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诺奖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得主丁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因为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戈尔国的高理解”而独享此殊荣。

戈尔丁是现代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重要的教育劳动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体系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2013—2014年）。何形她的诺奖研究涉及广泛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得主丁美收入的戈尔国的高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现代技术变革、教育教育、体系移民等。何形

2023年1月，诺奖戈尔丁的经典著作（与她的丈夫劳伦斯·F.卡茨合著）《教育和技术的赛跑》，由格致出版社中译出版。该书回顾了美国劳动力在20世纪的变迁，细致梳理了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参与上的差异、该差异随时间的演变趋势，以及背后的社会根源。

该书认为，技术变革与教育这两股力量的角逐，决定了经济体中贫富差距的走势。技术变革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提升他们的工资溢价；而教育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降低他们的工资溢价。在技术变革与教育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赛跑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对领先和落后，决定着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也提纲挈领地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涉足领域范围的增多以及知识产业的变化。澎湃商学院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克劳迪娅·戈尔丁、劳伦斯·F.卡茨 著，贾拥民、傅瑞蓉 译，格致出版社2023版

1.规模：私立大学的学生数量，公立学校的大幅扩张

美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在1900年至1940年间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高等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从1900年到1933年，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1.4倍，但是同一时期，学生的数量却几乎增加了5倍。

然后，在接下来的70年时间里，四年制大学的数量翻了一番，同一时期学生的数量却增加了大约10倍。因此，高等教育机构的平均规模，扩大了大约5倍。在整个20世纪，高等教育体系最重要的“扩张边际”，表现在单个机构的规模膨胀上。许多公立大学，发展成了庞然大物。

相比之下，在20世纪初，许多私立大学的规模都超过了最大的州立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1900年前后招收的本科生数量，都比密歇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这两所最大的公立大学更多。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本科生数量，也比伊利诺伊大学还多。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1900年前后，公立大学的平均规模要比私立大学更大，但是从绝对规模来看，它们也没有大多少。当时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中位数学生人数大约为130人，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中位数学生人数则大约为240人。这种差距，与后来出现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演变轨迹并不难总结。在1900年前后，公立院校的学生人数中位数，与私立院校的学生人数中位数之比，大约为1.8，不过到1923年就上升到了3.4，然后在1933年进一步上升至4.1。由此可见，相对规模的一次重大变化，应该发生在1900年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某个时候。到1923年，公共部门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包括了许多大型的研究型大学。不过有意思的是，最新的数据显示，虽然大学的绝对规模一直在扩大，但是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之间的比率，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单个私立学校的中位数学生人数为1579人，公立学校则为8181人，两者之间的比率为5.2。

在1900年至1933年间，公立学校得到了大幅扩张，但是离它们日后将变成的庞然大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933年，按在校本科生数量排序，规模最大的前25所高等教育机构，差不多有一半都是私立学校。尽管正如我们下面将会证明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个20世纪的相对增长，在1900年至1940年这个时期是最快的，但是那些大型公立学校的规模扩大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到21世纪初，公立学校的长期大幅扩张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25所规模最大的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中，有24所都是公立大学。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视觉中国 图

2.范围：从教育和学习的中心到研究和创新的中心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期，还见证了高等教育机构在范围上的重大变化，包括研究型大学的出现、独立的专业高等教育机构的消亡，以及独立的神学院和宗教教派院校在总体上的衰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都只是教育和学习的中心，而不是研究和创新的中心。不过，随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 1889年）和芝加哥大学（1892年）的创办，美国大学的使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扩大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专注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创新的大学。

在欧洲各国，大学教学有好几种模式，包括英国大学强调经典的教学方法、法国大学精英主义色彩深厚的科学训练，以及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生培养和建设研究机构的模式。而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的现代化大学的面貌，却与欧洲各国的大学截然不同。在美国，迎合广泛的学生群体的需求、服务于各州的利益，是美国大学的出发点。但是，美国大学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试图成为研究中心。

现如今，美国的大学已经成了高等教育的“百货商店”，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其核心，研究生院和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包括法学院、医学院、牙科学院、药学院、神学院和商学院，林林总总——则是其外围。但是，现代化的美国大学，远远不只是将各种高等教育服务集中到一起来那么简单。它们还是生产中心，其中某一部门的研究，能够促进其他部门的教学和研究。美国大学在组织形式上的创新，使得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技术互补性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部门并没有主导美国的大学，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共部门在大学中一直占据着不成比例的巨大份额。例如，在1900年前后，43%的大学都处于公共部门的控制之下，尽管当时只有13%的学院和大学是公立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公共部门拥有对大学不成比例的强大控制权，随着注册并就读于大学（universities，非预科部）的学生的总份额——相对于注册入读学院（colleges）的学生——从1900年的42%提高到了1933年的59%上下，公共部门在这一时期（直到1940年）获得了比私人部门大得多的优势。

