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一生有着多方面的围城成就，其大类有二：作家与学者。钱锺如果作为学者的意象姻钱锺书可以用《管锥编》《谈艺录》为代表的话，那么作为作家的从婚钱锺书只能以《围城》为代表了。《围城》是人生作者一生写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其地位无可替代。钱锺书在写作《围城》前，还有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的创作，这些创作都可以看成写作《围城》的准备。它们包含的创作信息，至《围城》初步成象。钱锺书写完《围城》就感到不满意，则这一形象应当有所变化，那就是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了。
钱锺书写完《围城》后，还不满四十岁，还有足够的创作冲动和能力，以钱锺书“不断叩向更上一关”的精神，第二部应该胜过第一部。钱锺书评论《百合心》时说：“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百合心》应当符合作者“分外地甜”的信念。不仅如此，《百合心》还未必达到高峰，钱锺书还有创作其他长篇的可能，大致延续至1957 年与完成《宋诗选注》的时间相齐———也许钱锺书这时才会真正转移兴趣———那才会是钱锺书小说的真正高峰。然而，钱锺书在完成《围城》后，1949年在搬家的忙乱中遗失《百合心》手稿，以此为契机，钱锺书“由省心进而收心”，就此中断了小说创作，这极为可惜。但也因为如此，反而使本来多少具有实验性质的《围城》就此保存了创作方面的全部信息，在钱锺书著作系统中屹立不变，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钱锺书开始写作《围城》，是在1944年的上海。那一年钱锺书和杨绛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锺书突然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很高兴，催他快写。当时钱锺书在修订《谈艺录》，又在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于是杨绛在多方面给予帮助：她让钱锺书减少授课时间，进一步节省本来已经节省的生活，并且自己兼任女佣的工作，甘心情愿地做“灶下婢”。这样，钱锺书才得以集中精力，在1944年至1946年两年之内，“锱铢积累”地写成了《围城》。《围城》最初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之后在1947年出版单行本，1948年、1949年重印，大受社会的欢迎。
杨绛指出：“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题材全属虚构。”钱锺书观剧回来发兴写《围城》，只是具体的触发。而小说的种因，却相当久远。如果以钱锺书1938年夏的归国为界，对此远因的追溯，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后两部分的接续是长期的打底，而后一部分则渐渐成熟为小说。如果没有对社会和人性（作者所谓“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长期观察，如果没有对婚姻恋爱的体悟和观照以及对大学生活的体验，《围城》的写作就不可能顺利。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极长期也极复杂，难以言说，这里的交织和相合，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绝无速成之理，然而也能稍稍找到一些早年因素。
正如钱锺书在大学时代遍读宋以后集部，是他以后撰写《谈艺录》的前导；钱锺书在大学时代对大学生活的体验以及对婚姻恋爱的观照，也应该是后来《围城》小说的前导。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在毕业年刊上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真正直接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出现”，这里是不是有点微微透露《围城》的先声呢？而如果把钱锺书归国后的经历和小说对照，可以看出两者基本相合：
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同船回国，船上的情形和《围城》里写的很像。那是小说的第一章。
钱锺书出国以前在上海的经历，辅之以1939年夏、秋的自昆明回沪探亲，可以相关小说的第二、三、四章。
1939年秋，钱锺书未回昆明而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去了。他把从上海到湘西的旅途所经写进了《围城》。那是小说的第五章。
钱锺书在湘西教书两年，所遇到的一部分丑恶的人和事，构成了《围城》的素材，真实地进入到角色中去。那是小说的第六、七、八章。
在湘西的两年中，主要是写作《谈艺录》的时期，也是完成《围城》构思布局的时期。而钱锺书1941年回沪探亲后困顿于上海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对于完成小说第九章并且最后确定书名为《围城》，有着重要关系。有此一笔，以贯通小说的题旨，则全盘皆活。
钱锺书归国后，没有回上海，直接到西南联大去了，这是作者经历和小说不对应的一段。论者也指出：在《围城》中找不到联大人物的形象。西南联大真的和小说完全无关吗？联大的一些人和事是不是也化入“国师”得到了描述呢？钱锺书在离开联大时一度不很愉快，也许将来会有人揭示这里的关系吧。
钱锺书晚年在谈到《围城》时引用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断然否定了关于《围城》是“自传”的猜测。但是，钱锺书的生活经历还是和小说密切相关，唯其积累丰厚，所以能在两年时间内“锱铢积累” 地写成，基本属一气呵成。从生活经历到小说，必须有长期的酝酿过程，其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难以追溯复原的转变。所以尽管《围城》包含着许许多多和作者相关的人和事（杨绛指出过一部分，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它还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一部复合型的虚构小说。
《围城》有其丰富的内涵，以男女主人公的恋爱为主线展开，但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从婚姻反观爱情的小说。从人类性爱、情爱的全过程来看，“爱情小说”实际上仅仅是“半截子”小说。爱情小说往往以婚姻的成败为结束，无论其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对平常的实际人生来说，总是简单化的。而从婚姻反观爱情，所包含的内容自然要复杂得多，在《围城》中则不得不显出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如果和社会文化结合，则更为丰实。而在《围城》中，这种困境处处出现，成为小说发展的推动力。这种困境在小说中有其中心意象，就是作者最后用书名来点题的“围城”。“围城”意象，后来被总结成以下一段话：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在《围城》小说中，这一意象点出在第三章。最初是借小说人物褚慎明之口带出罗素（Bertie）称引的英国古语：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小说随即又借苏小姐之口引述法国成语“forteresse assiégée”点出了这一中心意象：
结婚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就是作者借小说人物在客厅议论中点出的“围城”意象，所述尚以婚姻为主。而在第五章，又借离开上海的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这一意象作了呼应：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这就从婚姻扩展到人生万事了。从婚姻到人生万事，从人生万事到婚姻，范围虽有变化，仍然契合。在小说中，经过反复铺垫已然厚实的“围城”意象尚属空间，但冲进冲出，永不停歇，又蕴含时间。而这一时间变化在小说中，以第九章的祖传怪钟来点题，这只走时落伍的计时机和实际时间竟相差五个钟头，它在小说结尾中出现：
无意中包涵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的语言，一切啼笑。
由此“围城” 意象和怪钟结合，完成了小说的卒章显志。怪钟的时间错乱，也是时代错乱，反映了作者杜门寂处、蛰居于沦陷区时，观察种种世相而忧生伤世的心境。
从“围城”意象观察整部小说，小说的实际情形和那句法国成语表面似乎并不一致：方鸿渐想逃避冲入苏小姐的城（“围城”比喻在小说中出自苏小姐之口），却在无意中不知不觉地冲入孙小姐的城，情景似乎反了一反。但是从摆脱一个困境始，到落入另一个困境终，在更高的层次仍然被那句比喻套住，这也说明了“围城”意象的涵盖意义。
《钱锺书传：营造巴别塔的智者》，张文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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