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治理中国自3月1日起浙江严管严惩8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来，式过全省已处罚各类行为近11万起，马路其中查处行人“中国式过马路”的须让闯红灯行为8283起。（3月22日《北京晨报》）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法律和红绿灯无关”，归位这是治理中国“中国式过马路”的真实写照，也是式过每个城市几乎无法绕过的交通通病。面对“中国式过马路”，马路可恨与无奈交织，须让可恨的法律是，为什么行人会对交通规则集体漠视？无奈的归位是，除了空洞的治理中国道德谴责，仿佛就只能坐看交通规则被践踏，式过而面对被冠以“中国式”的马路集体现象，道德说辞还有几分力量？关键是，此时的法律何以失语？

　　把本属于法律的管辖范畴寄希望于道德谴责或道德自觉，只会是天方夜谭般的美好愿景。把法律的交给法律，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不二选择。“中国式过马路”折射出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浙江省公安机关的“一号行动”正契合了这样的节点。“一号行动”主要是集中整治车辆行人闯红灯、酒驾、违法停车、超速(飙车)、违反禁令标志、违法使用公交专用道、路口违法穿插排队车辆、行人过路口不走人行横道等8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彻底扫清这八类不文明的沉疴痼疾，打造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是每个市民所乐意看到的，但要扫除这些顽疾，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将“行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纳入，由于行人具有很强的随机组合性，交警执法将面临很大变数和挑战，执法困难可想而知，这从一些城市曾尝试处罚“行人”而最后无果而终甚至对处罚不服打交警等现象可见一斑。

　　当然，困难并不构成阻碍执法前行的因由，关键是如何让法律在与市民的博弈中，赢得市民发自肺腑的敬畏和身体力行的遵循。因此，事前对法律、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对“初犯”的行人进行说服教育，从“预防”到“惩罚”的过渡，要为行人留出适当的缓冲期，柔性执法与刚性执法灵活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才能避免更多“打交警”暴力事件的发生。而对于诸如斑马线的设计是否合情、红绿灯的交替是否合理等，相关部门也要做出科学的考量。

　　着手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罚款不是终极目的，更不能将法律当做创收牟利的工具，否则，不但折损执法公信力，还可能使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对于罚款资金，不妨将其晒在阳光下，透明使用在交通设施方面。

　　“一号行动”是次有益的尝试，既拭目以待更期待推己及人。（贾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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