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会拥有兰波说的“那只手”——那种慢慢妥协于工作和某种职业的精神舒适感，要想在社会上谋生需要的欢退正是这种舒适感。但是汪天西班牙诗人 路易斯·塞尔努达，终其一生，素喜生活都像自己大学毕业时顿悟的欢退，始终没有拥有这样一只手。汪天 塞尔努达是素喜生活 20 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是欢退持续影响西班牙 20 世纪下半叶诗坛众将的“源头诗人”。

今天分享《路易斯·塞尔努达诗歌批评本》一书的汪天导言，汪天艾的素喜生活研究超越了“神话”式书写，而是欢退通过书信、日记等资料真实还原了塞尔努达的汪天心路历程和复杂的人生面向。我们将看到这样的素喜生活塞尔努达：他一生的创作，是欢退在现实与欲望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之间的摇摆往复，而诗人凭借对美、汪天真理与诗歌的不辍爱力，使心态摇摆最终定格在孤独的劳作之中，不再向作为普通人对舒适度的需求妥协。

对一个“神话”的还原（节选）

撰文：汪天艾

开始可以肯定也就是结束，因此

困难的是我们要怎样献身给生活

——西渡《残冬里的自画像》

1963 年冬，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彼时，无论是在西班牙诗坛、西语文学研究界还是更为广袤的诗歌场域里，塞尔努达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西语诗人之一的辐射力才刚刚开始显露 [1]。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塞尔努达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阅读和解读，有更多与他相关的回忆和记述浮出水面，人们对诗人的想象开始逐渐定型，一个以“性格孤僻”“难以相处”“遗世独立”等等作为关键词的个人“神话”随之被不断放大（诗人在世时这个“神话”其实已经开始流传）。不过，塞尔努达一生的创作，如他为诗全集所选的书名，是在现实与欲望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之间的摇摆往复，他的作品中所暗含的“怎样想”和“为什么这样想”恐怕也远比直接的定义来得复杂，仅仅依靠塞尔努达回忆录末尾那一句自我解嘲般的“性格即命运”做判词难免草率，他是否从一开始就如哈罗德·布鲁姆描述的那般“没有任何经世的宏愿” [2] 恐怕也值得更为审慎的考量。

如果说，如帕斯所言，塞尔努达的诗歌全集即他一生的故事 [3]，那么，这个故事绝非一个孤独的诗人及其所创造并留下的遗产这样简易。在进入本书的正文部分、细读他的诗歌作品之前，我希望首先结合书信、日记等资料梳理塞尔努达的心态演变，从而对他自建或旁人为他构建的个人“神话”进行还原，以求对他创作及人生中一些无常或矛盾的选择寻找解释，也为后文的细读做一个大背景式的铺垫。

下文的分析会试图规避以“后视”的立场简而化之地归纳总结，而是期望通过回到事件发生现场将他的思想和行为复杂化，而与此对应的，则是现代生活与二十世纪历史经验本身的复杂性。塞尔努达的个人“神话”并非始终定格在孤绝于世的单一维度之上，通过对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深挖，我们不难发现，塞尔努达的一生展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他笃信诗人的天职（及随之而来的“诅咒”），相信孤独对于实现这一天职的绝对必要性，却也曾在外界政治热潮的裹挟下“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用”，曾在外部的动荡与个人的离散当中难以摆脱作为普通人对归属感和陪伴的渴求。而当他最终选择停留在边缘，在不断的逃离中用诗歌定义人生，从而自我开解并抵御孤独，这样的句点也因为此前的波动和摇摆而显得更为立体。

路易斯·塞尔努达（1902—1963）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

* *

在文学史的划分中，塞尔努达属于“27 年一代”诗人群体，但是这一群体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那张合影里却并没有他的身影。1927 年 12 月，以加西亚·洛尔迦、豪尔赫·纪廉、赫拉尔多·迭戈等为代表的年轻诗人在塞维利亚举办了致敬贡戈拉的诗歌朗诵会，白银时代中青春洋溢又最具悲剧色彩的群体“27 年一代”由此作为一个群体亮相。然而，当同样是在此前几年出版了处女作的同代诗人来到自己的家乡举办留存史册的朗诵会时，塞尔努达却没有受到邀请，更无机会登台表演，只是混在普罗观众里看完了全场 [4]。

