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力刻画的统左派“老吕”吕正惠，即台湾第二代“统左派”的台湾代表人物。老吕是统左派一个特殊存在：他生长在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南，却成为坚定的统派；他是大名鼎鼎的中文系教授，却不甘做一个只会“做论”的学者，多年来花费大量心力“做事”——参与、领导中国统一联盟，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又主持“人间”出版项目，编辑出版陈明忠、林书扬、陈映真等前辈同志的文集，延续台湾左翼火种，推动两岸人文交流。其坚定的中国认同与左翼立场，在“台独”甚嚣尘上的时代，少见且令人感佩。
赵刚此文，通过梳理吕正惠的学术思想，带出几十年来两岸左翼之间的曲折关联，以及吕正惠这样独特个体的思想来源。相对于陈映真等人通过革命传统进入现代中国的路径，接引战后出生的老吕进入现代中国并成为一位“统左派”的，却是以杜甫为高峰的中国文学与精神传统。老杜之于老吕，一如鲁迅之于陈映真。作为老吕的同志与同代人，赵刚之论老吕，倾注着深刻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不单单是对老吕个人的，更指向老吕的生命意义之所系——作为精神家园的中国文化。
当代窄细学术分工下，相较于我们一般学者教授，老吕算是当得上“于学无所不窥”之名了。老吕就是吕正惠，但海峡两岸的朋友都舍其名而直呼其“号”。老吕虽然读得很博很杂，但一以贯之热爱杜甫。他的第一篇学术写作《杜诗与日常生活》，就是写于1970年大学三年级。后来这篇少作收入了201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诗圣杜甫》，读来让人讶异于他的早慧。“早慧”一词让我不由得联想起陈映真。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摊》也是写在大学三年级，时为1959年。老吕1948年生，小陈映真11岁。相对于陈映真有过殖民地童年经验、亲历台湾光复以及“二·二八”，且受过20世纪40年代末叶尚未被全面冷战与白色恐怖体系整饬过的国民教育，老吕则是党国体制国民教育下成长的第一代。因此，老吕比陈映真小11岁，却是历史意义上的两代人，而小老吕九岁的我则是道地的老吕同代人。
老吕对杜甫的热爱是发自生命深处并不时挥发于日常生活之中——无论醒醉。老吕说，他每次在课堂上讲《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读到老杜自惭“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对民生多艰表露“忧端齐终南”时，“总是声音微微颤抖，而教室里也总是鸦雀无声”。于是，他接着说：“能说他不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吗？”多年后，吕教授犹深刻记得，1983年他初登讲台讲杜甫，“某次课后，心情激荡，对案而不能下箸”。老吕的朋友们，任谁都可做证，酒酣时老吕常吟杜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两首。
老吕为何热爱杜甫？他是中文系教授，当然有文学上的原因。老吕固然不薄李白，但显然更推崇杜甫，最重要的原因是杜甫“集大成”，广泛吸纳各种文学传统，能从正，也能从反，而后取合，达成一种艺术上的伟大超越，成为大唐璀璨文明的一颗最闪亮的宝石。老吕对老杜的这一层肯定其实与他自己的阅读经验、文学观，乃至文明观契合。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文明主体，犹如一个大作家，必须要能够兼容并蓄，方能在面临各种困境危机时，从众多“家珍”之中——“拿来”。
