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医院的王智量。丁晓文 摄
（一）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诸多译本中，王智量的译本堪称经典，俄罗斯如今所有的普希金纪念馆都陈列着他的译本。
一切或许可以从1949年说起。他和同学们被送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不想在秋林公司看到了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原版书。当时这样的书实在稀有，他把它捧在手上反复翻看。尽管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但他如饥似渴，欣喜若狂。因为没有钱，他转身就把从上海带到北大去的一件西服上身拿到店里卖掉，换来了这把打开俄语翻译之门的珍贵的钥匙。
王智量人生中的第一本俄语原文《叶甫盖尼·奥涅金》晚年在《朗读者》节目里回忆起来，他说：当时自己还不懂他是什么名家，只觉得这部作品里面所描写的人物那么纯洁，那么真诚，所以我就喜欢上了。等到他读俄语二年级的时候，他把《叶甫盖尼·奥涅金》从头到尾都背了。一共400多个十四行诗节，他每一个都会背。（二）大学毕业后，王智量先在北大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也曾以托尔斯泰研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受翻译家余振启发，开始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余振先生特别教他，译诗要译得像诗，要注意原诗的韵，而俄语诗的韵跟中国诗的韵不同。译诗既要保留原诗的形式，也要有中国诗的特点。随后他花了两个月翻出十个十四行诗节，其中第八章的第四十六首诗曾被何其芳先生引用于名作《论红楼梦》中，发在《人民日报》上。这对王智量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但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并被发配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改造，学术研究戛然而止。在西柏坡村，《叶甫盖尼·奥涅金》依然是他生活里的一束光。他把这本书的原文带上，反复读，有机会在脑子里想到的就把它翻译出来，把菜种撒在地里，这一行撒过种子的上面铺一层土，然后拿脚把土踩实在。我一面在那儿踩，心里一面就想诗的韵律。这样一天下来，我劳动也不累，这一节诗就翻译得很好。那时还很难买到纸，他就把报纸边上那一条白的没有字的部分都撕下来，也常去捡别人丢掉的香烟盒，晚上在那些废纸上写下白天想到的文字。几年后到上海，他哥哥一看行李就发现了一个口袋，那个口袋里全是报纸边，还有上海人叫乌草纸的东西。文革时期，《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初稿已经出来了，王智量把它们放进书橱里。他担心手稿被造反派毁坏，就在书橱上贴了两句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这话就说：你这是骂谁，是不是骂我们毛主席？他赶紧拿过《毛泽东选集》，翻出其中的一句话：我奉劝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把这句话写出来贴在墙上。就这样，躲过一劫。对于这段经历，后来在接受华师大档案馆口述记录时，他说：现在我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们这一辈人听，也许能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没在那个时期死去。（三）1978年，王智量结束了他在向明中学的漂泊任教，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他等来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他的学生们几乎都难以忘记他教《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的场景。1981年，作家陈丹燕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到王智量说起普希金的长诗，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大雪中跟着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眼睛里闪烁的泪光。因为老师的泪光，我们这些女生，会在三十年以后，在老师的生辰庆祝会上，争相朗读达吉亚娜的信。也许我们班上的女生，一生都不会忘记老师教过的这首俄罗斯的长诗。1982年，历时二十余载，王智量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成为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他百感交集，最大的遗憾是曾给他极大支持的母亲没有等到这本译著的面世。后来他把书拿到母亲坟上，烧给她，告诉她：这本书印出来了。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外，1980年代他还翻译了《我们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等，推出学术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主编《外国文学史纲》。1980年代末，他涉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的民族接受，并受邀参加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比较文学大会。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主编了《比较文学300篇》和《俄国文学与中国》。
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
王智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四）1990年代，除了翻译《贝壳》《上尉的女儿》《安娜·卡列尼娜》《前夜》《贵族之家》《屠格涅夫散文诗选》等大量作品，王智量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这是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就的小说，写上世纪中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个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北边远地区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所闻。
《饥饿的山村》小说刚出版那阵，作家李洱与格非正好去过他家里。王智量和他们说起有几个译者要翻译《饥饿的山村》，还开玩笑：获诺奖需要五个语种的译本，现在还差一个。那时候独联体刚成立，王智量还喜欢说家庭就是个独联体，李洱与格非听了又是大笑。让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看过很多先锋小说，对先锋小说有很深的理解。有一次，我与格非从他家出来，还对此感慨不已。在李洱看来，智量先生的艺术感悟力，在大学教授中肯定是顶尖的。前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经典译作网格本丛书的发布会，现场也播放了王智量的采访视频。李洱一直对那个画面印象深刻：他的面孔离镜头很近，我一看就知道，他的客厅还是那么小，书都堆满了。他鹤发童颜，双目奇亮，在镜头前反应极快。奥登说，诗人是持续成熟到老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在成熟，所以他总是不停地修改译本。李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智量先生的俄语、英语翻译，毫无疑问，都是文学瑰宝。他的逝世，是文学翻译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而且不可弥补。
（五）去过王智量家里的人很难不注意到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屠格涅夫散文中的一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这句话，仿佛也是王智量的人生写照。我喜欢诗，但我自己不会写，所以才喜欢翻译，用别人的灵感来抒发感情。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它在替我说话。王智量曾说，翻译既是我苦难的源头，也是我生活下去的力量，最终引领我走向通往幸福的道路。他喜欢屠格涅夫，尤其是屠格涅夫老年时期的《散文诗》。他觉得这本书应该叫作《孤独集》——写出了一个孤独老人的内心世界，而且把人性中最淳朴、最珍贵的东西展示了出来，他写一只小麻雀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一只狗扑过去咬它，这时老麻雀不顾一切地扑下来救小麻雀。两者力量的差距那么悬殊，老麻雀却敢于扑向大狗，这是多么伟大的爱？他的作品令我感同身受。坚强和爱，是陈丹燕对王智量的一大印象。他说过，任何个人的灾难岁月，如果不能摧毁这个人，就会给这个人的经历带来非常正面和坚强的元素。就好像他的‘右派’岁月，最后教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而且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陈丹燕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听闻老师逝世，她脑海中闪过了好些画面：他的俄语课堂，他教她英文精读，他告诉她一段翻译中的危险和精妙各在哪里，他为她和陈保平的《去北地，再去北地》写序……她还忍不住哼起老师教她的罗伯特·彭斯经典诗歌——《A Red Red Rose》。
2016年5月，陈丹燕去医院看望王智量。 丁晓文 摄那么，在这个冬天，我们也为王智量先生献上一枝红玫瑰，并以他译乔伊斯《死者》的结尾来做这篇纪念的句点吧：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罗昕)
王智量 丁晓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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