游离在边缘的被排斥感几乎是塞尔努达这一整年的缩影。4 月的时候，塞尔努达的处女作《空气的侧影》付梓，拿到样书时，他“彻夜未眠” [5]，书评界接踵而至的批评却给了他当头一击，成为始终未能愈合的伤口，一个余生都纠缠着他的鬼影。近三十年后，塞尔努达回忆道：“那时的我毫无经验，在塞维利亚孤立无援，周遭发生的一切令我困惑。（……）当我得知那几年里西班牙出版的所有其他小本诗集都或多或少被善意地接纳，人们对我的特殊态度就格外折磨，尤其是我已经隐约明白诗歌会是我存在于世最重要（即使不是唯一的）理由。”[6] 当《空气的侧影》被斥为“毫无新意”或“不过是对纪廉的模仿”时，年轻的诗人却并未对自己产生质疑，而是受到激发，对自己的诗歌之路产生了理念化的思考。在那年 8 月的三篇日记中，塞尔努达写道：

所有的作品一经写出，都意味着存在创造者和受众。既然受众尚不存在，就需要被发明出来。[7]

真正的诗歌不是非此即彼的。“此”和“彼”并非互相排斥的，要是真的存在“此”“彼”，都只是对真正的诗歌的渴望。[8]

永恒方能定义诗人。[9]

寥寥数行，却勾勒出了塞尔努达此后一以贯之的几点想法的雏形。其一，是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培养”属于他的读者，预料到自己将经历“缓慢受到重视的过程” [10]。其二，是他刚刚踏入诗歌大门即已展露出毫不狭隘的开放心态，对这门艺术的宽广及诗歌高于诗人的地位有了懵懂的认知。他在 1958 年的回忆录中依然秉承着同样的思想：“诗歌的神奇在于它所蕴藏的无尽可能，因此，哪怕是最伟大的诗人也只能向我们展现其中一种或几种可能，提供有限的视角，诗歌的视野却是广袤无边的。”[11] 其三，则是作为诗人对永恒的渴望。

在当时，这种对诗歌志业暗暗的执拗显然并不为人知，塞尔努达虽然处女作遭遇评论滑铁卢，心中忿忿，感觉到被文学界针对，却也并未耽溺于离群索居的感伤之中，而是在次年继承微薄遗产得以离家自立之后，随即动身前往当时西班牙的文学中心马德里，一边在书店打工，一边第一次真正置身于群体性的文学氛围当中。在二三十年代的马德里，除了“草场”咖啡馆等著名的文人聚谈地，大学生公寓及其他类似住所是是当时最集中的文学交流场所。

塞尔努达虽然没有住在洛尔迦、达利、布努埃尔等人聚集的大学生公寓，却也与他们往来甚频，在公寓的档案里，留存着多张拍摄于 1928 年的塞尔努达与其他诗人的合影。几年后塞尔努达住到了同代诗人阿尔托拉吉雷和孔查·门德斯夫妇家的楼上，阿尔托拉吉雷夫妇二人除了创作，还开设了一个拥家庭作坊式文学出版社，做邻居的几年里，塞尔努达也积极为夫妻二人编辑出版的《英雄》杂志供稿，此外，据吉尔—阿尔贝特回忆，还经常下楼来蹭饭吃 [12]。

左为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著名的西班牙画家，因为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达利，右为加西亚·洛尔迦（1898-1936），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除了阿尔托拉吉雷家，阿莱克桑德雷的公寓是塞尔努达最常去的聚谈地，那也是“27 年一代”诗人最常相聚的场所之一。多年后，当往事消散于硝烟，塞尔努达曾饱含内敛的深情多次回忆起那段日子：

文森特·阿莱克桑德雷家的书房和客厅是我们谈话的舞台，到场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位，还有我们带来介绍给大家的朋友来来往往。所有人都会立刻得到阿莱克桑德雷的欢迎，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彬彬有礼的人。

寒暄几句之后，阿莱克桑德雷会懂得走到一边，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给其他人自由的空间，他有时不说话，有时会参与到谈话中，但总是留心与气氛相合。很多时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都是带来乐音的那个人，有时候是他自己的歌声，有时候是钢琴声，我们就这样听着听着，度过一个又一个下午。

我们很少留意到面朝花园的窗口夜晚何时降临，总是比当季该日落的时候显得提早了一点。不过，剔透清细的钟声会响起来提醒时间。琴声人声骤停。每次告别于我都是一次撕扯，要从这样亲近的气氛走到外面截然不同的世界。所有那一切，人和事，数年之后都悲剧地消散不见了。[13]

