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彭水县一男子不愿见母亲忍受伤病痛苦，安乐死禁不住母亲再三请求，合法化的还将敌敌畏递给母亲助其“安乐死”。启动重庆市彭水县法院近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多远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3年。安乐死（11月17日新华网）

　　一方是合法化的还母亲无法忍受疼痛，请求自杀；一方是启动儿子出于无奈，在母亲身边放了一瓶“敌敌畏”。多远在法与情之间，安乐死该如何去平衡？其实，合法化的还这个案子早已不是启动孤例。此前，多远外界高度关注的安乐死“孝子杀母”案，广州市番禺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合法化的还缓刑四年。启动

　　人固有一死，“安乐死”何尝不是一种死法？社会普遍认为，“安乐死”至少有四大好处：有利于节约稀缺的医疗资源，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有利于减轻患者痛苦，有利于减轻患者家人经济负担。放眼世界，有的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化，比如荷兰、比利时。中国是否应该适时让“安乐死”合法化，确实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纵观各国“安乐死”的合法化之路，无不颠簸蹒跚。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但遭到教会强烈抵制，不了了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美国姑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其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用呼吸器，让其女儿安静地告别人间，遭到医生断然拒绝后，他们选择向法院讼诉，但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尽管如此，“安乐死”的合法化之路并未堵死，最早对“安乐死”实行除罪化处理的当属日本法院——1950年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提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紧急避险，不应受到司法追究；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审理儿子对瘫痪在床、痛苦不堪的父亲实施“安乐死”案件时，更是明确提出了“安乐死”正当化必须具备的要件。

　　“安乐死”的立法之路，中国至少进行过五次尝试：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英美的探索经历、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多次尝试、荷兰和比利时的合法化，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并结合国情，对“安乐死”做出一个比较科学和准确的判断。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有一首诗写得很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我国定义的“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为了“幸福”，为了“无痛苦”，提前结束本已垂危的生命、安乐地死去，有啥不可？

　　天大地大，生命最大。但在患者、家属和医生等几方面都认可“安乐死”的前提下，我国法律是否可以对实施“安乐死”的始作俑者不问罪、不处罚呢？确实是一个亟待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从实践操作来看，实施“安乐死”的始作俑者或被判3年徒刑，甚至被判缓刑，这与“故意杀人罪”的判决结果相去甚远，为啥不可以再进一步？中国到了启动“安乐死”合法化的时候了，当然要警惕有“心”人士滥用“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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