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翻译家施小炜：芥川龙之介为了解鲜活真实的翻译中国而访中

2020年上海书展中，翻译了村上春树《1Q84》第一、家施芥川介为解鲜二、小炜三部的中国中著名翻译家、教授施小炜在线上主持了题为“日本文学三家谈”的而访云讲座，该讲座由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翻译上海翻译家协会联合举办。家施芥川介为解鲜讲座中，小炜他深度解析了夏目漱石、中国中芥川龙之介、而访村上春树这三位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翻译作家的文学作品和为人。而在前不久刚闭幕的家施芥川介为解鲜上海电影节上，日本NHK电视台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炜《上海游记》改编拍摄的两集总时长70分钟的《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受到关注，东方网记者就芥川龙之介与上海的中国中渊源专访了施小炜教授。

为了解鲜活真实的而访中国而访中

芥川龙之介，中国读者对他最为熟悉的，大概是充满了妖气、狂气的《罗生门》与《地狱变》。而他最感兴趣的，则是中国的唐传奇和清志怪小说。在他创作的140多篇作品里，有12篇都改自中国的怪谈，很擅长中为和用，旧说新写。

芥川一家钟爱文学与戏剧，充满浓厚的江户文人气息，芥川龙之介受此熏陶，故有深厚的文艺底蕴。之后，他甚至写了一篇名为《来自喜爱文学的家庭》的文章。他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爱读书。《龙之介全集》（第六卷）中记载，芥川小时候一开始最爱读《西游记》，后来爱上了《水浒传》。曾有一段时间，他背下了全部一百单八将的名字。他还说，比起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西游记》和《水浒传》要远远有趣得多。这是他为什么会前往中国的理由。

在问到芥川龙之介当时大概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前往中国时，施小炜是这样解读的：“游历中国可以说是芥川龙之介的夙愿，早在一高（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略称‘一高’，现在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一部分，也是最早设立的公立旧制高中，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升学率为全国第一。设有东大预科两年）读书时，他就在致友人书翰中表露过这种愿望，1912年，芥川20岁，作为报社特派员来华，报社自然对他寄以厚望，希望借助他的如椽巨笔，将一个鲜活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日本读者，对此，芥川应当心知肚明。在欢送他访华的壮行会上，老友、一高东大的老同学久米正雄（1891-1952）激励他道：‘中国从前是伟大的，势必当下也有伟大之处。你去了之后，要把当下的伟大之处找出来。’（大意）大概可以说，芥川是怀着确认日本文化之源、同时验证现实中国的意向，前来中国的。”

中国之旅中穿着中国服装的芥川龙之介（左）

在愉快与不愉快之间游走

芥川龙之介在准备前往中国之前，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资料。在《中国游记》中，他还列出了《品花宝鉴》、《西厢记》、《水浒传》等名著。在他1912年寄给他高中时期亲友、后成为日本法学界公认为日本法哲学“巨星”、“鼻祖”的恒藤恭的信中，他就用英文表达了自己对于唐代张鷟所著《游仙窟》中描写的江南的向往。

但来到上海之后，却只有出乎意外的“失望”。《上海游记》中对上海的描写充斥着不满和不愉快。当时，他坐船到达上海之时，遇到海上的颠簸，舟车劳顿。上了岸，碰到了黄包车夫的纠缠，第一印象也许就低于预期，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满。对此，施小炜认为：“（原著的描写）比较客观吧。尽管有些情绪化，但似乎并无夸大其词之处。今天的中国读者可能会不喜欢他的揭短，不喜欢他坏处说的多，好处说的少，可能会觉得很没面子。不过，客观地想一想：对于当时的中国劳苦大众来说，上海的繁华（也就是好处吧）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可能是这繁华的建设者，却很难说从这繁华中得到了多大的好处。”

然而，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描述与李汉俊对话时，十分罕见地使用了“愉快”一词。这一类词在整部游记中出现频率十分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见芥川龙之介对于李汉俊印象十分的好。众所周知，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芥川龙之介拜访几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二人交谈的这个房间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游记》中第十八章“李人傑氏”中记载了他们的对话。交谈中，李汉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势，宣传革命主张：“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同时，李汉俊也充分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李氏又云，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堪此劳任否。言毕蹙眉。”听到这里，芥川再次表现出了整部游记中罕见的温柔：“予同情之。”（施小炜译）

施小炜说：“共产党人、革命家们眼中的上海，很可能与芥川眼中的上海不谋而合吧。这也许就是所谓‘有目共睹’，只消是具眼之士，不闻其国籍如何。”

上海之旅改变了龙之介的写作风格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生涯虽然短暂，却分为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初期的小说以历史小说为主，比如《罗生门》、《偷盗》、《戏作三昧》等。1917年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比如《秋》、《橘子》、《一块地》、《地狱变》等。

施小炜表示，芥川龙之介的上海之旅，在其文学创作上产生了具体的影响。《上海游记》中记载了他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见面时的场景，并且对章太炎对于桃太郎的批判产生了共鸣。“章太炎将桃太郎看作一个残暴的侵略者，象征着嗜血好杀的军国主义。章太炎的一番话深深地改变了芥川龙之介的“桃太郎观”，他之后还在《僻见》中详述了章氏桃太郎论的具体内容∶“我最为厌恶的日本人是征伐鬼岛的桃太郎。同时对热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不得不多少抱有反感。”章太炎的‘桃太郎论’直接激发了芥川的短篇童话《桃太郎》（1924）的创作，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抨击资本主义制度。

此时，芥川作品主题比较沉重，代表作有《河童》、《某傻子的一生》等，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在后期反战作品《将军》等中，他深受访华过程中所耳闻目睹的中日关系的现实刺激的影响，将反思带到作品中去了”。

注：《桃太郎》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它形成于室町（1392~1573）时代：从前有一对老夫妻偶然从水里捡到一个大桃子，里面蹦出来个男婴，便带回家抚养，起名就叫桃太郎。桃太郎长大后率领狗、猿猴和野鸡血洗鬼岛，征服群鬼，成了为民除害的大英雄。（范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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