我们 [14] 在马德里重逢，在阿莱克桑德雷家中。他和朋友一起来的。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年多的美国和古巴之行。（……）

他在钢琴前坐下。他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声线优美，但是，后来我听过很多歌唱家演唱他谱写的歌曲，却没有人能唱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投注其中的韵律、力量和粗野的悲伤。他平时并非帅气逼人，但是坐在钢琴前的他完全不同，脸庞散发着光彩，无需提高音量就能抛洒全部的激情，歌声与他娴熟演奏的琴声完美融合，诗句和旋律一同流淌。你只能爱上他或者离开他，绝没有模棱两可的选择。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每当他想吸引别人，想打动任何人，都会演奏一段钢琴，或者朗诵几行自己的诗。

那个下午我们听了多少首歌？我不知道。一首接着一首，精美或狂野，安达卢西亚的，卡斯蒂利亚的，加利西亚的。我完全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也想不起很快我就得继续面对无聊的人群和愚蠢的俗事。忽然古老的座钟在钢琴后面的小茶几上轻轻敲了几下。费德里科，那个总是喜欢重复自己独创的动作、说些自己发明的词语的费德里科，微微颔首，双手合十做祈祷状，礼成。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离开了。[15]

加西亚·洛尔迦（1898-1936），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1930 年底洛尔迦的戏剧《神奇的鞋匠婆》首演之时，塞尔努达已是受邀参加的马德里文学界众人当中的一员。他在给桑切斯·古埃斯塔的信中讲起那场首演，用“朋友们”来指称当天同去的人 [16]。同年赫拉尔多·迭戈编纂《西班牙诗歌选，1915 — 1931》时也邀塞尔努达选择新作收录其中，并请他写若干行标明自己诗学态度的话附前。要知道，《空气的侧影》出版后，在 1927 年和 1931 年间，塞尔努达先是发表了几首赌气而为的黄金世纪风格“旧体诗”，此后转向超现实主义，在杂志上偶有发表，但也再未出版新的诗集单行本。因此，从 1927 年 12 月的边缘地位到 1931 年成为“27 年一代”相对较为中心的成员之一，这与他从塞维利亚来到马德里、在公寓聚谈中获得的“在场感”不无关系，而塞尔努达也从这样志同道合的情谊当中体会到陪伴与力量。

这一时期，西班牙也正处于大动荡与大变革的交织当中，1931 年 4 月，人民投票要求共和制，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在 4月 14 日共和国成立当天，西班牙各地都举办了庆祝游行，公寓里的塞尔努达也走上了街头。据当时一同参与马德里庆祝游行的阿莱克桑德雷回忆 [17]：

路易斯·塞尔努达和我两个人一起被淹没在汹涌的人浪里，在街头下坡、上坡、下坡，走到某个人群散开的出口，或者某个集会现场，水流最终汇合的地方。某一刻，我们路过人群的浪潮从车行道涌向人行道的豁口，我问他：你觉得我们要现在从这个口子走出去吗？看起来可以走。——不——我听见他的回答。他笑着说不，点着头，几乎自然而然地张开了双臂。那一刻我觉得他仿佛一个游泳的人。不过转念一想，不，他更像是水。我觉得他很满足。微笑着，任凭自己被人群带走。

在左翼政权执政的第二共和国前半期，诗人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对集体感的诉求，不仅走向人群并在人群之中得到满足，也对某些他认为象征着精神解放和自由的政治主张表达出朴素的向往。他参与到第二共和国的重要教育项目“乡村教育使团”当中 [18]，加入流动美术馆团队，将一些世界名画的复制品送到偏远的乡村去展览，并为村民担任讲解员，同时还帮助一些乡村建设公共图书馆。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塞尔努达一共去过二十余个村庄进行文化和艺术普及工作 [19]。1933 年，塞尔努达在一篇发表于阿尔贝蒂主编的革命杂志《十月》的短文中写道：“必须终结、必须摧毁这个囚禁生活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灭绝了能量，也就灭绝了生活本身。为此我相信共产主义掀起的革命。生活将因此而获得拯救。”诗人或许并不了解（可能也不关心）共产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组织层面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他一心所想是终结现有的、压迫人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希望人能够在精神上不受任何法条规则的束缚，回到完全自然自由的状态。

