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小学毕业后，云南余人可能无法上中学，开远13岁的成黑杨天勇泪流不止。 (李发兴/图)

整个村子被外面的户村婚世界遗忘了。由于没有自来水系统，民没村民的法上法结生活用水都必须从城里购买拉回坡上，一桶1.5元。云南余人 (李发兴/图)

一纸户籍将云南开远的开远六千多人屏蔽于时代之外。他们没法去银行存钱，成黑没法旅行，户村婚没法考学、民没没法打工，法上法结甚至不能合法结婚。云南余人

当地政府已试图扶持这个被遗忘了的开远人群的贫困生活，但户籍，成黑仍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这个庞大人群，禁锢于云南西南的偏僻山坳里。

也许，62岁的侯志强还得再“死”一次，这样他的八儿子便可以以“孤儿”的身份、花费较低成本拥有一个身份证并顺利结婚。

侯志强居住在开远市往西不到十公里的西山一个叫马头坡的村子里。——事实上，并不存在马头坡这个村庄。即使在当地最新版本的行政地图，它也被标记为荒芜的山坡，虽然这里住着117户人家，597人。

1980年，当侯志强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开远城外西山上这块坡地时，这里还是飞鸟和走兽的领地，高大的树木和藤蔓植物遮天蔽日。他砍下竹木和藤条，割来田野里的茅草，搭建起勉强遮风挡雨的房屋，把家安在了这里。

之后的数十年里，坡上搬来了上百户人家，文山的、蒙自的，甚至还有贵州的人搬来。鸡犬之声相闻，村落渐渐有了规模，西山上茂密的树木消失了，成为房屋或者消失于炉灶。

“老家那边土冷，长不出庄稼，不得吃嘞。”侯志强的老家就在开远市旁边的屏边县，当时的饥饿对他来说刻骨铭心。堂屋里，儿孙们掰完玉米休息了，他会佝偻着把灰土中洒落的玉米籽，一粒粒抠出来，放进口袋。他对故土并没有依恋，印象也仅停留在“山高土浅石头多”上，广种薄收。

侯志强到现在仍然在自己反复摩挲过的泥土中劳作。牛车里，新收的玉米颗粒饱满，丰腴的黄色如同马土坡的泥土一样。时间和劳作正在侵蚀着他的呼吸，一阵剧烈的咳嗽后，他的灰土面色如同牛车上装着玉米的旧竹筐，让人察觉到他经受一生的雨水。

侯志强和村民们是到后来才知道，大家居住的马土坡属于云南省开远市灵泉办事处三台铺行政村管辖。但他并不是这里的村民，准确来说，他们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也不能算作人民”。

他们被称作“黑村黑户”。在开远这个人口30万左右的县级市，像侯志强这样的“黑人黑户”登记的就有1300余户，总数超过6500人。他们分布在开远市8个山区村委会，共74个居住点。马头坡在侯志强等数十户人家迁入后，算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居住点。

这些“黑人黑户”在正式的文件中被称作“自发移民”。开远市自发移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金学调查后发现，这一群体在遇到调查时“戒备心强，或者干脆躲起来”，真实人数估计超过1万人。

“我倒是没几年活头了，关键是孩子们活得没有盼头。”这些年，侯志强和村里的老人不再为找到一片可以吃饱饭的土地感到骄傲，相比于坡地上刀耕火种的劳作，为儿女身份问题的心焦，使得他们正迅速老去，而且他们所盼望的事情似乎毫无起色。没有户口，儿女们将无法考学、打工，也不能合法地结婚，即使男女组成家庭有了小孩，也只能是“黑二代”。

马头坡更像是一个孤岛，令侯志强的小儿子杨春华(侯志强随养父姓，儿子辈按风俗认祖归宗姓杨)常常感到孤独，周围村庄的年轻人去到广东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而他却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

流浪“佃农”

侯志强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交7公斤“公粮”的日子，“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

家里耕种着近50亩土地，再也没有饿肚子的恐惧。这是侯志强脸上总有笑容的原因。

1959年，侯志强的养父因生计投靠住在开远市石洞村的妹妹，当时只有10岁的他也跟随养父来到开远。不久后，全家就加入了石洞的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劳动，在食堂里吃饭。相比于之前生活过的屏边县来说，还是小孩子的他觉得开远好多了，“可以多吃一碗饭”。

歧视是在公社年尾分粮食的时候意识到的。侯志强发现自己只分得了“几捧玉米籽”，而跟他年纪相仿的当地社员却可以分得一蛇皮袋。他去找大队的干部才知道，当地青壮的男社员干一天活记“一个工”，而他由于是外来人员，只记“六分工”。

他想到这里毕竟不会太饿，就不再计较了。而且，大队里面有大会也会叫上他去参加，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接纳。结婚后，家里连续添了小孩，情况变得糟糕起来。1976年，侯志强一双儿女“抽筋”死了，因为营养不良的原因。

“三岁的儿子和三个月大的女儿，同一天死的。”说完老人顿了一下，喉骨陡然收紧，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久远的悲伤被记忆捕捉，突然爬上密布皱纹的嘴角。

1977年，开远等地开始清查人口，侯志强和不少自发移民被强令搬回屏边居住。他不想走，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茅草房扒开了。侯志强与9户人家结伴，背着大铁锅和碗筷回到了屏边，“那是全部的家当”。

在屏边住了三年，1980年实在生存不下的他又回到了开远。他说在路上吃野菜充饥，就是为了到开远。是年，他来到了马头坡，和陆续到来的人们在这山坡上生息。

当时，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已经“土地下户”了，侯志强这些新来者必须要租种当地农民的土地。“租一亩开始给户主30斤左右的玉米，后来就是给钱。”当时不少村民都自嘲是“交租子的佃户”，心里都忍不住地乐，他们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山，村民间常为争土地吵得不可开交。马土坡进入了一个最为有生气的时间。

“时代毕竟在变啊!”这是马头坡老人们最爱感叹的一句话，山下的城市出现了工厂，人们透过远行的人了解到“广东”是一个极为繁华、遍地金钱的地方。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原有的宁静平衡逐渐瓦解了。但马头坡人很快地发现，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去昆明想坐火车到外面，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作罢。

渐渐地，村民沮丧地发现他们住的村子也比邻近的地方“差远啦”，没有学校、没有公路、没有水窖、没有电、没有合作医疗、也没有种地的补贴，而周边的三台铺、德果、老邓耳、石岗等村庄都有了。惠农政策给这些有建制的村落带来了好处，诸多扶助还滋润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

甚至村民有了余钱也不能存到信用合作社。前几年，村里一户人家的茅草房失火，烧掉了十数年积攒的数千元钱，看着一切化为乌有，一家人只能坐在一起嚎啕大哭。

马头坡被遗忘了，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组织”。

在吃饱饭后，户口却扼住了马头坡村的咽喉。侯志强和其他父母们因为给子女“跑户口”，每年都要去好几趟户籍部门，但这么多年都是无功而返。他们不明白就是往电脑里“输一段号码”的事情，为什么就这么难?跑来跑去，这些老实的农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后来户籍警总是跟他们说“你们也没户口，子女办不了”。

岁数上去了，侯志强心里空落落的，越来越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的日子。在那之前，村里每个人都要上交7公斤的“公粮”，每户还必须缴纳4元钱的“优待抚恤费”以及10元左右的“教育附加费”。政府的工作人员会收起这些钱款，并登记每户的缴纳额度。在当时，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仅有数百元，缴纳这些费用并不轻松。

“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老汉的语气中有些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