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杂志》
英国小说家德博拉·利维生于 1959 年，写作是面对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泰晤士报》评论她是生活“当代英国小说中最令人兴奋的声音之一”。在“女性成长三部曲”中，不知利维通过个人经历讲述女性如何平衡个人理想和家庭生活，道何展示女性自我的好除觉醒与对困境的思考：《我不想知道的事》回望自己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生活的代价》讲述了自己婚姻破裂、母亲逝世的写作人生至暗时刻，思考对女性而言什么才是面对更有意义的生活；《自己的房子》则聚焦女性买房、独居、生活精神生活等话题，不知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评为年度好书。经出版社授授权，我们摘取了三部曲中的部分选段，分享给读者。
01
《我不想知道的事》
在这个信仰天主教的村子里，像玛丽亚这样没结婚也没有孩子的女人少之又少。也许她有意躲着这些事，知道婚姻和孩子对她最终是一种压榨。不管怎样，很明显她心里另有计划。她设计了柑橘园的灌溉系统，这家收费不高、安静宜人的小旅馆的内装格调当然也出自她手。如果说，旅馆吸引的主要是独自出行的游客，那么玛丽亚很可能已悄然为人们建造出一个逃离“家庭”的避难所。同时，这儿也是她的家（哥哥嫂子住在别处），只是这个家不完全属于她——所有财务问题都由她哥哥处理。尽管如此，玛丽亚还是争取过一种剔除了妻子和母亲日常职责的生活。
我咬一口甜甜的橘色杏肉，意识到自己想起了一些女人——那些在学校操场上和我一起等着接孩子的妈妈们。既然做了母亲，我们就都变成了以前那个自己的影子，被生小孩之前的那个女人追着跑。我们推着婴儿车走在英国的雨中，那个独立的、凶巴巴的年轻女人跟在我们后面，大声喊叫、指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反驳，但又解释不清的是，我们不仅仅“有了”孩子，而且变成了某种自己也无法完全理解的状态：沉重的新身体，充满奶水的乳房，在激素控制下，孩子一哭就奔过去照料。
女性的生育与妊娠不仅仍然深深吸引着我们的集体想象，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圣殿……当今的母性充满了宗教情感的遗存。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当今的母性》（2005）
母亲是那个全世界都极力去想象的“女人”。世界对生命的意义抱有充满怀旧色彩的想象，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也怀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对“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有所规约，且极力想达到那些规约，为此吃尽苦头。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是，整个社会想象出来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母亲”，其实是一种假相，世界爱这一假相超过爱母亲本身。尽管如此，揭露这个假相还是让我们感到内疚，担心我们为自己和心爱的孩子所打造的美好生活，会坍塌在脚上那双沾满泥水的运动鞋旁——这鞋子可能是由遍布全球的血汗工厂里的可怜童工缝制的。这情况有些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看来，男性世界及其政治格局（从不利于儿童和女性）实际上在嫉妒我们对婴孩的爱。跟一切与爱相关的事物一样，孩子让我们感到极其幸福；当然，孩子也会带来不悦，但从不会像二十一世纪的新父权制这样让我们备受折磨。它要求我们既被动又有雄心，既有母亲的慈爱又保持旺盛的性欲，既要无言付出又要感到满足——我们要成为“无所不能的现代女性”，同时还得承受经济和家庭方面的种种羞辱。如果说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为这样那样的事感到内疚，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学校操场上，我遇到一些女人，她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很奇怪。她们像小孩子一样说话，但说出来的话又不像孩子们自造的说辞那么有趣。比如“叹息”、“呻吟”、“微笑”、“极好”、“欢呼”、“蔬菜”、“抽鼻子”这些词，她们会在每个词的词尾都加上一个“i”的音。她们还刻意跟工人阶级的妈妈们——她们口中的“土老帽”——保持距离，好像自己有多了不起一样。那些妈妈不像她们那么有钱，受教育程度也没有她们高，更爱吃巧克力、炸薯片这类好吃的。她们这样说话：“哦，天哪，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相形之下，我倒认为这话更令人兴奋：
