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美国输入金融风险
疫情期间,为稳定金融体系,支持家庭、企业、州和地方政府的信贷流动,美联储建立了11项信贷和流动性工具,从而稳定短期融资市场和为整个经济中的信贷提供更直接的支持。但与此同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与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创历史新高。6月美国疫情的二次暴发拖累了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不排除美联储会进一步加码。瑞银预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今年可能会突破8万亿美元。美联储激进的市场干预,给全球经济埋下了隐患,加大输入性风险:一是美联储成为最后信用担保人,市场风险偏好提升,投资者追逐风险资产可能催生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二是在今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通缩压力大于通胀,但未来可能给资源进口国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在全球经济贸易不振的环境下,有可能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扭曲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体系。三是加大美元海外融资风险。鉴于全球出现“美元荒”,离岸美元债市场经历抛售潮。尽管近期情况缓和,但一级市场发行仍受影响,且今年中国离岸公司美元债将迎来偿债高峰。随着境外美元融资成本飙升,债务违约风险上升。四是警惕美联储实施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全球溢出风险。目前,美国疫情仍在恶化,市场隐含的美债收益率水平约为-1%。在现有货币政策空间用尽的极端情况下,美联储选择负利率并非绝无可能。若美债收益率转负,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本已下降的美元资产配置将更加困难,要么持有负收益的美债,要么转换为黄金、其他货币资产甚至风险资产,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将明显增大。为此,需要全面守住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危机面前,做到“手里有牌”在这场危机面前,须坚持底线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做好防范准备。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一是必要情况下可冻结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进行深度国家安全审查。二是禁止美国企业在华从事威胁国家安全的相关商业活动,禁止企业和个人采购被制裁美国企业的服务、产品和技术等。三是审查和制裁美国在华金融机构相关不正当行为。可借鉴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别是设置被制裁实体清单及标准。加快建立规避性制度安排。须充分做好美发难准备,加快建立规避性制度安排:一是加快构建贯通外交、安全、司法、金融、财政、贸易等领域的预警机制,把境外资产保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加快制定境外资产分散投资、安全转移的应急预案。二是抓紧设立金融制裁或反制裁主管部门,制定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措施,授予其根据需要冻结境外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资产的权力,并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加紧构建金融制裁阻断法律框架。应重申《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维护中央银行“自营账户”主权豁免权利。可仿效欧盟阻断法案,尽快制定我国反制裁阻断法律,以立法形式宣告美延伸到其境外的金融制裁制度无效,明文禁止中国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个人遵守这些“长臂管辖”法律,并向遭受金融制裁的中国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个人赋予足够的追偿权等。加快布局重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抓紧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加快推动CIPS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合作,建立国际支付结算的替代通道。二是加紧开发基于区块链的法定数字货币。三是完善熊猫债市场建设,推动境外和多边金融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是重新确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超级联系人”的地位。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支付的全球占比保持在70%以上。香港还是内地公司向香港国际投资者募集资金的重要市场。进一步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先行先试,进一步做大做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提高中资企业海外融资上限。落实好规模性政策,守住“六保”底线,防止企业过度举债和宏观杠杆率过快攀升。进一步完善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约束机制,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宏观审慎评估的结果,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使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状况、整体偿债能力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多措并举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综合考虑各种供求因素,保证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通过保持一定的利差水平维护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和配置价值,加快深化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投融资、储备等国际功能。(作者张茉楠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谈俊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