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海涵）9月4日，杨光由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主办的斌答“纵横世界”系列讲座第一季第四场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光斌就“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兴衰”分享看法。中评中美杨光斌在互动环节就中美关系议题回答中评社记者提问时指出，竞争中美两国之间的文明竞争就是文明的冲突，美国人将中美矛盾定位为刺激性对抗，杨光是斌答具有客观性的。　　杨光斌指出，中评中美从文明史的竞争角度看，中美两国之间的文明竞争就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于1995年在《文明的杨光冲突》序言中这样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斌答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评中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曾说，竞争中国是文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她的到来会改变世界秩序，会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　　杨光斌分析，由于西方主导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到新世纪，“自由帝国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现在，世界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财富权力的大转移。1840年，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制造品各占50%；到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是90%，非西方国家占10%。但到了2010年，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成为可能，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2010年，非西方国家制造品占40%，西方国家占60%。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情况可能颠倒过来，非西方国家占60%，西方国家占40%。这是一个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财富权力大转移。　　他表示，财富权力有许多政治意义，财富权力转移引发了西方国内的矛盾。西方在发展过程中，通常通过“一进一出”来化解国内阶级矛盾。“进”是战略掠夺，比如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进行掠夺，这使得日本在十年后，即1905年，便有底气和俄国一决雌雄。“出”是移民，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可以移民国外，比如1900年到1920年左右的20年间，数百万意大利人口移民海外。　　但是，杨光斌分析，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既“出”不去，也“进”不来，人口移民是反向的，阿拉伯难民涌向欧洲，中南美洲人口向美国转移。另外，非西方国家抢占了工业品市场这一财富转移的最重要结果是引起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今天看到欧洲多国的政治乱象，美国政治的极化和两党之间的不妥协，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情况完全改变了西方国家在过去工业文明成长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式。世界财富权力结构是对抗性的，随着世界财富的转移，西方国家的国内矛盾会越来越尖锐。　　杨光斌说，如亨廷顿所言，对于西方而言，伊斯兰文明并不可怕，因为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挑战。但是当中国代表的儒家文明发展起来的时候，其规模将是支配性和压倒性的。所以，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将中美矛盾定位为刺激性对抗，是具有客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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