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死胡同话：“5月4日到了，我们的巴以和谈国家呢？告诉我，巴勒斯坦国在哪里？”前驻中东记者马晓霖在《巴以生死场》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名叫穆哈默德·卡拉维的走进老人在1999年5月4日这天的游行中发出的质问。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签订的死胡同《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人本该在这一天结束为期5年的巴以和谈过渡自治，实现独立，走进然而这一梦想始终难以实现。死胡同巴以双方的巴以和谈最终地位谈判一直裹足不前，和平进程似乎走入了“死胡同”。走进巴以双方为何都如此难以作出让步？其内部矛盾和竞争又如何为和谈设下了道道阻碍？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成立于1964年，死胡同其中实力最强、巴以和谈影响最大的走进派别便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巴解组织曾以解放历史上的死胡同整个巴勒斯坦为其战略目标，然而随着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巴以和谈以及前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走进接连失利，该组织逐渐放弃这一目标，转而谋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于1974年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被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1988年11月，巴解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但与此同时也承认包括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在内的多项决议，间接承认了以色列存在的权利，接受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然而，由于一辆犹太人的卡车在1987年12月闯入加沙地区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爆发第一次群众投石起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武装组织在此期间创立。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后又签署了《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扩大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自治范围的协议》等，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逐步形成。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以方承认巴解组织代表巴人民的权利，双方开始了以“土地换和平”为核心原则的奥斯陆和平进程。
《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曾在以色列和中东地区引发了一波乐观情绪，推动了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解冻，也在实现初步和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于1994年成立，作为临时政府，分阶段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实施有限自治。以色列国防军也撤出了大部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时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以外交部长佩雷斯还因此共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许多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协议给予他们的不是国家地位，而只是一个模糊的巴勒斯坦实体的分阶段自治。而以色列右翼更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为阻止和平进程，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在希伯伦残杀巴勒斯坦人。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时任总理、左翼工党领导人拉宾被犹太狂热分子暗杀。有分析称，拉宾是当时唯一有威望要求公众支持和平进程的人物。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以色列左翼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但他们主张的巴勒斯坦国与主权国家相距甚远，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事治理。
巴以双方进行最终地位谈判的时间表早在《奥斯陆协议》中就已给出，但直到1999年9月巴以最终地位谈判才正式启动。由于谈判涉及双方民族、主权、安全、经济以及宗教争端等诸多复杂问题，想让任何一方让步都很困难，加上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多次变化，谈判一直没有进展。2000年7月，巴以戴维营谈判失败。仅2个月后，在巴以关系紧张之际，时任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的沙龙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导致巴以大规模武装冲突，巴勒斯坦民众发起第二次“大起义”。此后和谈屡次重启，又屡次中断，奥斯陆和平进程名存实亡。国际社会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议”“中东和平路线图”等解决方案，但均未取得成果。
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在历史上是一座命运多舛的城市。因其地位特殊，联合国曾把耶路撒冷列为“在特殊国际政权下的单独实体”，由联合国管理。在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外约旦（现在的约旦）控制了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以色列控制西耶路撒冷。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东耶路撒冷也落入以色列手中。
至此，以色列已形成对阿拉伯阵营的战略优势，“大以色列观”影响力逐渐扩大。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同年就被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否决，目前大部分国家驻以色列的使馆均设在特拉维夫。为确保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以色列一方面在该地区推行“去阿拉伯化”政策，不断消除该地区的阿拉伯元素，限制阿拉伯居民的居留权益；另一方面推动该地区的犹太定居点与隔离墙建设，塑造当地的犹太属性。