但这应该还不是最关键的原因。归根究底，还是在于杜甫给了老吕一块可以立足终生的磐石。老吕盛赞杜甫“忠爱出于天性”，经常表彰杜甫文学中所流露的忠于祖国与关爱人民。老吕对民生多艰的感受却也是很及身的，源自他南台湾海边贫瘠农村的佃户出身经历。日据时期，那个村子穷到连日本人办的“公学校”都上不起，所以老吕回忆童年时期他的乡人没人会说日语，是一个犹然浸润在古老农业汉文明的村庄。十二岁，老吕一家就迁移到台北万华——一个聚集着“打工仔”的“城乡接合部”。应该也就是陈映真小说《面摊》里那贫病主人公一家在夜深时疲惫推着摊车所要归去的所在。当年老吕初读此篇小说时，应会想起他的黯淡青少年吧！陈映真在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曾一再提出文艺的两大旨归：民族认同与社会关怀，后来发展为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的核心支柱。此处不是展开“社会性质论”的地方，但它的核心精神不就是忠与爱吗？老吕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从包括台湾地下党的中国革命的，或从第三世界的左翼传统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向上溯源，从以杜甫为高峰的文学与精神传统中得到他的现代立足点，并达成与陈映真的殊途同归。相对于“统左派”的其他前辈——如林书扬、陈明忠与陈映真等人——进入现代中国的路径包括了对日本殖民的清算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认同，战后出生的老吕进入现代中国并成为一位“统左派”的路径，是独一无二的。
1983年，老吕受聘于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在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老吕右手写以杜甫为核心的古典文学文章，左手写台湾当代文学批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洋左”理论大涨潮，谁要是没有一两个洋理论靠山简直是文盲，古典如老吕者也难身免。他挥舞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文星杂志》上斩将搴旗，横扫包括陈映真、白先勇、黄春明、七等生等知名作家所构成的当代台湾文坛。那么，彼时的老吕可算是个洋左吗？他依赖“洋左”理论，并对当时大陆的新启蒙“自由化”时表肯定，且对阿城、张贤亮等颇加青眼……但即便如此，我疑心他最多也只是半个“洋左”，因为他的卢卡奇后头难说没有杜甫，是老杜卡在那儿，不让老吕把“现实”陈仓暗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与中国大陆对立的“台湾”——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后来都变成了“台独”现实主义者了。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即便老吕一时无从得到思想资源来相对化大陆的新启蒙（这是时代的限制，当时海峡两岸唯一能对大陆80年代的改革开放保持戒慎疑虑的唯有陈映真），但他仍然具有一种当时乃至今日都无可否认的进步性：从一个中国人的“原点”（也就是磐石）看大陆。于是，我们看到老吕对陈若曦的“文革”书写的最严厉批评即在于她“是以美华的身份……谈论中国问题”。相较于陈若曦的“原点”是美华，老吕的原点从未改变，是包括了台湾与大陆的中国。老吕的朋友都不难发现，老吕身上很难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美国因素”，连他嗜抽的洋烟都是瑞士的——虽然他读高中时也不是不曾跟着精英同学，进入学校附近的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冷战桥头堡“美国文化新闻代表处”，享受过那个文明冷气。
20世纪80年代是老吕最飞扬跋扈的年代。凭借个人努力，他从缺席的父职、从吾少也贱的泥淖中奋脱出来，在祖母、母亲与姊妹的期望中，成为台湾地区顶尖大学的教授，这一切都很像是老吕所深爱的巴尔扎克文学里的一种典型人物。老吕深爱他的祖母与母亲，曾在高铁上对我倾诉他对祖母的怀念；他喷着酒气与唾沫星子近距离对我说：“我也算是长于妇人之手”，说毕，哈哈大笑，旁若无人。最近重读老吕写于1986~1988年之间的《小说与社会》，到处可以看到老吕那时的雄强自信。对他所评论的作品，张口便说：“不具任何说服力”“需要彻底的福楼拜式的洗礼”“把自己弄得进退失据，一无所得”“他的作品的失败，几乎都是来自这个根本的矛盾”……这些，都是批评陈映真时所用的语言，对别人，那更是可想而知了。但在以“现实主义”横扫千军时，老吕对七等生的评论却是最复杂最用情的一篇。老吕对七等生的“自卑、自怜与自负”说得是那么的痛。七等生与他，似乎同病相怜，文章里甚至有这么一句独自成段不知所说者何人的独白：“父亲形象的不彰，无疑暗示了自我认定的曲折与困难。”对他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老吕甚至下了三个判准：大学生（相对于师范生）、外省青年（相对于本省青年）与本省都市化青年（相对于穷乡僻壤的青年）；而其中的后者通常是“次等青年”或是“下层知识分子”的后备军。老吕感受到七等生文学里的自卑与反抗，但同时也未尝不是对自己凭借台大学生与新竹清华大学教授终而“翻身”的苦涩肯定。
