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刘阳

大概在两年多以前，我的快手室友自杀了。

那年11月一个平常的救援傍晚，她瞒着所有人出了校门，试图第二天出现在宿舍的自杀已经是上门调查的警方。或许是隔空人们放在她身上的注意力太少，或许是快手她隐藏得很好，没有人发现她那天有任何反常。救援

事情发生后，试图朋友们才回忆起一些蛛丝马迹。自杀她像是隔空很有准备地在做这件事情——大约一个月前，天气很好的快手时候，她把所有的救援鞋子洗好晒干，整齐地装进透明的试图塑封袋；小猫弄脏了她的箱子，她说“没关系，自杀我很快就用不上了”。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我没有向任何人打听过她以什么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自杀这个念头注定要从她的身体中生长出来，那么在它被付诸实践之前，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

基于这样的困惑，我拜访了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公益性质的自杀干预民间团体以及快手平台的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

在他们看来，自杀行为往往是隐秘进行的。如果有轻生念头的人决定把这个信号释放到互联网上，自杀干预者希望能够打捞起这些正在下沉的人，因为“这其实是他们在求救。”

现实之中，尽管目前各大互联网平台都投入了大量精力，采取了“AI+人工”的方式对自杀倾向者进行前置排查和干预，但作为一个对预警精准度和干预专业度要求都极高的领域而言，对自杀行为的“隔空干预”依然存在诸多难点，也出现过一些干预失败的案例。

01

两个真实的自杀干预案例

这是一个结局看起来还算令人欣慰的真实救助行动。

来自快手平台的一份客服存档显示，今年6月13日14时33分，一位男性来电：“你们赶紧帮我查一个快手用户的账号。”

确认ID和昵称后，男人说：“这个人喝药自杀了，你赶紧救救她。”

来电的人表示，两人是在快手上认识的，互相加了微信。当时，这位女性网友给他发了微信视频，称自己已经喝了药。可惜的是，两人没有交换电话号码，他只知道对方是辽宁某市人，警方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

《千寻小姐》剧照

快手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组员黄蓉接到这条预警后，翻阅了她的过往视频和评论，发现她曾在回复网友的一条评论里写道：“我要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了。”

黄蓉拨打了该用户的电话，但打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根据经验，黄蓉判断来电人说的话大概率是真的，马上根据该用户公开的IP地址等信息报了警，并在警方询问下，提供了相关信息。警方接到报警后，上门进行了干预。待黄蓉回访时，警方反馈该用户已经送医，人是安全的。

在后续的观察中，黄蓉发现，这名女子的账号换上了一个乐观积极的昵称，并一直在持续更新内容。

很多时候，伴随着焦虑紧张的信息研判以及沟通救助，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也要面临干预失败的扎心与沮丧。

2021年底，黄蓉曾接到客服转来的一条人工反馈，称一名男性用户可能存在自杀倾向。进线的用户称，那个有自杀倾向男性用户发了一条作品说：“过了15号，如果我回来了，就（是）有人改变了我和孩子的一生。”

但黄蓉排查了该用户的视频作品和评论，找不到任何一条风险信息，可以佐证他真的会采取自杀的行为。这名用户后续还发了一些跟孩子的合照、自拍等等，“看起来很正常”。

善于隐藏的人，很多时候都在独自面对负面的自我（《我是遗物整理师》剧照）

从视频里看，对方大概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在快手上有1000多名粉丝，算是小有名气的“素人”。平时的作品中，有他去参加朋友婚礼的视频，有晒娃的内容，还有陪兄弟去见网友的经过，“感觉他的生活还挺充实的”。要说有什么地方显出他的情绪低落，大概只有偶尔几句“还有谁爱我”之类的言论。

但大约从两三个月之前开始，在这些稀松平常的内容里，每隔一两周就会出现一张日历截图，上面圈着一个日期，配文倒计时多少天。

黄蓉当时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到了日历圈住的那一天，他自杀了”。

02

主动干预难在哪儿？

两年前的这个失败的案例，对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大家沮丧之余也意识到，发布“倒计时”的内容，也可能是一些具有自杀倾向的人给自己的“仪式感”，预示着自己死亡的日期。

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组员曹受君表示，后来复盘时，他们就将“倒计时”这个因素纳入到了自杀干预的标准中，“如果发了‘倒计时’，就是要格外关注”。

