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和冷战时期，策下核武器是美国赢得战争和与苏联竞争的重要筹码。对于核武器的发展，科学界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归因于不同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而非科学本身。在奥本海默的案例中，除了政策分歧之外，科学家之间利用职位、政治资源进行竞争的方式，也露出端倪。随着历史发展，科学家不仅介入政治，更进一步地开始参与经营和经济，在经营活动中，他们显示出更关心经济收益，却在安全风险问题上过度自信和疏忽的趋势。
传统理解中，科学家有科学的精气神，可以概括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但当科学家参与政治，不仅会以“科学”为工具，改变政治决策，还会利用知识在斗争中占据优势。他们在社会中展现出功利的追求，同时也展现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的多元化。另外，科学追求的知识公开和社会运行中各种原因要求的信息保密之间存在矛盾，给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增加了另一重困扰。科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更好地处理科学家参与社会、政治之后的多元角色，理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
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
文｜尚智丛、王会凤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 曼哈顿计划参与科学家合影。图源：互联网
二战期间，科学家开始成规模地参与到武器研制、战术与战略制定以至国家政策的制定等等活动之中。此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而今，科学家已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取向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科学家凭借其专门知识，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知识，而是利用其知识使己方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他们的行为与那些利用其政治知识、历史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知识等等专门知识参与政治的人物，并没有根本区别。换句话说，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科学家扮演了政治人物。科学家影响了政治，反过来，政治活动也改变了科学家。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科学家集中体现了政治与科学的互动。本文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家为对象，探讨这一主题。
1 核武器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
二战后期，核技术能否在军事方面成功应用，成为战争胜败的关键。美国核科学家首先试爆原子弹成功，令美国政治家欢欣鼓舞。这也许有违科学的根本宗旨：物理科学发展到放射时代，科学家们穷尽智慧最先研制的是制造武器。虽然此举的初衷是为了结束战争，但二战最终还是令人痛心地变成了一场核战。二战催生了核弹，也一度把科学家的作用放大。核科学家成为民族英雄，并登上政治舞台。但核弹的出现也分化了科学共同体：有些科学家认为应该取消原子弹；而另有一些科学家却认为原子弹的威力可以帮人们消除战争，因为任何战争都可能引向核战。
核弹爆炸后，登上政治舞台的科学家们千方百计寻找一种能控制其使用的国际力量。但是，原子弹存在于美国的事实本身导致他们提出的倡议难以被其他国家全部接受。这一事实暴露出用科学家的方法解决政治题有其不切实际之处。
冷战开始后，为了与苏联竞争，美国很自然地把核武器作为一个竞争砝码，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在核武政策方面，科学家分成了控制派与遏制派。控制派认为应该提升对领导者的教育，提高民众对核武器危险的认识，全民遏制核武器的发展。遏制派则认为要遏制苏联的扩张，有效的武器就是核武器，应支持核武器的发展。但是，在氢弹制造问题上，遏制派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科学家认为：不能制造氢弹，制造氢弹可能会使得核武失控。另一部分则认为：达成国际控制条约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在核武竞赛中占据优势；发展氢弹是必要的手段；氢弹的存在可以遏制大规模战争，甚至消除战争。
1957年，苏联发射伴侣号卫星（Sputnik）成功。美国政府深受刺激，改变一贯强硬的核武政策，那些倡扬和平口号的科学家被局势推到了政治谈判桌前。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科学家作为美国代表与苏联科学家展开磋商。尽管这个条约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条约。美国科学家做出了一些让步，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从表面上看，该条约的签订是美国政府转而采取控制派科学家的建议所取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发挥了作用。然而，禁止核试验谈判取得一致的最终原因，是美国总统认为推行禁止核试验条约所取得的利益会大于核威慑取得的利益。事实上，随着竞争加剧，美苏之间在核武问题上的矛盾升级，该条约被弃置不顾。控制派科学家的主张不再适应政治需求，自然退出政治舞台。
自二战后期到冷战期间，美国核武政策折射出科学共同体在面对科学之外的世俗问题时，存在分歧。科学家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公众事务上，科学家的建议往往交织着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有些人很难理解科学家之间的分歧来自何处，他们觉得肯定是其中有不诚实的行为，才会导致分歧的出现。这些人认为，如果科学家们在才智上是诚实的，那么，应该在那些导致他们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然而，分歧的产生与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无关。实际上，在政策问题上，科学家之间矛盾的根源是其政治智慧的差异与矛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活动深刻影响了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导致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斗争中，政治职位与科学声誉同时被用来作为斗争的手段与工具。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作为“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的奥本海默，心灵深受震撼。随后，他与爱因斯坦等人反对发展核武器，由此引发与“氢弹之父”泰勒之间的激烈冲突。1954年4月23日，原子能委员会就“奥本海默是否安全可信”举行听证会，泰勒给奥本海默以最沉重的打击。他说：“从很多场合，奥本海默博士的行动——我这里指的是他已做过的事——使我非常难以理解。我在很多问题上与他的看法不一致。他的许多行动让我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对这个国家生命攸关的事业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听证会彻底推毁了奥本海默。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白了头，心情沮丧，在抑郁中了却终生。有人推测，泰勒的行为是为了夺取原子物理领域的领袖地位。此推测无从考证，但事实上，奥本海默确实深受打击。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政治局势的变动下，科学共同体内部各派别时有沉浮。当一派科学家的建议与掌权政治家的偏好吻合时，政治家毫不犹豫的接受其观点，给予大力支持。而当科学家的建议与其意见相左之时，政治家拒绝听取他们的建议，有时，甚至会因政治目的而贬低科学家的贡献和声誉。