像老吕这样背景的本省籍青年，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纷纷跳进“台独”分离主义大潮流里。但由于还在戒严期间，这个潮流可说是低调地暗潮汹涌。在这个时代氛围里，老吕感受到一种矛盾挣扎，既厌恶“外省权贵子弟”的反动，但又深刻困惑不安于与他类似背景的朋友的认同转向。在这种情境下，老吕的当代文学批评的介入，未尝不是他“一个人的反抗”，企图以一种左翼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高调异议，右批评白先勇，左批评七等生，且对陈映真有恨铁不成钢之憾，遗憾他的小说不曾建立在更深刻而广泛的现实基础上，且总是摆脱不了“市镇小知识分子”气味……此时的老吕，非常有自信，结交甚广，每个周末都上台北参加一个辗转于各种咖啡馆的名叫“周末派”的读书者俱乐部，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台社）的创始会员。老吕才华横溢，未几，就当上系主任、评上教授职称，颇有飞龙在天之势。老吕深欲有所作为，既是来自士大夫传统，也有泥土的反弹，但也是由于他自信除了读书还能“做事”。在内心里，老吕其实是有些瞧不上只能“做论”的学者。这些年我与老吕有过两三回共事经验，老吕能非常有效地将他的交往理性、工具理性与策略理性三管齐下，把两天的工作半天就搞定。然后，你看到老吕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借用鲁迅小说《伤逝》里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老吕的内心可能既有“讲台上的教授”，也有“摩托车中的贵人”，也有“深山密林中的豪杰”。
老吕此时的意气风发让我们理解到，老吕爱老杜的第三个原因，何尝不是因为老杜曾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希望能学以致用、“登车揽辔”，无愧平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得说，古典文学的老吕还是有很强的古典士大夫的遗留：用舍行藏、出处进退，于他，是一个很大的情结。这对台社里我们这些外省的、留洋的、新左的“批判知识分子”，是不太能理解的，有时甚至会对老吕略带讪笑。
1987年台湾“解严”，一时众声喧哗。然而，人们弹冠相庆的所谓“自由化”，虽热闹非凡，却继续沉默而坚定地捍卫“亲美反共媚日”的意识形态根底。于是，陈映真看到，所谓“自由化”其实是“台独”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化。这个时变，对老吕影响非常大，因为之前在共同反对国民党时被暂时盖住的分离主义势头，一下子无遮拦地喷薄而出了。这对老吕是一大震撼，怎么一下子故人云散尽，皆非“中国人”了！
1988年老吕写了他的杜甫研究力作《杜甫与六朝诗人》。今天读来，这本书的“篇眼”不在谢灵运、不在鲍照、不在齐梁诗人，而在庾信之于杜甫。对前三者，老吕下的是纯粹文学本行的手段，好比文字功夫、声律技巧之类，但对庾信，老吕则是倾注了涵括历史巨变、家国天下、文明意识等要素的深刻感情认同。对老吕而言，杜甫与庾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关系”，而是两者之间共同承担了一个主题：“是对不幸的历史时代的整体性回顾，是对这种时代里个人生命的落空的深切哀愁。”老吕唯恐读者不察，还特地在这句话下头加着重号强调。论庾信这一章，老吕用情至深，反复致意于人生在历史巨变下政治秩序解体，个人生命陡然失去指向，从而失落了生命意义与精神故乡，成为飘萍转蓬的哀伤。