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有能力探索以往未曾尝试过的新领域（如商科），或者让过去曾经饱受江湖骗术困扰的老学科（如医学）重新崛起，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19世纪末期，由于各州政府在颁发许可证时变得越来越严格（设立许可证制度的部分目的，是希望用科学方法来取代治疗的“艺术”），医学院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了。

1910年，当卡耐基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严厉指责美国和加拿大的155所医学院的报告之后——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是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因此被称为“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医学院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减少。自此之后，大学开始越来越多地综合了百货商店、一体化的知识生产工厂以及知名品牌的特点。

随着独立的专业高等教育机构的衰落，附属于大学或与大学挂钩的专业学院增多了。在20世纪之交，48%为了成为律师、牙医、药剂师、医生和兽医而接受训练的学生，都就读于独立于任何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学院。当时，专业学院通常不要求学生拥有大学学位，而且许多入读的学生以前根本没有上过大学。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只有19%的专业学生还在这类独立的专业学院上学了。

就这样，在几乎所有的专业领域，过去非正规的学徒式培训，都逐渐被科学、正规、以学校为基础的培训所取代了。此外，提供培训的学校，也越来越多地变成大学的一部分，而不再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存在。研究型大学已经在“生产率”上拥有了巨大的优势，它们有时还会利用自己的声誉，去扶持一下偶尔名声受损的那些专业。

3.知识产业的变化：知识传播者也成了知识的创造者

上面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高等教育机构规模扩大了，涉足领域范围增多了，尤其是公立大学的入学人数迅速增长，同时各州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增加了。所有这些转变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将围绕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了整个“知识产业”的一系列技术冲击来展开。

在19世纪下半叶，大学里的课程不断细分且越来越专业化，同时大学的教师们也开始通过自己专长的细分专业领域来区别于他人。当然，每一个学科的变化，都是由不同的因素在不同时间点上引发的。但是在众多学科的专业分化过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科学在工业领域中的应用、科学和实验方法的成长，以及随着日益加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社会问题所引起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到了19世纪末期，很多行业对化学和物理知识的依赖日益加深，其中最突出的是在钢铁、橡胶、化学产品、食糖、药品、有色金属、石油、发电，以及产品需要直接利用电力进行生产的各种行业中。以前需要雇佣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企业，都在加速争聘这些人才，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是一样。在1900年至1940年间，美国整个经济体中雇佣的化学家人数增加了6倍多，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也提高3倍多；在同一时期，工程师的人数也增加了7倍以上。在生产中，科学取代了“艺术”，专业人士取代了“工匠”。

由于社会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需求持续增加，大学扩大了它们所能提供的产出的范围。随着新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传统的科学学科越来越细分化，专业化程度也水涨船高。在生物学中，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激发了经验研究和科学实验方法的变化，推动了生物学的进一步专业化。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了农业科学中，其推动力的部分来源是：美国的铁路促成了农业生产的高度专业化，从而导致美国农作物品种的极大增加。

社会科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经历了一个快速成长和加剧分化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后期，工业化、城市化、移民和经济萧条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给社会学科赋予了新的使命。社会科学领域的演变，先是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了重视统计和实证检验的倾向，以及更一般的经验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

利用不断涌现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成立日期，可以很好地勾勒出学科领域日益专业化的过程。美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学术团体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它成立于1743年。然而在随后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仅有5个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然后到1880年前又成立了6个，这样总数达到了12个。在那之后，学术团体成立的步伐迅速加快，1880—1899年出现了16个。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即1900—1919年），又有28个学术团体问世。1920—1939年间只增加了10个，不过在1940—1959年间增加了20个。在我们的数据集中的最后20年（即1960—1979年），又新成立了12个。很明显，20世纪的头几十年，是学术团体成立最集中的一个高峰期，同时也是美国学科领域迅速扩张的时期。

这就是说，在高等教育领域，劳动大分工的时代已经来临。任何一所有声望的大学，都不可能再依靠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教授生存下去了。毫无疑问，大多数变化都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也提高了一所大学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教员和学生人数。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同样值得关注：那些传播知识的人，逐渐变成了知识的创造者。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研究要为教学服务。

（作者克劳迪娅·戈尔丁为哈佛大学Henry Lee讲席经济学教授、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F.卡茨为哈佛大学Elisabeth Allison讲席经济学教授，本文摘自格致出版社2023版《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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