哦，天哪
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如果说“哦，天哪”是威廉·布莱克附体，那么词尾拖上个“i”的说话方式，与其说说话人因此显得成熟，不如说是幼稚。我茫然听着那些妈妈的谈话，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已筋疲力竭，极力想扮演好新获得的社会角色。这一事实让我们所有人都显得别扭。
当时我正在读阿德里安娜·里奇的书，她的原话如下：“在男性意识主导下产生的制度里，女人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内部人士。”这让人感到很奇怪。我越来越觉得，母性本身就是男性意识主导下产生的一项制度。这种男性意识其实是男性的潜意识，它需要做了母亲的女性伴侣压制自己的欲望，去满足男性配偶及其他所有人的欲望。我们试着压制自身的欲望，结果发现自己竟擅于此道。于是我们投入大量精力，为自己的孩子和男人打造出一个家。
一栋房子意味着一处阖家住所，它专门用来安置孩子和男人，以限制他们内心的任性，让他们不要总是想着冒险和逃离，那是他们天生就有的渴望。处理这个问题最大的难点，在于面对那些基本的，也是完全可控的方面，即如何同时为孩子和男人提供一个中心点。女人将这件事看作一栋房子所意味的最高挑战……女人布置的房子是一处乌托邦。她忍不住要这么做，不是用幸福本身，而是用对幸福的追求过程，去吸引最亲近和最亲爱的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1987）
没有人比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得更残酷或更善意了。在我读过的所有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或哲学作品中，杜拉斯的说法最鞭辟入里。玛格丽特戴着硕大的眼镜，拥有强大的自我。强大的自我助她将那些关于女性气质的谬论踩在脚下并碾碎——她的鞋子还没有她的眼镜大。还没醉倒的时候，她总能腾出脑力继续前行，踩碎更多的谬论。奥威尔说纯粹的自我中心是作家的必备品质，但他或许并没有将女作家考虑在内。即便是最不可一世的女作家，也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建立强大的自我，助她顺利地度过一月，更别说要再接着一直到十二月。四季轮转，我听到杜拉斯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自我在对我说话，对我不停地说着。
02
《生活的代价》
大银
正如奥逊·威尔斯所说，想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要想好让故事在哪里收尾。一月里的一天晚上，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沿岸，我在一家酒吧里吃椰子鱼配米饭。一个皮肤晒得棕黑、身上覆着文身的美国男人在我旁边的位子落座。他年近五十，两臂肌肉壮硕，银发拢成一个圆髻。这个男人跟一个英国女孩攀谈起来，女孩很年轻，也许就十九岁，原本独自坐着，在读一本书。几经迟疑，她还是接受了男人的邀请，跟他坐到了一桌。一开始，全是他在讲话；过了一会儿，女孩打断了他。
她的谈话有趣、热切，又奇异。她告诉他，自己曾去墨西哥戴水肺深潜，下水二十分钟后回到水面，却正面迎上一场风暴。大海变成了一团旋涡，她一度焦灼，怕不能再游回船上。这故事看似在讲潜泳后浮上水面遇到变天的场景，实则讲的是某种隐秘不宣的伤痛。她给了他一些暗示（船上有人，她认为那人本该来救她），又向他投去一瞥，想看看他是否听出了她谈这场风暴的弦外之音。他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是挪动双腿，膝盖撞到了桌子——她的书掉在了地上。
他说：“你话挺多，是吧？”
她思忖了片刻，手指细细梳着发尾，眼睛则望向两个少年——他们正在卵石铺地的广场上，向游客兜售香烟和球衣。他年纪比她大那么多，恐怕很难让他明白的是，这个世界也属于她。他邀请她坐过来的时候已冒险一试。但毕竟坐过来的时候，她也一并带来了自己的全副人生和欲望。他从未想过，或许她并不愿把自己视作配角，而把他捧作主角。这么说来，她已动摇了界限，颠覆了社会等级，打破了日常规范。
