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叶嘉莹|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时尚] 时间:2024-05-04 04:29:02 来源:蓝影头条 作者:娱乐 点击:15次
今天是百岁农历六月初一,是叶嘉莹好夜灯古典文化研究大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的将点间照生日。按照中国传统,红炉生于1924年的雪散叶嘉莹先生今年迎来期颐之寿。

百岁叶嘉莹|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岁摆渡人,叶嘉莹先生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叶嘉莹好夜灯1950年代,将点间照叶先生先后在台湾大学、红炉淡江大学、雪散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作人几经辗转,百岁1979年,叶嘉莹好夜灯叶嘉莹先生回到祖国,将点间照成为当时南开大学最受欢迎的古典文学教师。七十年来,叶先生培养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她不仅精于传统诗词学,而且融中西文化学识于一炉。

过去几年,叶嘉莹先生陆续将自己的全部财产3568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92岁那年,叶先生精心挑选了218首古诗词,给儿童作古诗读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转年又为这些诗词录制了讲解和吟诵。

作家白先勇称“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诗人席慕蓉形容,叶老师在讲台上像个发光体。她要把“自己亲自体会到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她希望能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叶嘉莹先生授权传记电影同名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中,她所回忆1979年回国执教、结缘南开的一段往事。叶先生说:“我要把莲子留下来。”

要见天孙织锦成

叶嘉莹 口述

本文节选自《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

叶嘉莹 ,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起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60年代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1969年移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开始回国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授课。1993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1999年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7年以其退休金及恩师顾随名号设立“驼庵奖学金”。2008年荣获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年获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后在南开大学捐设“迦陵基金”,志在面向海内外弘扬中华诗教。著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名家论稿》等数十部作品。图为叶嘉莹先生的肖像照,2018年

叶嘉莹 ,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起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60年代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1969年移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开始回国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授课。1993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1999年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7年以其退休金及恩师顾随名号设立“驼庵奖学金”。2008年荣获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年获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后在南开大学捐设“迦陵基金”,志在面向海内外弘扬中华诗教。著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名家论稿》等数十部作品。图为叶嘉莹先生的肖像照,2018年

1978年,我申请回国教书。那时国内正是“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大学招生恢复不久,师资比较缺乏。大学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因此,我自付旅费回来教书,不要任何报酬。后来我这样坚持了很久,一直到2000年我回来主持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还是我自己出的旅费。

我下定决心要回国时,也给在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李先生是我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我从报纸上得知很多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老先生已经都出来教书了,李先生也出来了,所以我就写信告诉他我准备回国的消息。

叶嘉莹先生授权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叶嘉莹先生授权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那天,我把信写好,从家里出来走到路边去寄信。我家对面是一大片树林,从树林经过时,我想到这后半生的决定,心有所感,便写下了《向晚两首》。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那时已经是黄昏了,在很安静的一大片树林里,我独自一个人想着后半生该怎么样安排。回头一看,那树梢上落日的斜阳一片金黄,慢慢正在消退。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看到黄金一样的阳光在消逝,也好像看到了生命在消逝。眼看飞鸟纷纷归巢,我要与谁来商量我今后的安排呢?所以诗的末句是“谁与安排去住心”。

叶嘉莹先生授权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叶嘉莹先生授权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我寄信的时候正是暮春季节,沿街都是樱桃花树。一阵风吹,花很细碎像雪一样洒下来。于是我就写了第二首: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看到落花,就知道春天是不会长久停留的,人的生命健康也不会长久停留。你有一个梦,有一个理想,如果不去实现它,这个梦破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既然把小我打破了,就是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诗词教学。我离乡背井在外四十多年,余生选择到哪里度过剩下的光阴呢?

国家批准后,我便搭上回国的飞机。当年没有飞机直达北京,我要先飞香港再飞北京。我当年出国拿的是台湾护照,第一次回大陆时,他们说台湾的护照不能通行,把我扣留在香港,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放我出来。我申请回大陆教书被批准后,觉得每次用台湾护照被扣留半天实在很麻烦,所以才申请了加拿大护照。本来我一直没有入加拿大籍,其后是为了回国方便才申请的。

我刚回来时国家分配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教书。由于我那时候看起来比较年轻,教的又是中国古典诗词,所以有些人很不以为然。像范曾先生就曾说:南开大学真是崇洋媚外,从国外请一个女的来教中国古典诗歌!当然,后来范先生看了我的作品马上就改变了看法,还把我的《水龙吟》写成一幅书法送给我。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还没退休,UBC每隔五年可以有一年的休假,如果没到五年要休假就要扣一半的薪水。但是从1979年开始,我就几乎每年都跑回来教书。

