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接到救助电话，个媒我们都感到很焦虑，体人是无道难报道还是不报道，需要作出艰难的奈救抉择，这种抉择不但让我们身感困惑，助报而且让心伤痛。救助
　　
　　自从报社成立民生部公布报料电话以来，个媒每个月都会接到不少救助电话，体人救助就是无道难希望媒体呼吁后，有更多的奈救热心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获得更多的助报捐款。刚开始，救助我们对这种求助是个媒都进行了采访报道，热心读者纷纷捐款，体人但随着报道的无道难增多，热心人不再那么热心，而是渐渐变冷，我们报道后，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需要救助者没有获得急需要的捐款，有的只收到几百元钱，这对于病重在医院急需要救助的人说，就是杯水车薪，以至希望变成失望。不知是不是读者看这样的报道多了，而审“助”疲劳了。
　　
　　更困惑的是，我们帮了人却被人骂。那是一个上午，女同事一边接电话，一边流着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上个星期写了一篇救助报道，这位躺在病房里的阿姨急着要钱交医药费，说没有钱医院就要停药。她以为报道了，立即就有人捐款，没想到等一个星期，也才收到二千元，不够支付三天的医疗费。她很失望，于是大骂记者没水平，骂我们媒体有个屁用。无论同事怎么解释，她就是一个劲地骂。
　　
　　于是，我们就救助性报道专门开会商讨，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发觉学子需要救助的效果都好，几乎都获得资助，大多人愿意一直资助到学子大学毕业，成绩好的学子往往几人争着要资助。但对于生重病求助的，就没有这么热，有的是冷得让人心寒。我们知道，学子求助是季节性的，每年都在暑假期间，且大多是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而病重者求助却是没有季节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有求助的人。还有读者捐款也是有选择性的，这能理解，就如我自己，开始也是几百、几百元地捐，可如果我对每个求助者都捐款，就可能连吃饭都成问题。
　　
　　本来做救助新闻就是行善，我们是乐意做的。可没办法，你要是找不到好的报道方法，能打动读者的心，即使报道了，也没人伸出援助之手，就还不如不报道。于是我们被迫选择性报道，每当接到求助电话，就会细致地了解救助者的情况，分析判断报道后，有没有效果。我们总是想办法尽量报道，可当我们写不出打动读者的东西来，往往不得不放弃，放弃是痛苦的。因为有一种负罪感，难以面对那种渴望的眼睛。这是一种无奈，如果我们对每个求助者都进行报道，或许那些通过报道能得到救助的人就可能得不到救助，这才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那是一年多前，一位女人得了癌症，她的丈夫和女儿都离她而去，躺在病房的她感到了孤独和绝望。住院治疗要钱，可她没有钱，她打电话向我们求助。我们报道了，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她每天打电话来，说要继续呼吁，同事说已经报道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对她很同情，却无能为力，新闻也要讲究新闻规律，刊登求助的多了，效果不好，反遭读者质疑：你们怎么老是刊登这样的新闻，是不是没有新闻写，还是不会写新闻？她的主治医生告诉记者，她到了癌症晚期，再多的钱也只是多延续几天生命。我们再次感到了困惑，不知如何去面对。
　　
　　毕竟，这种救助对生命还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当生命危在旦夕，需要及时抢救，没有钱医院会及时抢救吗？有的重病是不能拖的，等到我们报道了，热心人捐款，等到治病的钱有了，病人由于错过了最佳医疗期，仍然无法医治，结果钱花了，人却走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事。
　　
　　我们需要做这方面的报道，但我们更应该呼吁体制性保障，那就是老百姓看得起病，老百姓生了大病，政府应承担，承担不了全部医疗费，至少是大头。不至于一人生病，全家受穷；甚至生了重病只有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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