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危如累卵时，何事最大？
如果你问蝼蚁般的草民，那当然活下去最重要。书院但如果问的题跋是地方官或当朝执政者，这可是碑帖放诸四海而皆难的大问题。什么才是乱世最优先项？救亡还是“保种”？是加强集权、强军固边，文运还是何绍罕见还原力保经济、稳定民生，基书襟江记及抑或兴文教、书院造人才？古今中外，题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标准答案，碑帖毕竟，乱世试错风险实在太大。文运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何绍罕见还原甲辰龙年，这一年的科举会试，以慈禧七十寿辰之名，称“甲辰恩科”，也是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大考。其中“时务策”的第一个试题，亦如本文开篇之问：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120年后重读此题，依然会有惊心动魄之感，并夹杂些许庆幸。惊心是因为这场考试后仅仅七年，清廷便垮台了。庆幸的是，清王朝虽然无可救药垮了台，但其暮年在文教上的改弦更张，却为新生民国的重建预备了大批种子人才。
同样惊心动魄而又值得庆幸的抉择，还可从抗战时期华北、华东诸多名校西迁或南迁中去体会。千疮百孔的废墟上，总要重生希望。而这希望，必然来自于人——不是指某个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一群群、一代代有建设力的人。那么，何以相信能有这样的群体出现呢？当然要靠文教。只要文脉不断，文化便存有一线生机。只要文运得以复苏，国运焉能不兴？
图注：《何绍基书襟江书院记》，刘汉辉策划，松雅书院2023出品。
这样的历史，如果与中国传世书法“合璧”来讲，则会给人以更震撼的冲击。以下这套珍贵的碑帖——《泰兴县襟江书院记》，记录着160年前长江下游一个小县里的故事。碑文由“清代书法第一人”何绍基书写，碑文作者是该书院的发起人、时任江苏候补道、镇江府知府金以诚。原碑与襟江书院，至今依然保存于江苏省泰兴中学老校区内。当这套碑帖惊艳面世时，人们自然着迷于其书法本身，却往往忽略碑文里那段惊心动魄的书院史。甚至，我们可将其目之为一段典型性的中国文脉命运史。
资深书法收藏家刘汉辉，多年致力于中国书法名家的遗墨搜集与策划出版事业。一次偶然机会觅得此碑拓后，他便筹划以何绍基逝世150周年为契机，刊刻碑帖，以俟书法同道及历史文化爱好者共赏。跋文由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龚鹏程先生撰写并手书，序文则系凤凰网国学频道创始主编、政邦智库副理事长柳理所撰。碑文所隐藏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及当代意义，至此可谓彰然显然矣，而一百多年前金以诚、何绍基等贤达为赓续文脉所费之苦心，也因此碑帖之流传而终于昭昭共鉴矣。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
图注：何绍基书《泰兴县襟江书院记》篆额。
图注：何绍基书《泰兴县襟江书院记》落款。
《泰兴县襟江书院记》（全文）
泰兴县廨南旧有延令书院，规制颇隘，岁久渐圯。咸丰八年冬，余宰是邑，明年己未，谋别建书院于学宫之左。捐廉为倡，邑人踊跃趋事，鸠工庀材，克日兴作。缭以垣墉，髙其栋宇，有堂有楼，斋舍庖湢咸具，堂东西翼以两庑为诸生角萟之所。经始于十年春三月，至十一年六月落成，凡费钱一万余缗。题曰襟江书院，纪形胜也。先是，童生岁科考，就县署扃试，几案则假诸民间。书院既成，遂移县试于此，邑人便之。然是时粤寇据金陵，扰皖浙，其后苏常继陷，泰兴与常州隔江烽燧相望，颇有訾余为此不急之务者。应之曰：使建书院而忘御侮，不可也。苟不相妨，并营何害？且使士若民习闻圣贤经传之训，修其孝悌忠信、同仇敌忾之风，在是矣，何为不急乎？沈君芷亭、陈君建西实左右余不为浮言中辍。徐君仰斋始终其事，敬慎弗懈。今徐君陈君乐观厥成，而余以是年秋擢守镇江，未获与多士一堂赏析，朝夕切劘，以补政事之阙。沈君又不幸先卒，为可惜也。其明年，邑人寓书来请为之记，以不文辞，乃砻石相待。逾年，余滋愧矣。虽然，余岂能一日忘诸君子哉？兹邑僻在江表，士秀而悫，罕期远大。方今武功将定，文教修明，是邑幸获安全。多士不以余为无似，愿思鄙言，逊志时敏，务为有体有用之学，将出为名臣，处为纯儒，是邦家闾里之光，亦守土者之荣也。余宦辙靡常，或重经旧地，相与登楼啸咏，观江流之不息，喻进德之无疆，儒风愈茂，文运日新，余翘首而待之矣。
同治二年，岁在癸亥仲夏月，诰授中议大夫、盐运使、用江苏候补道、镇江府知府嘉善金以诚撰，诰授奉直大夫、钦加六品衔、前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道州何绍基书并篆额。