不过北大接待我的人都非常热情,有一位女老师冯钟芸,一位男老师费振刚,另外还有中文系两个研究中国诗词的学者陈贻焮和袁行霈。袁行霈跟我、陈贻焮三个人都属老鼠,我与陈贻焮是同岁,袁行霈比我们小一轮,那时候他大概才四十多岁,还很年轻。我与陈贻焮先生更熟悉。陈先生不但学问好,而且作诗词的时候才思敏捷,人也非常热忱。他的夫人姓李,李夫人的父亲也是一个词学家,写过《栩庄漫记》。

1979年与李霁野夫妇

1979年与李霁野夫妇

我是怎样跑到南开来教书的呢?还是说回李霁野先生,我收到了李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十分希望你能来长期任教。......你系统讲讲文学史可以,选些代表诗文讲讲也可以,做几个专题讲座也可以。中、外文系都有研究生。”在李霁野先生的文集里,还有题名为《赠叶嘉莹教授》的两首诗:

一渡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

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

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是同乡,而且当年都是鲁迅门下,我的老师顾随和李霁野又都是外文系毕业的,也是好朋友。所以1948年我随我先生去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给我写信让我去看望他在台湾的朋友们。我和李先生在台湾大学见了一面之后,就到中南部的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后来就经历了“白色恐怖”。等1953年我再次来到台北时,台湾大学已经人事全非了。台静农先生还在,李霁野先生不见了。他们告诉我说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李先生得到消息说有人要抓他,于是他深夜携家逃亡,经香港去天津,做了南开大学外文系的主任。

分别三十年之后,我和李先生在天津重逢了。那时候我们刚刚经过唐山大地震,很多房子都震坏了百废待兴,到处都在施工。我住的房间里,桌子上都是尘土,我想安顿一下第二天去拜访李霁野先生,没想到李霁野先生非常热情,没等我去拜访自己就跑过来了。

说起来也有点儿奇怪:李霁野、台静农两位当年都是鲁迅的学生,都曾反对旧传统,都写新诗不写旧诗,可是他们中晚年以后,却都不再写新诗而写了大量的旧体诗。台静农先生的诗集,还是他女儿请我写的序。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旧诗的魅力之强大。

南开大学教室

南开大学教室

南开大学的主楼有个阶梯教室。我在那儿教书,大家都闻风而来,几百人的教室,不但座位上、阶梯上坐满了人,窗台上、窗外边也都是人。我去上课,教室的门都走不进去。南开中文系为了保障自己的学生能听课,就刻了章做了听课证,规定有证的人才能进来。结果外面想进来的人就自己刻印做证,照样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我写黑板的风格和顾先生一样,也是从左手写到右手,然后擦了从右手又回到左手。有人问我上课怎么戴个白手套,因为当时粉笔质量不是很好,我的大拇指被粉笔灰烧破了,缠了很多橡皮膏。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夫妇很喜欢诗词,回大陆来访问时也跑进来听讲。陈夫人问我手上缠那么多胶布做什么,我说因为粉笔灰烧烂了手。陈夫人很热心,她给我带了一个洗衣服用的塑料软手套。后来这个手套很快磨破了,别人就建议我就在塑料手套上再戴一个薄手套。所以有的学生记得我当时上课总是从这头写到那头,可不知道我手上当初为什么要缠很多胶布,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戴手套上课。

当时我在讲汉魏六朝诗,可我讲课喜欢跑野马,讲诗的时候常常以一些词互相印证。后来学生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词,能不能请我开一个词的课。白天的课程时间都排满了,学校没有办法,就把我讲词的课排到晚上七点钟。学生们对讲词的课也非常喜欢。我在南开大概写了二十四首诗来纪念这些事情。有一首是这么说的: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那时候我还要回加拿大,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们就不肯下课,一直到吹了熄灯号才下课。当时的学生们不少人多年来一直都跟我保持着联系,比如说徐晓莉,还有后来做了我的秘书的安易。

20世纪80年代初与第一任秘书安易在南开校园

20世纪80年代初与第一任秘书安易在南开校园

当年的课,除了学生还有很多老师也来听。不但中文系的老师来了,最难得的是中文系系主任朱维之老先生每堂必来。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临别那天,朱老先生讲了很长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音下来。南开的很多老师都对我非常好。像鲁德才老师,他是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每天学校都用车子来接我上课,他总是站在主楼的门外等我。我说鲁先生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也认识路,自己来就好了,不用到门口来等我接我。鲁先生说,“我不恭敬地接叶先生,等一下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我还要特别提起一个人就是陈洪先生,当时陈先生还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干练之才,我离开南开时就是陈先生帮我收拾的行李,而后来当我开始办研究所时,陈先生更是给了我大力支持。对于我办研究所的个中甘苦,陈先生可以说是知之最详的一个人。

我回到南开,大家对我都很亲切,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我刚回国的时候,不想让大家觉得我穿奇装异服,特地在香港的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人民装。如果你们看到我当年的相片会发现,我在南开上课穿的是人民装,去杜甫草堂开会穿的也是人民装。

就这样,我留在了南开。

(责任编辑: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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