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讨论这些问题，转型我试图从宏观经济的金融局背济视角，来看待中国金融业当下的大变处境。
会议召开之后，后经委员会也开了会。转型最高党报也发表了五篇评论，金融局背济分别阐述如何“做好金融工作五篇大文章”。大变而国社也连续三天分别发布了对央行、后经总局和证监会掌门人的专访。综观这些会议精神和高端访谈，核心就是两件事，一是要促发展，二是要防风险。
促发展的关键，在于重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资源优先投向什么领域。其实，决策层的指向很清晰，就是“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最近一个多月来，虽然官媒不断阐释“五篇大文章”，委员会主任和央行行长也都在提“五篇大文章”，但从业者对这“五篇大文章”的讨论并不多。但在我看来，“五篇大文章”的提法，其实并不单是概念，而系统反映了中国金融在新的宏观环境下的转型方向。
如果说非要讲什么是“旧金融”、什么是“新金融”？我认为，其中一种理解应该是，“旧金融”是和旧的发展格局相契合的金融，而“新金融”则是要契合新发展格局的金融。
旧的发展格局，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高度依赖房地产和基建，主要由投资拉动的经济。
“旧金融”的若干典型特点，都是和这个经济模式相适应的。
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体系庞大。这是因为金融资源的主要流向都是不动产（无论房地产还是基建），都是有抵押物的。
信用持续扩张，利差水平有保障，银行利润高企。这也是因为房地产处在扩张周期，且房价永远涨，地租增值部分主要被地方政府和银行瓜分。
而这种间接融资为主、抵押信贷为主的金融体系，必然导致非地产的产业金融获得难、中小企业金融获得难。大银行体系加上地产巨大的财富效应，加之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先天不足，又客观上导致了直接融资途径不活跃、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低，实际上加剧了金融资源分配的失衡。
回到现实，“旧金融”体系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高层意志和顶层设计，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势使然。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经济结构变了，金融体系不可能停留在从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调整的阵痛，金融业也不可能自外其中。
我们来看当下中国的宏观环境。
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导致地产引擎熄火，人口红利减退，老龄化加剧。相应地，需要地产相关产业之外的新增长点，高科技、新能源和服务业。
我们来看五篇大文章里的前三篇，恰恰对应这三个增长点——科技金融对应高科技，绿色金融直指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制造业，普惠金融则是要惠及更多中小企业（服务业是形成新的中小企业的关键领域），并激发消费内需的红利。
养老金融，则是要在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熨平个体的现金流周期；数字金融，则是要保证在互联网、数字化和新的AI技术革命中，中国继续保持不掉队乃至领先的地位。这二者，也回应了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变革两个时代大势。
这样来看，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提“五篇大文章”。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高质量发展，就要围绕经济转型的需求，做战略性的、方向性的调整。
大转型需要大调整，而大调整不可能那么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过去的金融业在经济高增长和房地产狂飙的背景下，可以说是“遍地捡钱”。而现在，随着宏观经济的转型，金融业必然要从“捡钱”阶段走向“找钱”阶段。
首先，躺着吃存贷差的时代已经过去，银行长期以来作为全社会的利润中心，需要向社会让利。
第二，金融资源要从不动产、从抵押贷转向支持高科技、制造业、服务业，这需要更多的信用贷、需要“投贷联动”等新机制，这实际上对估值、授信、风控等全流程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要走向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重的体系，这是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发展的重大机遇。但应该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很大，无论从观念意义上，还是制度层面上，我们都没有完全准备好。上游投资市场面临的美元撤出问题、IPO发行、再融资和二级市场面临的种种问题，都使直接融资占比的大幅提升有不小的障碍。
金融业表面上是一个行业，但它其实不同于汽车、电子、纺织、能源等实业产业。它并不进入实业产业“风水轮流转”的序列，它本身就是经济大势的晴雨表。
决定金融业和金融从业者生存状况的，首要因素一定是宏观经济本身，而非其他。金融从业者过去有好日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坐上中国经济的高速电梯，而不是管得松。
当然，世上没有两全法。在宏观经济，尤其是资产价格狂飙突进的时候，金融业畅饮泡沫，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当宏观经济出现调整的时候，全社会必须进入去泡沫去杠杆防风险周期时，金融业受到的影响必然最显著、最直接。
以前，人们对此也有感知，但往往只能体会到相对较短周期的波动，而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大转型、大调整和大换挡，人们会感到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适应。
旧日时光只能怀念。中国金融的新使命是，和实体经济一起闯出一条突破瓶颈的转型之路。这条路注定很难，不可能幻想别的行业正在爬坡上坎，金融业还继续躺着赚钱，在这个时代的确不会“金融例外论”，因为“新金融”和“新经济”必须绑在同一辆时代战车上，这不只是基于行政意志，更是因为宏观经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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