母亲，半夜我赶到联络站的时候，母亲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
我喜出望外，母亲更是，开心地摸摸我的头，摸摸脸，又摸摸身上。
联络站的同志跟她讲了我在外边表现得多么好，多么勇敢，她乐得合不拢嘴，觉得我很争气。
我们只停留了半小时不到，都没来得及坐下就再出发了。
而我万万没想到，那居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到了茂电信山区以后，我见到了原来武工队的指导员钟正书，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此时他是地工委的常委，主管武装斗争的。我这次的调动，就是他特意申请的。
当时他身边还有另一个常委，一直斜着眼睛看我，满不在乎的样子。
估计是钟正书跟他夸奖过我的能力，他见我瘦瘦小小的样子，觉得名不副实吧。
队里其他人也是这么看我的，毕竟我当时才17岁，他们都大我很多，有的都30了。
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认识我，只有钟正书了解我。
我问钟正书，集中了这么多人在这里，是有什么行动吗？
他跟我说，大的行动倒是没有，但有一件很头疼的事。
原来这地方还是白区，我们要扩大力量，把两座山变成一个区，中间有一个大的村庄，正处在交通要塞上。
那村子里有一股地主武装力量，一直在阻止我们的行动。
那人原先是土匪头子，现在是村子里的保长。38岁，身手极好，打枪又准，身边养了条狼狗，出入还有保镖跟着，很不好近身。
夜间攻击也不行。离村子几里之外就是一个乡公所，住着国民党的军队。枪一响，四面敌人蜂拥而来，跑都跑不掉。
他们就是为着这个人发愁。
我初来乍到，正想向大家证明我的实力。钟正书跟我讲着这个人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等他讲完，我说，明天下午我就把他杀了。
钟正书一愣，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说，既然我们抓不住他，那就让他抓我呗。
第二天下午3点，我带了两个小组长和一个向导，就去找敌保长了。
那向导在敌保长家做过长工，对他和地形都很熟悉。他看我瘦小的模样，一路上都十分紧张。
我安抚他，只要告诉我哪个是敌保长，他就算完成任务了。
大约晚饭点，我们已经看见了敌保长的瓦房。他院子里黑麻麻活动着几个彪形大汉，也不知道在干嘛。
正巧那天，敌保长一个人带着狗出来溜达了。
他头戴着礼帽，上身一件灰色唐装，外面一件敞开的花呢中衫，胸前挂着一支钢笔和一条银链怀表，脚踩着黑色月口鞋，右兜里揣着把手枪。
向导急忙指着说：“就是他！”
我让他们都在一边远远地等着，一个人空着手就走过去了。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沿着山往他的方向走，他很快发现了我，看我一副小孩模样，以为我是共产党的小交通，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大摇大摆地在路口等着我。
那条狼狗也跟在他身边。
他冲我招招手，叫我过去，我装作畏畏缩缩的样子，一点点朝他那边挪。
在相距大约10步的地方，我突然掏出手枪朝他开枪，他来不及掏出自己的手枪，转身就跑。
我冲他连开了5枪，他终于速度慢下来了，身边那条狼狗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他见逃脱不了，猛然转身也把枪口对准了我。我们两支枪口相对，我知道他有神枪手的称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没有机会开枪。
果然我的子弹比他快了一步，直接穿透他的右手打进肺部，一枪毙命。
只差零点几秒，中枪的人就是我了。
保险起见，我冲着地上的他又补了两枪。这时候跟我一起的两个人还有向导都围了上来，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他们回去以后就开始到处宣扬我，说敌人一枪没开就被我毙了命，把我传得神乎其神。从那以后队里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噩耗传来了。
我的母亲杨三奶，被杀害了。
母亲是1948年8月遇害的。
钟正书他们早就知道消息，没敢告诉我，还是一个老家过来的交通员告诉我的。
母亲因为积极宣传革命，一直就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前后经历过几次抓捕，幸亏群众帮忙才侥幸逃脱了。
只是这一次，她没能逃走，跟我二姐一起被抓了。两个人在狱里被关了三天，后来拉到大坡地枪毙了。
我大哥当年也是死在那里。
我二姐当时已经怀孕几个月了，二姐夫花钱托了人，才在最后时刻放过了二姐，说等她生完孩子再枪毙。
幸好在二姐生产之前，我们那里就解放了。
我听到以后，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悲伤里，也不会流泪，就是什么都做不了。
整整三天三夜，我拼命压抑自己的情绪，可是越压抑越就难过。晚上睡不着，我点着油灯在看《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就想把悲伤的情绪转移。
我深知自己是一名战士，为革命牺牲是早晚的事，母亲也是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的。
