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诉讼浪潮的政策折腾起点,是损人美国一家高端地板企业,HMTX Industries。
今年9月10日,HMTX Industries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交了起诉美国政府的“诉状”。
曾在商务部条法司工作的任清律师一直关注国际贸易,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并在自己的公号上,详细解读了这家企业的诉讼文书。HMTX Industries最主要的诉求,总结起来有2点:永久禁止再用“清单3”征收关税
美国政府要“连本带息”赔偿因为加征关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最开始加征10%,2019年又增加至25%。
这份关税清单一共有5745条税号商品。其中有一项,叫乙烯基地板,正是HMTX Industries公司的主营商品。2018年,美国乙烯基地板市场规模约为30亿美元。其中,HMTX Industries公司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并且每年以大约25%的速度增长。中国,正是这家公司进口乙烯基地板的主要来源,已经持续了近40年。加征关税,意味着采购成本提高。这些成本,HMTX Industries消化不完,只能由消费者承担。因为关税,从HMTX公司到批发商,涨价近20%;批发商卖给零售商,涨幅接近25%。到消费者这里,客厅、餐厅和走廊的地板要比以前多花数百美元。其实,在“清单3”制定前,这样的担忧就已经出现。负责制定关税清单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收到过6000余份相关的评论意见。参与决策的政客,显然没有认真计算加税给本国企业带来的损失。
有人算了。根据路透社对美国商务部数据的分析,自2018年2月以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已经让美国企业损失了460亿美元。美国企业压抑已久的怒火,被HMTX Industries的一纸诉状点燃。之后的两周,3000多家企业纷纷加入诉讼的行列。只不过,为什么3000多家企业都集中在此时发起诉讼?不少律师都给谭主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诉讼时效。根据美国法典(USC)2636节的规定,对这类关税政策诉讼的时效为2年。据此计算,针对2018年颁布的“清单3”加征关税的诉讼有效期是2020年9月。美国企业要抓住这最后的窗口期。其实,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企业承受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已经许久。任清律师告诉谭主,自己早在2018年就提出过建议,可以就加征关税起诉美国政府。但企业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原因之一是担心美国政府报复。此外也有不少美国企业也寄希望于通过关税豁免等方式来减轻损失,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希望和美国政府对簿公堂,然而种种努力都没能减轻损失。加之今年疫情的影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让美国企业忍无可忍。与此同时,世贸组织的一纸裁决也成为企业发起诉讼的催化剂。就在9月中旬,世贸组织公布了争端解决专家组关于中国诉美国对某些商品关税措施案(DS543)的报告。
裁定美国对中国关税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义务,并建议美国改变其措施。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起诉足以见得美国企业已经忍无可忍,决定抓住最后的机会放手一搏。谭主梳理了一下,参与此案的企业涉及的行业领域很广:
有家具建材用品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
有食品和药品零售商沃尔格林(Walgreen)
有时装品牌拉夫劳伦(Ralph Lauren)
有餐饮公司西斯科(Sysco)
……
熟悉中美贸易的沈倩律师告诉谭主:
特斯拉,赶在诉讼到期前的最后几天,把诉状交到了美国贸易法院。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地,几乎全球大部分汽车企业以及零部件企业都在中国设厂,甚至美国本土轮胎品牌固特异也在中国设厂,进而返销美国。汽车行业作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柱,加征关税首当其冲受到沉重打击。
在这之前,现任美国总统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关系,用“惺惺相惜”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他曾夸赞马斯克是“当代爱迪生”“美国的最强大脑”“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而马斯克,也曾是美国总统商业顾问团队中的一员。没曾想,因为关税,他们也“反目”了。
直接原因还是成本上升。2019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加征25%的关税名单中,特斯拉在加州费利蒙工厂Model 3型号电动汽车组装中用到的中国制造电脑和显示屏,正名列其中。加上其他加征关税的影响,特斯拉最低配车型都上涨了14万元,大部分车型价格均突破100万元,在华销量显著走低。如何控制成本,美国的车企,选择“出逃”。美国政府加征关税之后,特斯拉牵手上海,正式建厂。今年第一季度,借着早早复工的上海工厂的东风,特斯拉生产了近10.3万辆电动车,交付了约8.84万辆。这是特斯拉有史以来最好的第一季度表现,同比2019年增长了33%。美国车企,因为关税出逃,并不是第一次。其中甚至包括“美国制造”的象征,哈雷。多位美国总统曾为哈雷站台,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称赞哈雷为“美国的标志”。
但当现任美国总统宣布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后,这家“伟大的美国公司”,第一个“举起白旗投降”,将生产线搬到了海外。加征关税后,哈雷购买钢材的成本,增加了75%。同时,欧盟的反制措施,也让哈雷的平均售价上涨了2200美元。随着美国滥用“关税”,“哈雷事件”,正在变成“哈雷现象”。2019年6月,600多家企业联名致函美国总统,敦促其化解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信中详细算了关税给美国带来的伤害。伤害不只是经济损失,而是就业岗位。信中写道:制造业受损“甩锅”中国——加征关税——制造业流失加剧损失——失业增加。在已征关税的基础上,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将使美国失掉逾200万个工作岗位。
加征关税,正让事情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美国在亲手逼走自己的制造企业。汽车行业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各行业,几乎都遭遇了无妄之灾。无奈之下,只能联合起来。只不过,起诉,行得通么?能不能告赢,先看看告的是谁。
总结一下,“被告”一共有这几个:首先是美国联邦政府,作出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
其次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及其负责人,主要制定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
最后是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及其负责人,主要执行征收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从预测与分析的角度出发,美国企业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有一定胜率。”
“无控制、无限制、无底限”地打贸易战,严重伤害了企业利益。为什么是12个月?曾担任中国贸易促进会经贸摩擦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蔡开明律师给谭主分享了一个美国法律知识:美国政府违反了行政程序,没有在规定的12个月内结束征收关税。
2017年8月18日,美方开启对华301调查,成为“贸易战”的前奏。按照美国《1974贸易法》第304节,如果美国要对调查对象采取措施,必须要在发起调查的12个月之内进行。
这不是一句无厘头的吐槽,而是摘选自另一则美国法律的原文。
在美国《行政程序法》当中,有一句相同的话:这指向了美国加征关税的另一个违法依据。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706节规定:按照美国的说辞,对中国启动301调查的理由是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制定的清单1和清单2——共计500亿美元清单的中国商品,正是在301调查报告后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实践提出的。然而,加征“清单3”和“清单4”的理由,完全与中国知识产权实践无关。“清单3”针对的是中国对于进口自美国商品的加征关税反制行为,“清单4”制定的原因是中国未从美国进口足够的商品。蔡开明律师告诉谭主,在美国企业看来,“清单3”和“清单4”加征关税的理由并非启动301调查时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原因。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加征第三轮、第四轮关税的行为“武断”且“反复无常”,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在宣扬法制的美国,政府机构和政客的种种行为公然违反白纸黑字的自家法律条文。说白了,美国制定的许多法律条文都是为了满足某些利益团体的政治目的而准备的冠冕堂皇的说辞。当形势发生变化,在实际应用中不再那么“顺手”时,甚至连自己曾经信誓旦旦的说辞都可以公然抛弃,对于牺牲国内其他人的利益也毫不在意。如此出尔反尔的“法制”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最终引起美国内部的反目。这次美国3000多家企业家已经站了出来,明天又会有谁呢?当法院认定政府机构的行为“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在其他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超过法定标准”或者“未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时,有权判定该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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