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曹受君等人在复盘干预案例

然而，仅仅靠被动的信息反馈和“人肉”方式的排查，在海量的短视频内容中很难发现潜在的自杀倾向。因此，“AI+人工”也成为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在自杀干预方面不约而同采取的方式。

从公开信息来看，包括阿里、抖音、快手、B站等在内的各大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都在做着几近相同的事。

比如，阿里巴巴于2019年7月从技术、客服等部门抽调出人员，组建了自杀干预团队；2021年10月，抖音安全中心联动客服、审核等部门成立了“抖音救助与关怀”团队，从用户发布的视频内容入手，识别出有自杀倾向的用户，进行报警和心理疏导干预。

互联网平台对于“安全”的定义，已经从系统延申到了用户。

快手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组长林雨（化名）透露，自2018年底平台开始利用AI技术识别发现自杀、自残等人身安全风险，目前预警系统已多次迭代升级，仅今年上半年，通过系统预警结合人工评估，联动警方干预挽救的人数达131人。

林雨坦承，人一旦形成自杀倾向，在此后的行动中，虽然可能会露出痕迹，但这种痕迹有时候也只是难以察觉的细微举动。

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剧照）

这也就意味着，自杀干预无法成为一种“完美”的手段。

“尽管系统的发现预警能力不断的增强，但对我们来说，一直处于如履薄冰的状态。”林雨说，目前各大互联网平台对涉及人身安全问题的预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系统预警，即利用AI技术识别直播、短视频和商品订单信息等方面的风险，二是人工预警，这里既有社会公众的直接反馈，也有审核团队在审核内容时发现的风险。

由于自杀倾向内容识别的复杂性，系统预警依靠机器识别往往是单维度，需要综合用户的账号、发布的视频、文字甚至留言评论等内容来综合判断。

这要求预警系统要不断更新对不同的风险场景和“变异”的语音语义等要素的识别能力，同时也要求干预者在极短的时间里快速做出评估判断。

林雨透露，上半年联合各方救下131名有自杀倾向者的背后，是对5530条风险预警信息的研判，而这5530条风险预警信息则是从每天近万条被标记为潜在风险的信息中筛查出来的。

“很多预警事后被证明是无效信号，有些人可能是在开玩笑，也可能是发泄情绪，但我们却不敢轻易地放过去。”林雨说，也确实存在系统识别不出来的情况。

03

干预的窗口在哪里？

“任何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他在真正实施自杀之前，都会处于一个矛盾的时期，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在这个时期，他可能会发出求助的信号，比如在网上直播并做出轻生动作，很有可能就是想获得别人的关注，通过这种比较极端的行为，让别人关爱自己，给自己一些力量。”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干预部主任安静也关注到互联网平台开展的自杀干预和关怀救助。

在她看来，有针对性地对具有自杀倾向的人群进行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而自杀干预中的关键一步，就是定位。因此，互联网平台与公安机关的联动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用户公开的IP地址等综合信息，锁定当事人所处的位置，才能快速地进行危机干预。”安静说。

安静关于“求助信号”的观点在曹受君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印证。

曹受君说，通过以往干预的一些案例来看，有一部分用户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产生了轻生念头，对这类人群，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通过电话外呼安抚的方式，听他们倾诉，开解他们，他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这样一来，在评估、研判之外，专业的沟通干预能力也是对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要求。

如果论起“专业对口”，两年前的黄蓉或许很难想象这会是自己如今的工作内容。

黄蓉大学学的是理科——大气科学专业，“这个学科特别难，从大一到大四都要学高数，还有物理”。

在快手做自杀干预，是黄蓉的第二份工作。从第一份工作离职后，黄蓉参加了快手的招聘，“当时觉得这份工作可能挺有意义的”。在此之前，黄蓉还从未经历过他人的自杀。

黄蓉

黄蓉回忆说，作为新员工，团队会对他们进行心理学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案例的培训，经过老员工带着试岗1个月后，经考核合格的，才能正式上岗。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还会不定期邀请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来开展授课培训，提高小组成员外呼安抚的专业能力。此外，团队还邀请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开展培训，指导小组成员如何更高效地报警，提高报警的准确率、有效率，以便警方争分夺秒地开展上门处置干预。

