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系“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今年第五次到访中国，参加以“百年变局下的脱离推荐中国新作为——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布什本书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适逢基辛格博士去世，总有中美正轨尼尔·布什回忆起不久前在纽约参加的人问一场美中关系委员会年度活动，并感慨整整一代深刻理解并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关系政治家、外交家都已逝去。脱离推荐
尽管对美国的布什本书“竞选政治”现状感到遗憾，尼尔·布什仍寄希望于中美两国在空间技术、总有中美正轨健康、人问气候变化、关系减贫、脱离推荐农业等相关领域的合作空间。
“虽然一些企业因为政治上的压力在中国的投资没有以前多了，但依然选择留在中国。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进一步发声，告诉外界和中国做生意是双赢的。”尼尔·布什说道。
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
主持人：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乔治·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董事长主席尼尔·布什先生，非常欢迎他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采访会，那么接下来就请想要提问的记者举手提问。
记者：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扩大两国的交流，在您看来，为什么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两国都很重要？
尼尔·布什：
我曾多次来到广州，能够在疫情后再次回来我非常激动，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五次来中国了。
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是我父亲在世时创立的，它反映了我父亲的一个信仰，他深信并且时常提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多年的经历让我父亲深信中国是美国的朋友，中美之间友好相处是可以让两国都受益的。
而美国近来种种企图离间两国关系、妖魔化中国的力量显然是错误的。诚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存在竞争、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的“同”比我们的“异”重要得多，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相互尊重、对话的建设性轨道上，我们的合作对于全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个基金会就是希望通过一些务实性举措，聚焦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寻求相互尊重与合作的领域。
记者：现如今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中美关系，得到的关键词很多都是“对抗”“冲突”，这是否反映出两国彼此之间都视对方为敌人或者“怪物”，您认为如何才能重新建立起两国的信任？
尼尔·布什：
我的美国朋友和中国朋友都总是在问我：“为什么美中关系脱离正轨了？”我总是会推荐他们去读一读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所写的书《注定一战》。
格雷厄姆博士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过去500年来的16个守成强国对上崛起中的强国的不同案例，其中12个案例最终的结果是战争。与此相对应的正是今天的美国与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诠释了为什么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如此的恐惧，这种恐惧如何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发挥作用。
我很清楚，您搜索出来的这些关键词正是当下两国双边关系恶化的真实反映。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使我这样长期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人时常陷入责难和麻烦之中，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那些针对“中国的图谋”“中国的竞争”大放狠话的人往往能够获得奖励和回报，这些人谈论中国的方式不断地将中国推向美国的敌对面，人们不断听到这样的狠话在耳边重复，比如说特朗普，他像一个大喇叭一样一遍遍重复着对中国的指责——这些并不是事实。
要理解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我推荐大家都去读一读这本书。在我看来这种恐惧是不理性的，但这种对于崛起强国的恐惧是深深扎根在历史的记忆中的。
人们听多了，也就相信了。如果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质疑这种声音，如果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声音过于弱小，最后的结果就是今天这种状况。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印象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只有10%不到，这简直太疯狂了。这充分说明了如果你反复被宣传洗脑，你就很难接受真正的现实。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如何避免中美可能发生的战争提供了借鉴。关于如何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中既有政府之间的交流也有非政府组织之际、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当人们可以自由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身建立友谊，大家彼此之间自然也会相互尊重，并且发展出合作的关系。
我来过中国150多次，我对中国可谓是非常的熟悉，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是1975年，那时我还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只要你亲身来到中国，就会看到中国人民有多么友善，中国的美食是多么可口、空气是多么干净。
最近我走访了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他们生产的车很越野，外形很漂亮，我和我的孩子都特别想驾驶它，15分钟充满电，可以续航800公里，在美国可买不到这样的新能源车。可惜这款车无法出口美国，因为会被收取特别高的关税，这会导致成本过高——美国的消费者肯定会喜欢这样的中国制造的汽车，但他们对于中国产品的接受却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顺便一提的是，我非常赞赏拜登最近的转向，重开中美对话交流的大门，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是美国大选又要来了，候选人要竞选胜出的话，总是要用一些严厉的描述，不好的词来针对中国，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美国政治非常可怕的程序。我希望双方能在元首级别有理性的途径，使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否乐观？您如何看待中美发展良性地贸易关系对于两国带来的正面影响？