如果侯景之于庾信，犹如安禄山之于杜甫，那么用情至深于庾、杜的老吕，不也有他自己的当代侯景与安禄山吗？和庾、杜萧条异代，老吕的情境可能更狼狈，因为他是在他自己的故乡失去故乡。老吕曾说，那时在他所“熟悉的知识圈”里，“我成为唯一的中国人”。这对于刻苦力学，摆脱了“次等（或七等）青年”，希望学以致用，且图大展青云之志的老吕，可谓非常痛苦、非常苦闷。简直就是应了陶渊明《拟古九首》里的：“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从老吕1987年陡遭“山河改”这一视角，我们才能读懂他1989年的一篇光是题目就郁结之气逼人的《“内敛”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生命境界——从古典诗词看传统文士的内心世界》的文章。此文其实正是夫子自道，借姜夔、王维、陈子昂、陶潜、屈原、李商隐、阮籍、辛弃疾，当然以及杜甫的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老吕怜杜甫之怜昭君，是在于三者古今同恨：“未尽之才”将绝响于空谷。甚至在三十年后的一次大陆旅游闲聊中谈到《史记》，老吕说他用情最深的也还是伯夷、项王、魏其与李广这几篇。正是在他当时的这个痛点上，老吕重审儒道传统，而结论则是——无论是儒家的“藏身”或是道家的“无为”，都无法现实地解决他的问题。于是老吕忽然像是对自己说话一样地说：
你可以闭目不看外在世界，因而没有看到客观限制，因而保留了“内心最大的自由”；但是你无法压抑内心蠢蠢欲动的欲望，无法否认自己的“生命力”有寻求表现的冲动。当你一辈子在“无为”与“藏身”之中躲开了历史的困境时，你会听到你的“生命”在内心深深的叹息，你无法否认这一切，你会感到生命的荒芜与落空。
当儒道无法解决生命危机时，根据老吕，“传统文人”“发泄生命”的方式有：纵酒、挥毫、吟诗填词、移情山水或借古董字画玩物以丧志。这五种方式，其实可视为面对“生命形态的悲剧本质”时的各种“醇酒妇人”。鲁迅不就视他的会馆时期的古籍与钞碑不过是另类醇酒妇人吗？而我们的老吕的选择则是纵酒——老吕的悲情嗜酒大约始于此时，以及海量购书买CD这类“今玩”——老吕曾说他对物的搜罗热情远胜于听。老吕从黑胶唱片改听CD也是始于此一精神危机时刻，而前几年正当他意气风发时，连古典音乐也是乏他问津的：“四百张原版唱片已经埋封在柜子好几年，而唱盘也早已坏了”。是他生命中的黑暗时刻的来临，才让他再度抓住古典音乐的稻草，是后者“把我从深渊中抢救出来，让我重新面对艰难的人世”。准此，《CD流浪记》其实是一本孤独者自舔其伤的哀书。对此，老吕毫不避讳，他的北大版《CD流浪记》的副标就是“从大酒徒到老顽童”。2016年顷，诚实的老吕也诚实地说“现在不听了”。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也许是老吕一生中最低谷的十年，他成为一个一天两包的“大烟枪”也是始于1988年。老吕渐渐把杜甫（当然也包括屈原、陶潜、阮籍、辛弃疾……）给疏远了，因为他们都抒了他们自己的情，却只留下苦味给我们老吕，而杜甫简直就是“病灶”。于是老吕就只有依赖烟酒与CD来自我安慰了。然而今日回看当年，老吕的孤独又何尝孤单呢？这十年其实对任何一个以中国为祖国、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以中国革命为历史归趋的思考者来说，都是慢性苦闷时期。陈映真在1988年写完那谴责遗忘历史与身份的《赵南栋》之后，就有长达十二年的时间不再写小说，直到1999年；与老吕几乎是同一频率。
然而，老吕所疏远的毕竟只是那个逐渐老去、出处两失、返乡无望、河清未极、写《登高》《秋兴》《咏怀古迹》的杜甫，却从未真正离异于那个“忠爱出于天性”——爱国且“哀民生之多艰”的杜甫。或许是他内在所激荡的孤独愤懑与忠爱之性，让老吕于1991年，在彻底断绝致用之念后，一把火主动烧了草料场，成为一个“公开的统派”，并于翌年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对“出柜”加入“统联”这件事，老吕的回忆非常真实。他说，在学院“台独”的滔滔绿氛下，他感觉他这个唯一的中国人处处被鸡虫们白眼，于是，
我真是愤懑极了。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加入陈映真所领导的中国统一联盟。这一下不得了，很多人在路上或研讨会中，装作没看到我，唯恐我牵连到他们，让我强烈地领受到人情的冷暖，他们真是势利眼啊。我瞧不起他们，再也不想跟他们往来，我变得极为孤独……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乡下人，以为每个人都很善良，现在我才认识到人性的黑暗面，我对人几乎丧失了信心。