除了各个互联网平台自身的努力，一些社会公益团体也加入到网络自杀干预中来。

深兰科学院医学知识图谱首席科学家黄智生创办的智能公益团体“树洞行动救援团”，也一直在针对社交平台做自杀干预工作。他们将自杀风险分为11个等级，最高级是10级，即“自杀可能正在进行中”，包括确定的自杀时间和自杀方式。

目前，“树洞行动救援团”的监测对象为5级（有强烈的自杀愿望，但自杀方式不明）以上的自杀者，光是这一群体每天的数量，大概就有200~300人。该组织对社交媒体（年轻人居多）进行了5年的监控，黄智生表示：“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16岁~26岁年龄层中，女孩跟男孩的比例是3:1。在这些想自杀的年轻女孩中，60%~70%都是由于感情问题。”

黄智生认为，大多数的自杀行为实际上确实可以通过干预“叫停”，但终究难免会有失败的情况。

以“树洞行动救援团”为例：该组织5年内干预了6000多次自杀，最终干预失败的人数大约为20~30人。

04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招聘组员时，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的面试官喜欢问一些“what if”句式的问题，譬如说：如果有人在直播中表示自己不想活了，并且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是你看其他的作品又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呢？

如何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仍是一个需要深耕的问题（《青之炎》剧照）

曹受君解释：“这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我可能会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即便其他作品没有透露明确的自杀倾向，但只要这个作品出现了，你至少是重视这件事，首先我得听到这个点；其次就是你对这个点得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比如结合该用户的其他痕迹和行为，如果说有进一步的风险的话，其实还得报警。”

曹受君认为，在应急干预完成之后，如果团队成员后面还能够继续去关注用户的状态，“我会认为他更有同理心。”

2021年，刚刚加入团队的苏原曾在凌晨两点多接到一个预警。一名用户给平台客服打了电话，扬言要自杀。客服沟通无果后，将电话转接到了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

苏原

深夜是人们最脆弱的时候，也是往往说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最紧张的时刻。苏原接到电话后，找了个地方边抽烟边跟对方聊天。

对方从小时候的经历，父母不和，家庭困难，事无巨细聊到了长大后患上癌症，聊了两个多小时，每说几句就咳一会儿。“通过他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他的病很严重。”

将近凌晨5点，苏原感觉对面的人情绪渐渐稳定，慢慢地结束了通话。但考虑到情况特殊，苏原还是报了警，警方也回访称采取了一些救助措施。

自杀随时都可能发生，这要求自杀干预社会救助小组7X24小时在线干预

苏原放下心来，但还是惦记着他的情况，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查看他的账户是否正常登录，以及账号内容是否会流露出风险。三个月之后，苏原再回头去看这个账号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很久没有登录了。

“我想，他可能已不在这个人世了。”说完这些，苏原也沉默了。

从黄智生和安静的经验看来，二次自杀是自杀干预的难点之一。

安静表示，自杀未遂也是自杀的风险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对于自杀失败的人来说，再次实施自杀行为的可能性是增加的。“如果我们对他进行了干预，但他的心理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并不代表他以后就不会自杀了。”

今年7月，coco李玟离世的消息，令社会公众唏嘘不已的同时重拾对抑郁症的关注。

很多时候，即使是身边最为亲近的人，也难以敏锐地感知到他们微笑背后的内心脆弱和崩塌。生与死的距离，可能仅仅是隔着浴室的那扇玻璃门。

早在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 · 精神病学》官方网站发表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显示，中国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快速的社会变革可能造成了心理压力及应激水平的总体升高。

中国患抑郁症的人数逾9500万。事实上，那些在孤独深夜无处安放排解的情绪，除了折射出人们的焦虑心态，也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毕竟，好好地活下去是人的本能。

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本能（《闭锁病房》剧照）

安静说：“人在走到自杀这一步时，他的认知有时候是非常狭窄的，但每一个人都希望活下来，只是有的人太痛苦了，或者太绝望了，所以生的意志变得不那么强烈了，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想活下来的。”

“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林雨借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说，希望那些暂时对人生失去信心的人能够知道，不论你面临的境遇是何等残酷，网络的另一端，还有一群陌生人始终在努力地关心着你。

(责任编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