《何绍基书襟江书院记》序
柳理
同治二年（1863）癸亥，何绍基为泰兴县襟江书院题写碑记，时年六十有四。其文系江苏候补道、镇江府知府金以诚所撰，备述书院肇造之始末，寄寓之良苦。何公所题篆额，颤笔游走，杂以行草意气，拙如古藤盘结，倔如老树萌新。正文为楷书，结体稳中有险，走笔奇正交参，起收亦如篆额，出入四体之间而不拘一格，古貌苍莽，不失正大庄严。摩玩通篇，洵可谓书家之化境佳构。盖蝯叟暮年，融北碑南帖于一炉，不名一体，廓然大宗，誉称“晚清书法第一人”，今睹兹碑，信不虚也。
余初访蝯叟遗编，未获片语提及此事。考其年谱，癸亥前后无彼地之行记，或受托书丹，惜乎湮然未知。近得友人示《学海》月刊所载谭泽闿《蝯叟日记摘钞》，有“（四月）初四，香圃（金以诚）来取襟江书院记。因于昨夜酒后灯下写之，将七百字，楷书一笔到底”之语，盖可徵矣。
周览兹碑，不得不为补缀一二。何哉？依碑记所叙，咸丰八年（1858）冬，金以诚主政泰兴，其时“县廨南旧有延令书院，规制颇隘，岁久渐圯”，童生每岁赴试，辄以县衙为考场，桌椅亦借诸民间。文教不兴，于此可见一斑。然泰、常素为人文故郡，何至于此？
按金氏履新之冬，适三河之役，湘军精锐李续宾部遭太平军全歼，朝野震恐，军气一时寒彻，而江南兵燹益剧。及至咸丰十年襟江书院营造之际，“粤寇据金陵、扰皖浙，其后苏常继陷”。考诸舆图，长江自镇、常、江阴、南通至出海口，形似反曲，泰兴西枕江流，若处弓柄。其“与常州隔江烽燧相望”，安危系乎一缕，于势则“御侮”为急，建书院诚缓事耳，劫后徐徐谋之，固常理也。然金氏以“苟不相妨，并营何害”而卒成之，岂非天意耶？使狼烟过江，焉有完卵？是益知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泰兴既全，书院既成，则士民乃可“习闻圣贤经传之训，修其孝悌忠信、同仇敌忾之风”以为急，邑宰乃可修明文教而期多士“务为有体有用之学，将出为名臣，处为纯儒”也。
然以今窥古，金氏于战事方殷时逆水行舟，捐养廉银以倡建书院，视救人心世道为急务，诚儒者也，亦理想主义之侥幸者也。近人有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其意殆非发明，往圣先贤，据乱世而忘危辱，传薪继火以自任者，不可胜数。周道衰，则孔子述六经；秦火炽，则伏生匿书、鲁壁藏简。两宋书院盛兴，儒者更以传道为专务，横渠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洵可总之也。
观乎宋亡明覆之际，狼奔豕突，遍地枯骨，闾阎罕见人烟，书院毁圮无算，然每有遗民忘身而兴学，宿儒忍死以续灯，更或寄命腥膻之廷，讽敌酋以务教化。今人统计云，元清两代书院，其数远迈前朝，此亦一斑耳。八十年前，倭祸侵凌华夏，大小学校负箧南迁，为吾国艰难存一血脉，此亦足见薪火传承，古风常在。我辈观乎金氏之文，摹乎何氏之书，岂独明其董事之艰，运毫之特，惟此凛然大义，尤不可废也！
吾友新化刘君汉辉，钟于收藏，时以近世珍墨示余。偶得是碑全拓，谓当剞劂以传世。庚子初嘱予补叙数言，略作绍介。余性疏懒，固少作文，且非内行，不敢妄论书家，况于道州何公哉。汉辉期之于我，不啻托殷洪乔致书也，因再三婉谢，而终不得脱，竟成两年之文债。辛丑季秋，勉陈固陋，谨示不敢忘者，惟方家哂之。
图注：龚鹏程为《何绍基书襟江书院记》碑帖题跋（局部）。
《何绍基书襟江书院记》跋
龚鹏程
新化刘汉辉君欲景刊旧拓道州何绍基书金以诚香圃先生《襟江书院记》，以纪念道州先生逝世百五十周年。
夫何绍基学问淹贯，曾湘乡且许其书艺为必传。信哉！其书历劫不磨，迄今辄为人所宝爱。然而或钦其宝而莫名其器，不知其技进于道者何在。兹《襟江书院记》乃金香圃作，道州又胡为彼书碑篆额乎？
考近代湘人好称湘学，溯其源于王船山。其实非也。清代学风，肇自顾亭林，日知经史，熟悉天下郡国利病，故行己有耻，有体有用。当时桴鼓相应者为黄黎州，船山学则尚伏处未彰也。
道州少时往来林则徐、魏默深、龚定盦等，皆此类天下士。道光廿三年，道州且集同道十四人创建顾亭林祠，为之祭祀，益可证其学脉所自。即湘乡盖亦同此，其传檄天下，抗击粵匪，非此学之发扬乎？其与道州仕学合一，俱足以为典型。
故道州之父凌汉即尝主山东、浙江等地学政。道州亦屡主广东、福州、贵州、四川考官及学政等职，抡才施教，整顿试务，劳绩甚著。或则主讲济南泺源、长沙城南、浙江孝廉诸书院，竝主苏州、扬州书局，校勘《十三经注疏》。
凡此，皆可见其不仅学有本源，非只书法一艺之能，抑且辦学兴教，贡力实多。金香圃于湘军力绌之际，退而创辦襟江书院，植本还源，聚养心光，世俗或不知其故，所以吁请道州写刻书院记，以申同心而见微意焉。小小碑记，郑重如是，前贤仕学之道，足以励世劝俗，观之肃然矣。
庐陵龚鹏程谨笔于济南泺源书院。
(责任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