老吕是长兄，家有老小，当不了鲁迅的魏连殳，也当不了陈映真《故乡》里的“大哥”，于是只能“醇酒CD”。但老吕在“索性”加入统派后，得到了拉拔之力，得以在缓沉之际时而缓升。最终，缓升的力量克服了缓沉，于是我们看到老吕从苦闷神伤的“大酒徒”蜕变为充实而有光辉的“老顽童”。通过大量阅读努力认识新中国，成为坚定的“统左派”，并于1995年当选为统联主席，让老吕一步步将他精神的、学习的世界落实在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想去“追踪”的祖国大陆这样一个“很奇特的‘无限’”。于是，在“解严”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老吕便踏上了自幼萦怀的祖国大陆。之前，他多少是一个陈映真《乡村的教师》笔下的主人公，对祖国的热爱其实更多是透过阅读与遐想——老吕自云加入“统联”时的他“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信徒”，而且对中国的认同主要来自“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加入“统左派”后，老吕亲炙了他从小在史地课本中所熟知其名的祖国山川大地人民与各个民族，也让老吕亲身认识了台湾的地下党人，了解了中国革命何以必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2000年后，老吕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大陆优秀学者与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不是后来所谓的“公知”。山河行走，直面历史，思想的交流、友情的滋润，以及一向以来对国家、对生民的忠爱，让老吕在新世纪成为与陈映真并肩战斗“台独”文论的一个战士。
2006年陈映真赴大陆养病，人间出版社的重任由老吕担起。这个重责大任，以及约略同时大陆的强势崛起，让老吕真正迎接来了生命中最充实满足的高光时刻。能出他欣赏认可的书，并为每本书写序，是老吕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最快乐的事业。2016年，接着陈光兴开的头，老吕全心全意投入23卷《陈映真全集》的出版。我认为，这是老吕的最大事功。
面对盛世中国，老吕笑逐颜开，好多次跟我说他非常快乐，找到了一种饱满的人生意义感，并叫我不要还老是愁眉苦脸。他喝酒也不再苦大仇深了，也不再（或骤减了）酒后骂人“王八蛋”了。经常，他的状态是舒展的、欢愉的，几乎可说是“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日常低配版。于是，很自然，他不听CD了。与此同时，他再度书写杜甫与那曾让他苦味沉吟的古典了。于是我们看到他写杜甫、写韩愈、写苏东坡……畅论所谓“第二个经典时代”。为了他心目中的思想崛起战略，老吕更是进入了世界史战场，企图从对日本右翼学者的东亚史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文明尤其是其根底的希腊文明的审视，论证“西方不亮东方亮”。
让老吕摆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苦闷，站在一种全新高度上，以一种昂然的姿态看中国及其未来的一个隐秘征候的，是他重新面对鲁迅。老吕在2009年写了一篇《陈映真与鲁迅》，在2010~2011年又集结大陆的鲁迅研究大家王得后、钱理群与王富仁三位老师，为人间出版社编选了《鲁迅精要读本》（2010）与《鲁迅创作精选》（2011），并于2011年写了一篇我认为很精彩的文章《鲁迅的成就》。老吕交代过他的鲁迅阅读其实很早，早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戒严”时期就偷偷摸摸地读了；他对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其实是熟悉的。但老吕此前长期以来，对鲁迅其实又可说是“敬而远之”的。为什么有2010年左右的变化？我估计是因为他对中国有了信心了，反而能够重读鲁迅了。