到了右翼政权执政的第二共和国后半期，左右翼矛盾激化，冲突不断升级，塞尔努达展现出对投身战斗的左翼群体的同情，将这种战斗理解为对现实束缚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1934 年 10 月，西班牙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在内的多地爆发工人大罢工，其间不乏武力冲突和暴乱。这场被称为西班牙版“十月革命”的运动最终被迅速镇压，以失败告终。冲突中双方互相导致的大量流血事件标志着西班牙无论是政客还是民众都已彻底分化并激烈对立，内战已然难以避免。在此期间，身处马德里的塞尔努达在日记中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 [20]。10 月 5 日马德里交通大罢工开始第一天，日记的字里行间流露为群体而产生的担忧以及某种隐隐的期待：

大罢工。

今天早上我一大早出门去买报纸

没有地铁，没有电车，没有出租。

今天晚上也许会发生什么。

罢工，罢工。我很少像昨晚那样体会到群体性的担忧（preocupación colectiva）。我竟差一点为这种政府效力 [21]，太恶心，太羞耻了。

到了 10 月 7 日，更多新闻传来，塞尔努达的担忧随之加重：

革命。

不确定，缺少切实的消息。不高兴，一想到这场运动失败了就觉得很遗憾。在这以后，整个国家将被迫过上怎样的生活？

10 月 12 日，各地的抗争遭到镇压，宣告失败。塞尔努达写道：

这场“最终没能真的成为革命的”革命结束了。现在想讲故事的人可以随便讲了，都结束了。现在，把死去的人埋了，也没有什么证明有过死人，有多少死人，为什么死了。人们热切地去影院和剧院；想把咖啡馆挤得满满的；出租车和电车恢复寻常。过去的日子和现在的日子之间，区别只有那些无名的死人。也没人注意到我们当中缺少了他们。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心态也解释了塞尔努达在内战初年某些在他而言不免“反常”的行为。虽然此后他对这段经历几乎闭口不提，对内战、对西班牙的态度多有转变，但是作为后来的读者与研究者，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到事件发生的现场，来梳理诗人的思绪脉络。1936 年 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塞尔努达留在被佛朗哥军持续围城和轰炸的马德里，参与到马德里保卫战的电台广播宣传当中。《电波》杂志第 572 期将塞尔努达作为“本周人物”推出，刊登了他在工会电台的广播节目中朗诵诗歌的照片 [22]。到了 11 月底，他甚至报名成为志愿民兵，跟随阿尔卑斯山炮兵部队被派往瓜达拉马山脉参战，直到次年 1 月自行要求退伍。在前线发生的事情，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塞尔努达本人的任何记述。

西班牙内战期间被轰炸的格尔尼卡。

离开军队回到马德里后不久，塞尔努达搬至战时的共和国政府所在地瓦伦西亚，加入共和国政府的“官方杂志”《西班牙时刻》的编撰团队，与共事的诗人阿尔托拉吉雷、吉尔—阿尔贝特、画家拉蒙·加亚等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战斗情谊。在“27 年一代”经历生离死别、四散各处之时 [23]，《西班牙时刻》团队为塞尔努达提供了一种新的集体感。后来，塞尔努达在战争结束前先行开始了事先并不知情的流亡之后，他也继续挂念着《西班牙时刻》团队其他人的命运和处境。1939 年 4 月，他终于辗转得到曾经共事的各位的音信，激动地写道：“你的信让我太高兴了。我此前一点你们的消息都不知道，非常担心。看起来你们都得救了（除了可怜的菲）。”[24]

对于正在英伦迷雾中勉强度日的塞尔努达，“与世隔绝”的孤单简直能“把风车变成巨人” [25]，对内战后期留在西班牙及内战后流亡拉美的诸位旧友的关切是他在书信中反复涉及的话题，共同的命运更加深了诗人对与他人连结的渴望，以下仅摘取几例：

我和你分隔了这么久。多可怕的噩梦。我一直想起你们。偶然得知你们逃生到了巴黎。尽管我们有三年没见了，我们被共同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因为这是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经历过的。这两方的政治阵营现在都只让我觉得恐怖和恶心。对西班牙人我感受到最深刻的共情；他们本该值得更好的运气。[26]

你一定能想到，因为我的故土上一切的走向，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对西班牙那边的任何人的情况我都不知道，除了阿尔托拉吉雷夫妇，他们要去墨西哥了，他们承受了所有可能的苦难。