二战以后，科学与政治的纠缠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复杂。1960年，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是“美国科学家”。但到了1970年，《国家》杂志认为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战争或者空间机器”。许多民众渐渐仇视科学，把科学与战争、人口膨胀及一切邪恶行为联系起来。《科学》杂志的编辑菲利浦（Philip）曾公开谴责，说：科学家之间日渐剧烈的斗争是由其对相关科学研究的不切实际的需求导致的。与此同时，科学也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世俗生活之中。科学的神圣色彩越来越淡薄，而其在世俗生活中的影响则越来越大。莫尔（Moore K）认为：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批判科学的浪潮中，科学主义也未在公众生活中失去影响力。各种各样的演员们不停地声明他们的想法是科学的，从而获取民众的信任和力量。
莫尔曾深入考察1945-1975年间美国科学与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了科学家对如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政治和科学的关系、专家和市民的关系。他认为：在科学精英之中存在着一类激进主义者，而科学家的激进主义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和科学道德秩序，导致了一系列的混乱。这种观点对激进主义持有偏见，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卷入激进的社会活动中，从而影响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然而，实际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时常发生，而导致分裂与斗争的焦点却往往不在科学知识本身。
1996年9月5日第383期的《自然》（Nature）曾刊登了一篇题名为《科学家因烟草公司研究基金而分化》（Scientists split over 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founding）的文章。这篇文章分析了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而引发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斗争。其中一派科学家认为，对尼古丁的研究不能接受烟草公司提供的研究基金，另外一派科学家则认为应该接受这样的基金赞助。这一话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议论。可以说，今天的科学不仅仅交织在政治之中，科学的方方面面已经被社会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科学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也成了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战以来，美国核政策几经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美国国内各派势力互相影响和制衡的结果。当然，科学家在其中当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家在美国核政策制定过程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发挥了消极作用。从国家利益出发，科学家的一些社会特性可与政治家相谋和，为政治家所利用，而有些则难与政治家相协调，甚至产生激烈的冲突。在每一个时代里，科学家、政治家、民众以及国际形势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如果从政治决策的角度出发，在核武政策制定中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科学家呢？对这一问题，斯诺（Charles Snow）曾说过：在现代社会中，制定决策时应该避开那些科学霸主、科学匠人和过分保守秘密者。
2 核电发展中的科学家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缓和。核武的巨大威胁暂时消除，核电站的建设与发展成为体现美国核政策的重要方面。随着核技术在发电方面的应用，核电站的安全保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民众反对核存在的呼声高涨。核电对于电力公司来说是巨大的利润诱惑。这种经济利润的诱惑与民众对灾难的警惕成为影响美国核电政策的两种主要因素，也是影响核电科学家的两种重要的非科学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
1996年，美国东北公用事业公司在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命令下关闭了米尔斯通（Millstone）的三座核电站。这是美国核安全管理的果断之举。在市场竞争中，东北公用事业公司采用成本控制策略，从而导致核电系统存在安全管理方面的隐患。尽管成本控制策略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却带来了核工厂管理操作的安全隐患。核监督管理委员会先是发出了早期警告，后命令这三座核工厂不准重新启用：其中一座永久关闭，另外两座被要求重新申请开放。重新开放获得批准后，这两座核工厂被拍卖给另外一家公司，采用新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在核电发展中，安全管理是根本。东北公用事业公司的科学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采取短视的科学行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科学家则避免了这一情况。
世界核能发电协会（WANO）认为：在能源市场管制放松的条件下，核事故的原因在于追求利润带来的降低成本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人们忘记了在社会上培育一种安全的文化。人们没有注意细节，过度自信，存在偏见，忘记了重要的经验；而核科学家与工程师们过于傲慢自大和自鸣得意。
柏霖（Perin C）曾逐一研究了核电管理系统中的控制部分：事故检查体系、控制中的泄漏阀、反应器和安全漏洞、变压器故障等等。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控制的逻辑与管理及自我管理的智力资本，提出应该从技术和文化两方面来降低风险。他认为：在这个高风险的世界里，一方面，技术专家们以控制机制为核心，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自动化、标准化和培训，来降低人为科技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文化观念的培养，来降低风险。事实上，核电中的大部分问题是和文化相关的。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从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发展出完美的控制和应对策略。“就科学家的某些才能而论，既存在眼前的负担，也存在潜在的悲剧。人类在道德上，对这样巨大的恩赐是没有准备的。在道德缓慢演进的过程中，人类还不能适应这种恩赐所带来的巨大责任。在人类还不知道怎样来支配自己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授予支配大自然的力量了。”应该说，人类缺少应对科技风险的文化理念。
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IAEA）的支持下，柏霖曾实地调查国际上的众多核电站，访问核电站中的各类工作人员，包括，科学家、设计工程师和系统工程师、电力工程师和电力工程管理者、卫生学家、人力资源经理、监控师、电力断供经理、风险分析师等等，了解他们对安全操作的认识。他还特别对那些曾在三里岛核电站工作过人员进行了访问研究。他发现，这些专业人员实际上是通过实践中的自学，才搞清楚为何会产生失控、如何重新控制，以及如何保持控制。他的研究试图解释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降低核技术应用风险到底是一种什么问题？他在研究中不断回答如下的一些问题：“当控制失去或受到威胁时，人与机器的关系是什么？可以采用现实的模式有哪些？模糊性和确定性都是什么？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经验？”等等。这实际上是应对科技风险的文化理念问题。