她问他用脆玉米片从碗里舀出的是什么，他说是酸橙汁腌生鱼，ceviche，但这里的英文菜单上写成了 sexvice [原文 sexvice，直译是“性服务”。]——“附送安全套。”他说。她笑的时候，我知道她正努力扮演一个比自我更勇敢的人，一个敢独自出门远行、夜里在酒吧看书喝啤酒的人，一个敢跟陌生人完成一场高难度对话的人。她接受了他的提议，尝了尝腌生鱼，继而回避了另一条提议——趁夜里去当地一片荒僻的海滩游泳，他向她保证，那片海滩“远离礁石”。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喜欢深水潜水。如果一定要下到那么深的地方，除非是去找金子。”
“噢，”她说，“你这说法倒有意思。我想，也许可以叫你‘大银’。”
“为什么是‘大银’？”
“那艘潜水船的名字就是‘大银’号。”
他摇摇头，很困惑，目光从她的胸上移开，转向门头的“出口”灯标。她又笑了笑，违心地。我想她也知道，自己必须止住这股由她从墨西哥带到哥伦比亚来的乱流了。她决定收回话头。
“不，叫‘大银’是因为你的头发和眉钉。”
“我不过是个浪荡之人，”他说，“四处漂泊。”
她结了自己的账单，请他捡起他碰掉在地板上的书，于是他只得弯腰探身到桌下，用脚把书够过来。这费了点儿工夫。等他拿着书直起身，她既未表示感激，也没显得失礼，只简单说了句：“谢谢。”
服务员来收取堆满蟹脚和鱼骨的盘子，此时此刻，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做你自己，别人的角色早有人在演了。”这句话于她而言却不太合宜。她需要去努力争取一个拥有自由的自我，而同样的自由，“大银”视为理所当然——毕竟，他要做自己并没有太大难处。
你话挺多，是吧？
如何感受，便如何谈论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自由，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自愿放弃了。但在我看来，她想说的话在她心中似乎早已跃跃欲出，只不过对其他人甚至她自己而言却依然神秘难解。
后来，在酒店阳台上写东西的时候，我又想起她发出的邀请——她期待浪荡的“大银”能在话与话的缝隙间读到她隐秘的伤痛。她本可以只讲述风暴之前她在寂静深海中目睹的奇观，让故事就在那儿收尾。那会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她没有停下，而是问了他（以及她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不是被船上的那个人抛弃了？”对于她的故事而言，“大银”不是合适的读者；但对于我的故事而言，她或许正合适。
暴风雨
万物宁静。日光耀目。我在深水中潜泳。二十年后，我浮上水面，发现风暴来袭，旋涡急转，狂风在头顶掀起巨浪。一开始，我不确定自己还能否回到船上去，接着我又意识到，自己并不想回去。混乱本应是我们最惧怕的，但我渐渐开始相信，混乱也许反而是我们最渴求的。如果不相信计划中的未来、付按揭贷款的房子、睡在枕边的人，那么便有一种可能：一场暴风雨（它在密云中蛰伏已久）将使我们更接近自己在这世上想成为的样子。
生活崩塌了。我们努力控制情绪，保持冷静。接着却发现，自己并不想保持冷静。
50 岁时，人的生活本应慢下来，变得更加稳定、平顺，但我的生活却开始加速，陷入动荡，不可预料。我的婚姻就是那艘船，如果游回去，我会溺水而死。它也将是一直萦绕在我生命中的幽灵。长久以来，我对自己所怀有的对永续之爱的渴盼而感到悲伤，但我永远不会止息这份悲伤，这种永续之爱不会让牵涉其中的人失去自我。我似乎并未目睹太多将这一切统统实现的爱情，所以这种理想也许注定是幻影。这个幻影会向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它肯定会提许多政治问题，但它并非政客。
在巴西旅行时，我见过一只色彩鲜艳的毛毛虫，有我拇指那么粗。它看起来就像是蒙德里安设计的，全身遍布对称的蓝、红、黄三色方块。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奇异之处在于，它似乎有两枚鲜红色的头，分别位于身体两端。我反复查看，想确认它是否真有可能是这样。或许是太阳把我晒昏了，又或许那杯热红茶——我每天看广场上的孩子们踢足球的时候都会喝一杯——让我产生了幻觉。两个头的情况的确可能出现——我后来才知道，毛毛虫会长出一个假头来迷惑捕食者，保护自己。此刻，我决定不了自己更想睡在床的哪一头。这么说吧，我枕头朝南，有时候我就睡在这头；但我也会把枕头调成朝北，睡在那头。后来我在床两头各放了一只枕头。这或许是一种身体的表达，实际上反映了我的精神状态：自我分裂，神思混乱，犹豫不决。
爱若开始出现裂痕，黑夜便趁势来袭。黑夜漫长无尽，塞满愤怒的念头和指责。这些折磨人的内心独白并不会随着太阳升起而结束。这是我最痛恨的一点：我的头脑被绑架了，里面装的全是他。恨他这件事，不亚于一种职业。我自己的不开心开始成为一种习惯，就像贝克特说的，悲伤成为“一种你可以不断添加到生活中的东西……如一本集邮册，或一只集蛋盒”。