我们都知道鲁迅之于陈映真的意义重大。陈映真最常提起的鲁迅是《呐喊》的鲁迅，尤其是写作《阿Q正传》的鲁迅，因为他从那儿看到了鲁迅在“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是《呐喊》这本“破旧的小说集”成为青年陈映真“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使他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对陈映真而言，鲁迅就是中国与中国人的脊梁，凭借着鲁迅，他站立而为中国人，爱国、爱民。而这与杜甫之于老吕，其实并无二致。两人都从文学找到了爱国爱民的路径，并服膺平生；文学是他们成为优异的“统左派”的共同基础。作为广义的“殖民地孩子”，他们对鲁迅的阅读都心肠柔软地避开，或远远地看着，鲁迅的“反传统”一面。陈映真几乎从不曾提及鲁迅的杂文，而老吕则只有在2000年后对中国的前途信心愈见饱满时，才愿意或敢于重新面对这一令他“敬而远之”的对象。老吕重新接近鲁迅，所看到的鲁迅正是民族脊梁的鲁迅。他说：“鲁迅表面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其实正是对西方文明最坚强的抵抗，他的拿来主义最终证明，中国可以找到一条特异的自救之道”；“中国终于重新站立于世界之中，他有一份不容抹煞的贡献，这就是他的伟大成就之一”。老吕热爱老杜的理由之一是杜甫有沛然的主体意识且兼容并蓄；他似乎也是以这个理由再次接近鲁迅。
凡此，老吕皆可与陈映真同意。然而，小小的差异或许也在这儿出现。鲁迅之于陈映真，或陈映真所理解的鲁迅，在“中国”之上，还有暧暧明灭的某种更高之物，一种应属于将来的天下人的精神质量与社会面貌——或许即是鲁迅所谓的“诚与爱”，或陈映真所谓的“真理与爱”。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暧暧之光作为自我批评以及社会文化批判的“鞭子与提灯”，用以无情自剖，用以检视包括着自我在内的国家与人民的深层状态，而那可能常亦不免暗黑。因此，在鲁迅与陈映真那儿，总是有一抹与光明相伴的黑暗意识，肯定精神总是与否定精神纠缠着。相较于陈映真，21世纪初下半以后的老吕简直是太快乐了。老吕从没有陈映真灵魂深处的一种或可名为“同情魔鬼”的颓废。老吕如果有不惬于陈映真文学与思想之所在，那或许就是陈映真的“上帝”与“魔鬼”吧。
老吕的悲喜毋宁更是纯粹地随着他所热爱的祖国，而起，而落的。就此而言，老吕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他的脊梁，最终还是杜甫式的。杜甫是一个代词，代表了中国文学传统里由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陶渊明、辛弃疾……构成的一个有血性的、爱国爱民的、勇于文明承担、不忘初心、行己有耻的传统，此间既有老杜风骨，也有魏晋风骨，也有史迁风骨。这或许就是老吕说“中国文化是他的精神家园”时的意思所在。文学的老吕的这个以杜甫等人的“集部”为核心象征的“精神家园”的具体风貌若何，此处不必细论，我们只要知道那些镇日扯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反现代中国、反当代中国的大旗的人们（无论是公知、汉学家或是学术买办），是绝对不可能热诚怀抱，甚至骨子里会轻蔑敌视老吕的这个精神家园，就够了。
如果说，老吕的中国文化精神家园既不是那个东方主义下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鲁迅所谓的“伶俐人”拿来闭目舒心做空头文章的“中国文化”，那么，老杜与鲁迅都可以是老吕这位爱国者的脊梁构成。老吕半生事业，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写作与实践，所呐喊的不都是这一问句吗：“中国人，你失掉自信力了吗？”如此倾听老吕，那么老吕也就不是那么“快乐”了，而是乐中有忧。
无论是陈映真的“忧”，或是老吕的“乐”，归根究底，其实是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生命禀赋、时代背景与个人努力，进入现当代中国的一种主体状态的品格风貌。论世亦当知人，要深入认识“我们的时代”，或许也应善体他们何以忧，何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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