土地是巴以双方博弈的关键点，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也是以色列占领土地、分割巴领土、控制水资源、扩大防御纵深的主要办法。犹太人定居点是封闭的军事区，巴勒斯坦人如无特别许可不得进入。在以色列各个犹太人定居点和城市之间，有现代化的道路交通网连接。这些道路一般绕过巴勒斯坦村镇，其中很多道路禁止巴勒斯坦人使用，从而将巴控制区分割成一个个孤岛，其中较大的两块区域便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占领土地的同时，以色列还实施安全隔离墙计划，该隔离墙高约8米，全长约700公里，由栅栏、沟渠、铁丝网、电子监控系统、巡逻道路等构成。隔离墙原本计划沿1967年停火线（即“绿线”）修筑，将巴勒斯坦地区与以色列隔离开，但实际建设中隔离墙延伸进巴领土，将约旦河西岸9.4%的领土划到以一侧，近2.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绿线”和隔离墙间的封闭区域。
在1996年的大选中, 出于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搞恐袭”的担心和对工党政府所倡导的和平进程的失望, 以色列民众将选票投给了奉行强硬政策的利库德集团。有巴勒斯坦人坦言：“我不相信利库德和工党谁比谁更好，只能说谁比谁更糟。”在利库德集团执政时期，主张吞并约旦河西岸、反对巴独立建国的思潮日益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内塔尼亚胡2009年重新执政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更加强硬。2017年2月，以议会通过法案，将约旦河西岸所有未经政府批准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的又一难题。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落他乡，成为难民。最初的巴勒斯坦难民产生距今年代已很久远，许多当初的难民甚至已有了第五代。巴勒斯坦难民主要分布在以色列（1949年停火线范围）、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周边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到2016年，仅在联合国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人数就已达590万人。巴方认为，以色列应对难民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并主张所有难民都有权回归巴勒斯坦。而以色列否认这一说法。并且为保持国家的犹太特性，以方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主张让难民就地安置。以色列还控制着巴勒斯坦的边境，甚至不允许难民进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给他们签发入境签证。
除了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地位、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外，巴勒斯坦内部还存在着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世俗主义和以哈马斯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激烈博弈。有分析认为，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受制于内部矛盾，无力应对以色列。
由于巴解组织号召力下降，哈马斯赢得2006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获得了自治政府的组阁权。在巴勒斯坦的国家性质、对以态度、内部权力分配等核心问题上，哈马斯的立场都与巴解组织很不同。巴解组织致力于建立世俗、民主和多元的现代民族国家；哈马斯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国家。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主张通过和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独立国家；哈马斯则拒绝承认任何犹太国家的合法性，反对和谈，坚持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以色列，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西岸的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
哈马斯的崛起改变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版图。2007年，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加沙地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哈马斯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巴勒斯坦分裂成法塔赫统治的约旦河西岸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两部分。哈马斯坚持“抵抗和圣战”才是巴勒斯坦实现解放独立的唯一出路，并通过挖掘地道等途径进入以色列，对平民发动袭击，还多次向以境内发射火箭弹。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成为巴以和平进程的严重阻碍，也使哈马斯被美国、英国等国列为恐怖组织。
对于哈马斯等的极端暴力行为，以色列还以报复性军事打击，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使加沙地带遭受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基本沦为一所巨大的“监狱”。在严厉打击哈马斯的同时，以色列却偶尔对法塔赫网开一面，使巴勒斯坦两派更加不和。根据相关历史书籍，不少以色列人无法接受哈马斯获得的新地位，以色列领导人责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没能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制止哈马斯，并不定期地关闭巴勒斯坦居民进入以色列领土的通道。一方面，这的确减少了暴力活动，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巴经济严重恶化。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加剧，还迁怒于巴解组织，使哈马斯“渔翁得利”。
除了法塔赫与哈马斯的不和，巴解组织内部纷争也是影响巴勒斯坦人团结的重要因素。巴以和平进程停滞、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恶化及腐败等问题，损害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和老一辈领导人的权威。巴勒斯坦民众第二次“大起义”表明，巴解组织内年轻一代领导力量开始挑战老一代领导人，围绕接班人问题进行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这种内斗削弱了世俗民族主义阵营的力量，限制了巴领导人对局势的控制及与以色列谈判的能力，也为激进伊斯兰势力崛起创造了条件。（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巴以冲突反反复复的深层原因，除了双方间的分歧以及各自内部的矛盾斗争外，也与巴以问题最重要的第三方——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十年来，美国偏袒以方的做法为今天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埋下伏笔。特别是近来，美国忙于推动以色列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之间象征性的关系正常化，更是将巴勒斯坦的建国权搁置在一边。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