回到伦敦后，我的土耳其报刊代理商给了我一条绒球钥匙链。我不知道拿它来做什么，就挂在手包上。绒球似乎有种令人振奋的特性。我和一位男同事去海德公园散步，踢碎秋日的落叶，踏出一条路来，此时，绒球就在一边轻快地弹来弹去。它是一个自由的精灵，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半是动物，半是其他什么。它远比我快乐。同事戴着一枚精致的戒指，小小的昏睡般的钻石嵌在格纹金环上。他说：“我妻子给我选了这枚戒指。维多利亚时代的款式，其实不是我的风格，但它会让我想起她。”接着他又说：“我妻子又把车撞了。”我们从金色的树木间穿行而过，我则想，啊，她没有名字。她是一位妻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男同事经常忘记他在社交场合遇到的大部分女性的名字。他总是称他们为某某人的妻子或女友，好像我只要知道这些就够了。
如果没有名字，我们是谁？
当我知道自己的婚姻完蛋了的时候，我像个女人那样哭泣。我见过一个男人哭得像个女人，但我好像没有见过哪个女人哭得像个男人。那个哭得像女人的男人是去参加一场葬礼，与其说哭泣，不如说是嚎啕大哭，泣不成声。他泪水汹涌，双肩颤抖，满脸泪斑，不时从外套中抽出纸巾，按住眼睛。每一张纸巾都被揉得破碎。奇怪的声音和话语从他胸腔膈膜的深处传来。他的悲伤表露无疑。
那一刻，我想他是在替我们所有人痛哭。其他人的哭则都带有社交意识。后来在守灵时，我跟他交谈，他说痛失这位逝者让他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里，“真爱曾在访客簿上留下了名字，却始终没有登堂入室。”
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不能更勇敢一点。我们小口啜饮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酒是那位逝者生前最喜欢的牌子。我问他，他们两人是否曾是恋人？他说是的，他们分分合合许多年，但两人都不敢冒险，害怕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弱点。他们从未坦承各自的爱。当他问到我的婚姻为何触礁时，他的坦诚令我也能比较自在地讲话了。于是在听我说了一阵之后，他说：“依我看，你换个活法，也许更好。”
我想象过，我和我孩子的父亲从未进行的那场谈话有一天被发现的情形：它锁在黑匣子里，在船失事时被抛到了海底。遥远的将来，在某个阴雨沉沉的星期二，它将被一群人工智能生命发现，这群生命围在一起，倾听这悲伤而强烈的人类痛苦之声。
我没有游回那艘船去，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但我又该去往何方呢？
03
《自己的房子》
新写作间靠近艾比路，我的小说《见证一切的男人》（The Man Who Saw Everything）就以此地为背景。我在艾比路徘徊，艾比路也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家就是让你魂牵梦萦的地方。”已故的伟大散文家马克·费舍尔写道，对我而言，真的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仍是那个旧写作间的幽灵房客，因为我的许多书仍留在那边的书架上。我的台式电脑也还在房间中的书桌上，上面现在盖了一块白布。我买来过冬用的普罗旺斯加热器，已经成了小蜘蛛和它编织的大型几何图案蛛网的家。
与此同时，我带到新写作间的其中一本书的第一页，就潜藏着一个幽灵。书页上有一句题词，是我孩子的父亲在 1999 年写下的，当时我还没离婚，住在一家人共同的家里。
在本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献给我亲密的爱人，爱你一千年。
我感到一阵冲击。不得不放下书，让风信子的香气如吗啡般麻醉我在此刻的感官。随后我再次拿起书，盯着题词。我在想那个女幽灵是谁，是谁在二十年前，收到了这本题写了情话的书。
我尝试与她（也就是年轻的我）建立连接，想回忆起她当时收到礼物的反应。我不想把她看得太清楚。但我的确在试着朝她挥手。我知道她不想见我（所以这就是你啊，年近六十，孤身一人），而我也不想见她（所以这就是你啊，四十岁，收敛锋芒，努力维持家庭圆满），但她和我跨越时空，相互纠缠。
你好。你好。你好啊。
年轻的我（热烈、悲伤）知道我不会评判她。自我收到这个写有情话的礼物的那一刻起，在将我们分隔开来的这二十年里，我们两人都有所失亦有所得。我不时会想起我们一家人在其中生活过的房子。里面满是我苦涩的回忆，虽然我试图改变氛围，想一想好的方面，但房子可不会满足我的愿望，它可没法炮制出有关情绪的新回忆。比起当年的家宅，山丘上摇摇欲坠的公寓楼要简朴多了，但其中氛围积极、平静、温和、充满希望，而非令人绝望。
*我又看了一眼题词。
