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在1929年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陈寅第二首诗中，陈寅恪特别希望学生们读书不肯为人忙。恪生肯周一良先生不止一次指出，治学旨读这是人忙陈先生一生治学的宗旨。陈先生不仅自己读书治学是陈寅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恪生肯原则，更希望学生读书一定要独立，治学旨读独立思考，人忙并有独立之思想，陈寅不为别人希望的恪生肯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

我们要知道，治学旨读读书为己而不为人忙，人忙并不是陈寅件容易的事。还在孔子的恪生肯时代，已经出现古之学者为己，治学旨读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倾向，后者尤其影响久远。1936年就有人说，中国是个三千年来的帝国，由于历史负荷太久……沿例照样，成为国民共通的德性。社会既不奖励思索，个人就不惯独自思索。

不幸这样的传统特色又为20世纪新来的现代所强化。梁启超在1921年已洞烛其弊，他曾批评近世学校教育已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就算办到最好，也不免以社会吞灭个性，使学生陷于机械的而消失自动力。他提出的改革设想，即在大学创设自由讲座制度，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老师对学生，要察其性之所近，因势而利导，使学生自发的研究可以日进，而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以尽其才。

梁启超在希望中国人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的同时，又特别致意学生诸君，要将自己发展到圆满，即不仅培植能力，更要设法养成高尚人格。他心目中的自由讲座制度，就格外注重学生的自动力，鼓励学生自发的研究。而其所针对的学校教育，显然对此形成了束缚。

突破各种束缚而获得个体人的解放，是很多近代中国读书人持续的追求。陈寅恪所提倡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这一长久趋势的精彩表述。从学习视角看，既然是独立的精神，就不可人云亦云；是自由的思想，就不能有任何束缚；而批评的态度则是确保独立和自由的必要手段。三者关联互动，相辅相成，而其核心则是我的存在和凸显。

陈寅恪曾明言自己论学论治，迥异时流；更自谓其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一位曾长期留学的现代学术体制中人，却特意说明自己的思想、议论都还滞留在19世纪的前清后期，话虽婉转，实表达出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是他自由思想的清晰申明。

在陈寅恪看来，思想自由是学术优秀、文章上乘的基础，而且这自由是外在和内在兼具的。他认为庾信和汪藻的骈文为历代之最，其外因在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而内因则在庾、汪两人思想之自由灵活，故能把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通于一篇之中而无所阻滞。

如果说独立精神是首要的基本立场，自由思想兼具立场与方法，批评态度则更多体现在方法之上。对于史学专业的学生，陈先生希望能在意识层面养成一种批评的习惯，以看原书为基础，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使在求学阶段，学生也不能不经自己斟酌思考便接受他人在课堂上或课外灌输的所谓知识。

如梁启超所说，做学问的大忌是剿说与盲从。前者即自己并无心得，随便以古人所说，改头换面；后者则是绝对不用自己的脑精思想，一味听人指使。治学须有独立的自我，然后可以批评。就像老吏断狱一样，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

另一方面，章学诚说过，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建设的批评态度，也包括对我其我的一种约束。陈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示范，如他主张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借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期对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有真了解。盖毋我然后可以观他、知他，这便是批评态度之一例，特别能体现批评的建设一面。

不过，对我其我的约束或更多是战术层面的，通过认真细致的研读而把判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则是战略层面的。外在的学术独立和内在的学人独立相结合，实现客观与主观的互补，免除心为形役，让我回归，庶几可以养成读书为己而不必为人的独立精神。前引胡适说过，独立自由的精神能解放思想的束缚，是为学问革新的动机。也只有这样，才能获致今人特别提倡的创新。如傅斯年所说，最自由的个性思想，能辟人不能辟的路，所以无意之中时常得着人不能得的效果，可以从崎岖闭塞危险的路里探出真理来。（罗志田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