我穿军装的样子
母亲牺牲以后，二哥就去参军了，他参加的是主力部队。
其实二哥参与革命比我更早，当初我参加武工队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就叫我留在家里，他比我大，他去。
二哥比我大3岁，也比我懂事，他是顾虑家里。
家里母亲带着二姐在外面活动，剩下大嫂带着刚出生的侄女，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妹妹，总得留一个男丁在家。
如今母亲过世了，两个妹妹也被大姐接走了，他没了牵挂，决定要走。
二哥此时结婚已经两年，二嫂也是一起干革命的同志。
结婚前二嫂就很支持二哥的活动，她家里条件好一些，经常拿钱捐给他们，结婚以后更是拿出自己的嫁妆来支持二哥。
二哥去参军，她完全支持，认为这是他们二人共同的事业。二哥走后二嫂也回了娘家，继续读中学，解放后参加了工作。
解放后，我所在的独立连被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司令部警卫连第二连，我任连长。
眼看部队主要剩一些接收工作，我因担心家里，归心似箭，趁着部队休整的空档，带着一个警卫员回家了。
我当时最想知道的就是二哥的消息，结果家里面也没有收到二哥的来信，他们连二哥去了哪里、加入的哪个部队都不清楚。
那时候全国都处于解放的喜悦之中，所有当兵的人，都会想回家看一眼，哪怕写封信回去。
我预感到，二哥可能凶多吉少了。
没有二哥的消息，我却得知了另一个对我同样重要的人的消息。
瘦李重病住院了，是肺痨晚期。
我专门跑到医院去看他。那是1949年的冬天，他躺在病床上，本来就很瘦，现在更瘦了，已经病得不能走路了。
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肺痨三期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强挺着身体在战斗。
他看见我还好好活着，非常惊喜，眼睛里放出来的光，好像从来没有得过病一样。
想当年分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毛孩，如今再见，我已经成长为能指挥带队的真正的战士了，他很欣慰。
他问我，你怎么来的？
我说骑马来的。
他说，你把马留给我吧，我不能走路了，等我好一些了，还想骑马出去转转。
我说我这匹马太烈，别人骑不来。我答应他，等回部队了，亲自给他挑一匹温顺的好马送过来。
等我走出病房，瘦李的主治医生跟我说，你别送他马了，他只能活几个月了。
我听了心里一阵难过。
从医院回部队后，我就到了军政大学学习，瘦李是在第二年6月过世的。
到最后，答应他的马，我也没能给他。
而二哥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直到1951年，我遇到了一个小战士，他知道我叫庄严以后，就说，他原来团里也有一个姓庄的战友，琴弹得特别好。
我一听好激动，他说的人一定就是我二哥。
我二哥的三弦琴弹得很不错，大哥也会弹琴。他们以前宣传革命，都是以演剧的形式，弹琴、唱粤剧、唱革命歌曲。
我就不行了，我五音不全，只会唱一些小调。
我忙问他，那人怎么样了？
他说牺牲了，1949年底牺牲的。具体怎么牺牲的，他也不清楚。
我这才得知了二哥的部队番号，他在粤桂边纵队第8团3支队，任文化教员。
想起以前大哥说我，身材娇小，就适合去学文；而二哥个子高块头大，就应该去学武。
没想到最后，我俩反过来了。
母亲、大哥、二哥和阿福都葬在了一起
1958年，政府统一为我大哥、我母亲，还有我二哥颁发了烈士证书。
只是二哥的证书上并没有写他的部队番号，我最后也不知道他是因何牺牲的。
我从来不爱哭，遇到难过的事，只会更激发我的斗志。
母亲死的时候，我痛苦了三天，硬是没有流下眼泪。
大哥牺牲的时候，我满心里只有继承他的遗志，也没有流下眼泪。
只有二哥，知道他也不在了时，我终于没忍住，流泪了。
当初我执意要出来，就是想把他留下，给家里留个男丁，没想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了。
我庄严，得扛起这个家呀。
庄严老先生今年93岁，他说太心软的人干不好革命，当不好兵。
战争是很残酷的，战友牺牲的消息太多了，多到让人麻木。
讲到大哥牺牲，母亲牺牲，瘦李病逝，他都很平静。甚至讲到自己机智杀敌时，还会像个少年新兵一样笑出声来。
直到讲到二哥，老先生的声音低下去了，低声念叨着“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了”。
那一刻，刹那间就感受到，电话对面不是一个老兵，而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我清楚，庄老还一直怀念着儿时的那个大家。他细细讲起家里的构造、摆设，连对联上写的什么都记得，言语里满是骄傲。
更重要的是，兄弟姐妹都生活在一起。
但战争，让这一大家子都散了，牺牲的牺牲，离开的离开。
即便如此，庄家人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所选的革命之路，一点软弱和哀伤都没有。
这种纯粹、执着、坚定的信念感，没有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编辑：佳汇 霞姐
(责任编辑：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