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曦光

旧日同事在微信上发给我一篇写沈祖伦省长的记沈文章，我看了两遍，祖伦之勤政觉得写得挺好。老省前些日子，长事我在别处也看到过有关老省长的勉理文章。离开领导岗位已经多年的记沈老省长一时间成了“网红”，以这种新潮的祖伦之勤政方式，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老省视野中。这正应了那句玩笑话，长事这“落山红”真红。勉理我想试着从另一角度来说一说老省长，记沈不说几句，祖伦之勤政好像有些过不去似的老省。

我与老省长有缘，长事初识于1978年，勉理那时我在省委办公室工作，至今也快45年了。老省长退下来后，我们每年有聚会，近些年密度增加。每次相聚，他的语言依旧生动鲜活，思维依旧敏捷超前，时常能激发出思想火花，给人留下难忘印象。我回忆了一下与他交往的过程：

他任省农委负责人时，我任诸暨县委办公室主任。他常常下乡调查研究，喜欢到诸暨，会点名叫我参加他召开的座谈会，研讨农村改革、农村发展、农村致富等相关内容。

他成为省里主要领导后，仍然不改一贯作风，常常到下面调研。那时，我任台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参加过他召开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座谈会，他还指定我在全省股份制试点会议上代表台州作专题发言，并在会上充分肯定台州的做法。

我担任绍兴市委书记时，老省长亦时常到绍兴来调研，开专题座谈会。有时是周末，他会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在哪里等，要找哪些人，开个什么专题讨论会。有时他连秘书都不带，从杭州出发后才来电话，说要到某单位听听意见。这种事常有，我在绍兴工作期间便碰到过好多次。

我调到省里任省政府秘书长后，就在老省长身边工作，有了更多机会直接与他接触，尤其是了解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理论”的机会。他不时会来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让我提供一些情况，并听听我对工作的一些意见和建议。1992年，由我主持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他多次提出重要意见。这个文件的制定出台，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

20世纪90年代，我已经下海，老省长也退出了领导岗位。我们每年有聚会，会轻松自在地聊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

回顾往日的交往，我对老省长的印象，用简洁的语言表达：老省长是浙江市场经济的重要奠基人，他对浙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老省长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冲破重重阻力，率先垂范，体现了他开明、开放的思想。

老省长是浙江政风清明的垂范者和引领者。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会务实，不讲空话，精简会议文件，要求领导自己动手，不让秘书代劳，等等，这些在当时都传为美谈。

老省长是廉洁奉公的带头人。他吃在机关食堂，自己排队从不搞特殊；下去调研两菜一汤，自掏腰包；从不收礼，也没人敢给他送礼；按规定给他配置的东西，他一一推辞；不讲排场，出门轻车简从，不带新闻记者，有时连秘书都不带。

老省长在浙江工作多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我粗粗理出几方面内容：

县域经济理论。他最早提出发展县域经济。所谓县域经济，就是建设以县为中心的经济圈，大力发展县一级经济，重点培育强县。浙江也因此形成了后来区别于江苏强市经济的特色，一下子起来了一批经济强县，在全国崭露头角。

股份合作制理论。他极力主张在浙江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当温州、台州一带自发产生了不少股份合作公司、合伙人公司时，他给予极大的关注，鼓励与支持温州、台州的做法，并要求在全省其他合适搞的地方都搞起来。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浙江的股份合作经济方兴未艾。实践证明了这一做法符合省情，证明了他的眼光超前，证明了这一做法对浙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小商品、大市场”理论。他是浙江小商品市场的开拓者之一，每当一地有小商品市场冒头，他总会赶去调研。温州桥头的纽扣市场、台州路桥的废钢铁市场、绍兴的轻纺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湖州织里的童装市场等，都留下了他的脚印，留下了他的声音，留下了他的智慧。“小商品、大市场”促进了一方经济的大繁荣，一个个规模化的专业市场成了地方经济的特色和支柱。一棵幼苗，如果没有人精心呵护，没准就会被扼杀。如今几乎每个县（市）都有小商品市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后人不应忘记这位“掘井人”。如今，在互联网电商冲击下，义乌小商品市场实体店又遇到新问题。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仍需各级政府发扬老省长等老前辈解放思想、务实创新的精神，探索新的路子。

引领两轮乡镇企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推动发展乡镇企业，亲自带队考察江苏的乡镇企业，吸收借鉴苏南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认真总结浙江温州个体经济发展经验，探索出一条符合浙江省情的乡镇企业发展路子，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得浙江乡镇企业星罗棋布，形成“轻小集”“种养加”独特的发展模式，使浙江跃居为乡镇企业大省。后来，他又在总结温州、台州股份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全省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改制，大胆让办厂能人控股、持股，让企业骨干入股。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乡镇企业的活力，使浙江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建议豁免农业税。他是省级领导层面的“三农”专家，在领导发展浙江农业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并为许多省（市）借鉴，为中央领导同志所重视。他对农业、农村、农民有着特别的感情，总是希望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他多次向中央建议豁免农业税，认为当时豁免农业税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豁免农业税的意义在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2005年底，中央正式宣布2006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历史性的举措，标志着历朝历代延续的“皇粮国税”的结束，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力主政府项目招投标。他对政府项目实施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尤其是政府官员从中渔利、贪污受贿的恶劣行为极其愤慨，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会议提出建议提案，多次向中央写信建议出台政府项目招投标的相关规定，杜绝建设和采购过程中的腐败现象。那时的他早已退出领导岗位，却依然心系天下，出谋划策。他的执着，他的智慧，他的行动，终成正果。若干年后，中央相继出台了政府项目招投标的一系列文件。

我罗列的这些，只是他思想、业绩的一部分，不足以全面反映老省长的治事情怀。我曾经几次向他建议出一本书，给后人留点东西。可他每每都回答：“算了，不出了，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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