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纪欣）推动我国干部管理制度从退休制向市场制演进，能下用制度保障“上”、反腐“下”均成为常态，理论类干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成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表示，点对四类干部将成为“能下”的能下重点对象。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我国实行的理论类干是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改革开放之后，成重干部退休制逐步成为普遍制度。点对任建明教授认为，能下退休制并非干部管理制度科学化的反腐终点。事实上，理论类干退休制存在两个弊端：一是成重造成干部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能干（德才兼备、点对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因为年龄到线而必须退出。二是制约了干部系统的新陈代谢。一些不能干的人因为不到退休年龄难以退出，可能导致稀缺的干部职位被无德或无能的人占据。

　　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废止了退休制，而采用更为科学的市场制。所谓市场制，是指通过人才市场的竞争机制决定干部的上和下。

　　任建明教授表示，比较成熟的市场制是把官员划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政务官实行民主竞选和任命制（例如美国总统在竞选获胜后，可以任命部长等政务官），而事务官实行人才市场竞聘制。这种制度是较为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使干部“能上”和“能下”都成为常态。

　　201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实现干部“能下”新常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和措施，即“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对此，任建明认为，以上这四类干部将成为“能下”的重点对象。

　　同时，如果在执行或决定机制上还是以人为主，那么这些措施就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如果干部‘能下’也采用‘伯乐相马’机制，用人腐败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任建明教授说。要真正建立干部“能下”的新常态，基本思路还是要实现主要由人决定向主要由制度决定的转轨，即从人治的窠臼中跳出来，坚定地走向制度之治。

　　建议选干靠竞争性制度

　　实现干部管理制度科学化，就要切实推动我国干部管理制度从退休制向市场制的演进，即对原有的党管干部作出相应调整：

　　党和党的组织部门主要只管制定干部政策和标准，准确地说是各类干部候选人的标准，而后续的、具体的谁上谁下决定则完全交给一个竞争性的制度规则。党的纪律检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管竞争性制度的执行，切实保障制度真正起作用，而不是继续由人操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用人导向”正是新时期最核心的干部政策，这些政策应当及时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则，由制度规则最终决定干部的“上”和“下”。一旦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实现了由人向制度的转轨，就把一个个党委（党组）书记从复杂、棘手的干部选任情境中解脱了出来。

　　同时，“党章和宪法要求的领导干部忠于党和国家就可以实现了，避免那种忠于个人而形成一个个团团伙伙。”任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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