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之后，福山核电站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核安全问题又一次引发讨论高潮，世界各国随后也相继调整核政策，德国政府马上承诺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专攻球形燃料反应堆的核能工程师安德鲁·卡达克（Andrew Kadak）说：“中国有决心建造（球形燃料反应堆）并证明这种技术的可行性，而且承诺会完成这项工程。在美国，我们过去不能做出如此承诺，现在也不行。”卡达克的说法反映出美国科学家对待核电政策的文化理念。
3 科学家的多元性
由上述分析可见：二战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科学家的角色日益多元化。有时候很难把科学家的多重角色分离：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但从1914年反对一战到1955年4月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却是非科学研究的行为。
尽管科学家参与政治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但科学发展已受到政治极大地影响和干扰。科学家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出知识专家的作用，开始发挥政治作用。他们扮演社会运动或者政府管理中的科学管理者。当然，科学家的政治影响也深受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的影响，地位越高，政治影响越大。科学家作为政治权力代表这种现象在近代社会中的出现，一方面推进了科学主义，但也使得科学主义变质。尽管表面上科学共同体仍然是参与科学事业的集体，但实质上，政治权力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相当巨大。
传统上，致力于学术钻研的科学家往往表现出与社会相脱离的品性。他们喜欢按照理想的模式来思考问题，忽视社会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有时表现得很天真。另一方面，他们追求严格的理性，排斥宽容、情感，标准化要求比较高。科学家表现出一种追求真理的独特精神气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将之概括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然而，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增强，科学共同体在体现这些精神气质方面已发生了变化。
首先，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家表现出功利追求。当代科学研究越来越着眼于社会应用。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科研资金是影响和制约科学家的重要因素。“科学家总得维持生活，而他的工作极少是可以立即产生出产品来的。科学家有独立生活资财或者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处于一种尴尬困境。科学在本质上并非为了取得金钱，也不是为了顺应政治风向。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科学家出卖自己的专业知识以获取金钱。无论是公共资助还是私人资助，都需要科学家提供预期得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学家所创造的新知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没人会问，科学家为了取得政府的基金放弃了什么，这是社会习惯之外的事情。
美国国家基金体制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帮助，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复杂的作用。那么，国家从大量的科技投入中到底得到了什么？除了科学所创造的直接的技术成果与工业成就和社会福利之外，科学最为重要的力量不在于科学家告诉政府什么，而在于科学是一种直觉的文化权威的力量。对政府而言，这种科学权威才最有用。政府就从这种文化权威中取得其行动的合法性。正因如此，政府积极维持国家科学基金体制。通过研究基金的申请与投放，以实现政治与科学联姻。
其次，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认识多元化。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来自于自身对作为人类一员的深切认识。默顿所提出的科学社会规范，是制约科学家行为的重要方面。然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深受到社会环境和研究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范畴会使得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有差别。参与核政策制定的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与泰勒的不同行为深刻体现出科学家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的巨大差异。参与对苏核武谈判的科学家的行为则深刻体现了美国本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当代科学家还面临一个巨大困境。那就是科学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当代社会飞速发展，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如何把握科学信息的公开与保密的标准，成了一个让科学家困惑的问题。从科学追求真理的角度出发，科学家应当无偿地、及时地公开所有科学发现以及相关知识。但是，由于科学知识在当代各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等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府资助研究还是企业资助研究都纷纷采用签订保密协议的做法。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家背离默顿提出的公有主义原则，而是实行保密原则。在美国核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保密原则一直是科学家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稍有不当，即被指责，如奥本海默之遭遇。科学家是否应该坚持一切研究成果坦诚公布，保护公众的知情权？科学家是否应该把研究结果毫无保留的告知世界，还是应该有所选择？在政府决策面临公众反对的情况下，科学家应该向公众公开一切有关信息？还是应该保持沉默，远离社会政治？不同的科学家在具体环境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科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结合，科学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反过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共同体，产生深刻的内部分化，产生多样化。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扮演多元社会角色。科学家的表现与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文化结构和氛围是分不开的，是时代的社会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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