尼尔·布什：
虽然我不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关于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那些预测不同经济体未来走向的预言家们一直在说“中国经济将会失败”，20年前，15年前，10年前，这样的预测文章在美国屡屡见诸报端，而现实呢？中国经济从未失败。现在，头版头条的预言家们又说，中国的金融状况有多糟糕、房地产有多困难、年轻人的失业率有多高，诸如此类。我是不信的。现实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5%，但很多人觉得中国经济彻底失败；美国（经济增长）是2%，而我们认为美国仿佛又回到了繁荣期，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认为中国经济有着极强的韧性，有太多积极的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里有很多可用的政策帮助调控经济，因此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是乐观的，它的增长率依然会快于美国。
回顾历史，一方面，从美中两国的密切的贸易联系中，显然中国多年来受益巨大。中国在帮助人民脱贫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中美贸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此，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我们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同样受益于我们同中国的贸易联系。直到数年前，两国一直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虽然，双方在贸易和关税上对彼此都有一些顾虑和担心，但我认为通过提高关税来限制贸易的自由流动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拿出政治上的勇气来做正确的事，在双边贸易中增加激励的因素，而不是构筑贸易壁垒，让贸易战愈演愈烈。
记者：您认为，目前的形势下，美国企业会减缓对于中国的投资或者逐渐退出中国吗？中美两国的企业如何顶住压力，继续开展合作？
尼尔·布什：
现在就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企业正在中国开展业务，他们并没有离开中国。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企业因为政治上的压力在中国的投资没有以前多了，但依然选择留在中国。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进一步发声，告诉外界和中国做生意是双赢的：美国的企业可以从中获益，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广阔的市场，还可以为美国带来优质的产品；中国也可以从中获益，因为可以创造出工作岗位和税收收入。关于中美合作，我想举两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
第一，今年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会议（2023空间技术和平利用健康国际研讨会IPSPACE），我是这个会议的荣誉主席，这个会议由七家国际机构共同举办，其中三家来自美国。我们的宗旨是利用先进的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这个活动不是由政府主导，而是非官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空间技术、健康、气候变化、减贫、农业相关领域，我们两国都有很大合作空间。我参加的这个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气候变化。像气候变化、疫情这样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议题是不分国界的，气候变化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中国的企业和海外企业共同合作攻克难题，尤其是美国企业。从我个人来说，我和我的中国合伙人共同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投资了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主要从事电能存储业务，利用重力而非电化学储能，在电能存储业务上和锂电池竞争。我们已经获得中国许可，在江苏建设了100兆瓦时的储能设施。通过合资项目，我们可以用美国和欧洲的技术，在中国落地建设和调整，最终实现强强联合、达到的效果是节能减排和造福人类。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公司可以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合作。
记者：对中美两国关系作出突出贡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昨天去世了，您如何评价他？您认为在新一代美国政治精英中会出现下一个基辛格式的人物吗？
尼尔·布什：
昨天，基辛格博士去世的消息让我非常震惊。最近我在纽约参加一场美中关系委员会的年度活动还见到了他。大家向他致敬，基辛格博士坐在轮椅上做了10分钟的非常清晰的发言，阐述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美中关系的积极倡导者，都主张两国应该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相互尊重的对话和更良好的关系。
他的去世让我非常惊讶，他去世时已经百岁高龄，他拥有卓越的政治家才能，度过了精彩的一生。乔治·布什基金会为对美中关系做出贡献的政治家颁奖，基辛格有资格名列这一荣誉的榜首。
我还想说的是，本周实际上还是我父亲诞辰99周年，他5年前去世了，也是在这一周。吉米·卡特总统现在也已经非常年迈，住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基辛格去世了，整整一代深刻理解并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已逝去。他们拥有过人的智慧，通过发展美中两国的紧密联系让美国更加强大，也改善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这一代睿智的老人离我们而去之后，也让我们这些后辈颇感彷徨和忧虑。
至于美国未来会不会出现基辛格这样的人物，我只能说，目前我还无法说出一位这样的政治家，能够像基辛格这样做出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的事情。美国现在的政治现状是，只要做出对中国缓和、加强合作的行为就会感受到政治压力，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当选，成为政府要员，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对中国的观点属于“太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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