在本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献给我亲密的爱人……
诡异的是，这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男作家）讲的就是一个男人抛弃家庭，开始了和各种女人纠缠的新生活。其中一个女人如此爱慕他，甚至愿意伸手帮他擤鼻涕。她把他当作自己人生的意义，至于她如何理解“意义”，我们无从得知。他们频繁做爱，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是否如他那般乐在其中。如果说这位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任何感受或思想，那她的感受和思想也全是关于他的。
有可能当时是我提出要这本书的，由此可见，我或许也曾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抑或只是为了找寻某个答案。我终究把它带去了新写作间。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在探索人物塑造的方法，尤其女性人物。毕竟，更自由地去思考、去感受、去活、去爱，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因此，塑造一个完全没有生活的女性角色还真是一项有趣的工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女人将自己的生活献给了一个男人。这件事不适合在家里尝试，但它往往就发生在家里。
丝毫不赋予女性角色自我意识，甚至连无意识的生活都要剥夺，而且做得仿佛这是世间再常见不过的事——一个作家到底如何才能着手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或许，在他的世界里，这再正常不过。不过，塑造任何一类虚构角色，都需要投入许多精力。作家兼电影导演瑟琳·席安玛注意到，所谓赋予一名女性角色以主体性，即将欲望归还于她。我突然想到，创造一个不仅是其自身欲望投射的女性角色，很可能是他那个年代的作家根本无从想象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故事里的“她”是一个消失了的女性角色。消失不见的正是她自己的欲望。正因此，这位作家的书对我来说是有用的。这本书的意识匮乏，就是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曾试图去拆除的房子。房地产确实是门棘手的生意。我们租赁、买卖、继承房子，但我们也会推倒它。
此时，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失踪的孩子》的结局让我无法释怀——年近七十的莉拉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女孩到女人，莉拉和莱农的人生一直紧紧交缠，然而最后，她们却因莉拉的失踪而分离。“我爱莉拉，”莱农写道，“我希望她一直在场。但我也希望支撑她在场的人是我。”小说最后，莉拉成了一个消失的女性角色。
坐在新写作间窗边的椅子上，我问自己为什么对消失了的女性角色如此感兴趣？或许我所说的，并非肉身消失的女人（如莉拉），而是欲望消失的女人。
那么，那些随己所欲的女人呢？她们被打倒，人生被改写，生活被扭曲，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削弱她们的力量、减损她们的权利。或许我所找寻的伟大女神，因男权统治对其存在状态的改写，已陷入迷失，进而消失了？
我想起在十字路口手持火炬和钥匙的赫卡忒，只一眼便能致人于死地的蛇发美杜莎，有猎犬和鹿陪伴在侧的阿尔忒弥斯，乘坐鸽子拉的彩车飞向奥林匹斯山的阿佛洛狄忒，化身母马隐藏自己的德墨忒尔，还有猫头鹰立于其肩的雅典娜。只要在世界各个城市的人行道上看到神态古怪且有时精神脆弱的年长女性在喂鸽子，我就会想，没错，那就是她，她就是其中一位被打倒的女神，是生活让她发了疯。
难道，女神们就是男权社会所拥有的不动产吗？
女性就是男权社会所拥有的不动产吗？
还有那些被迫出卖身体给男性的女性呢？
在性交易中，谁拥有地契？
在文学活动现场，大多数与我同龄且已婚的异性恋男作家都由他们的妻子照料。在一次书展上，一位男作家告诉我，如果他在婚姻中不过分越界，那么火炉边总会准备好一双舒适、温暖的拖鞋。谢天谢地，他的妻子想法子逃到太平梯上抽了支烟。
和她聊天让我神清气爽，比我在这场文学节上参加的任何活动都有趣得多。听她谈论脆弱的暴君，肉体出轨如何改变了爱情，以及她曾梦见自己的胸是玻璃做的，许多观众应该都会觉得这些内容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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