我就这么活着，没有愿望也没有希望。但凡我有钱，我就去巴黎几天，去知道我的朋友们都怎么样了；但也许最好的就是我现在在这里正在做的：像植物一样勉强活着。[27]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我的西班牙朋友都离开去古巴或者墨西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度重聚。[28]

当战火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此时的塞尔努达已经不再对政治变革抱有幻想，“二战”末期，谈及对未来的打算，塞尔努达在信中写道：

我也开始忘却西班牙了，尽管，等战争结束了，我当然希望离开英国。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正在逐渐变回一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搭配很好地定义了我现在的状态。我不认识几个西班牙人。对西班牙的政治新闻，我都带有一点必要的怀疑主义。我发现人最好是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因为，这样，那个国家的不公、错误、灾难都几乎伤害不到你。这总是有利的事，尤其是对于你我这样的人，文化是我们的第一生产资料，排在对政治思想的热情之前。[29]

风雨大作的外部环境之中，诗歌的庇护力如同灯塔屹立，发出亘古不变的光芒，陪伴着在大海上各自飘零的人。1944 年，塞尔努达去信给远在墨西哥的帕斯，说要寄给他一份新诗稿，是否有机会出版还在其次，“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在某个朋友那里存一份我的作品……要是它在威胁着我们生命的种种意外中遗失了，我就太难释怀了。”很快帕斯收到了《仿佛等待黎明的人》的原稿。四十多年后帕斯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难掩自己深受震动：在德军连月的轰炸之下，塞尔努达更担心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诗稿遭遇不测，在可怖的时刻，他选择了一位没见过几面的年轻墨西哥诗人看管自己的诗稿。[30]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墨西哥诗人、学者、评论家、小说家、翻译家、外交官，创作诗、随笔、小说、政论杂文、文学评论。

虽然在远离母语读者的环境里生活，随着流亡英国时期的诗集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出版，塞尔努达终于开始得到少量的、迟到的认可与反馈——“我大概每八到十个月会收到一封寄自美洲的信，某一本在那边出版的杂志延后寄到，提醒着我是（或者我认为我是）一位诗人，而且其他人也这样想” [31]。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拉丁美洲年轻诗人中的影响力 [32]：

我有一组新诗要发在《海岸》杂志上。帕斯写信给我说：“在您那一代诗人中，您是被读得最多、引用得最多、模仿得最多的。”他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本杂志上发表的一小篇文章里说到我的诗歌正在对美洲的年轻诗人产生影响。收到帕斯这封信后几天，我看见了阿根廷《国家报》文学副刊，在里面发现了两首诗，其表达正是沿袭了我的诗句的表达。作者我都不认识。我猜是年轻人。我如果真的有孩子，差不多也就是这些陌生的诗人朋友这么大，真是奇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的作品怎样一直以来都需要、将来也需要培养自己的读者，创造自己的读者，也许我的作品是一种超前的精神，直到现在才开始被他人感知到。

1947 年，《仿佛等待黎明的人》在阿根廷出版，塞尔努达自述慢慢从各处听说“这次我的诗受到和当年处女作在马德里出版时截然不同的评价”，困惑之余，他想“也许是时间终于开始做工”，不禁感叹“有意思的是，尽管此前我出版的诗集并未得到特别关注，它们也没有被遗忘，当人们提到西班牙诗歌时，我的名字还会经常出现。这是一种沉默的认可。”[33]

对想要获得读者、却从不讨好或是随波逐流的塞尔努达而言，他一天天愈加明晰地看到，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孤独和与世隔绝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需求。在四十年代给友人的书信中，塞尔努达多次谈及工作和孤独的必要：

直觉使然，我素来喜欢退隐的生活。我现在刻意想要为我的工作而活，我的工作需要怡人的与世隔绝，尽可能不要把我自己浪费在与人和外界事务的交往中。[34]

孤独着，工作着，总还是比自欺欺人和受苦，要更值当。

我很欣慰你在工作。画吧，画吧。这是唯一对我们有用的事情，为了试图表达我们对万事万物的观点。这样的尝试最后结果如何或者别人怎么评价我们的作品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能从事这项工作就足够了。[35]

就像格雷高里奥有时候会说的，“我们都在这里浪费时间”。如果仅仅是浪费时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原本可以用来工作和共同生活的最好的年月，就这样被白白挥霍过去了。确实，谁的生命没有被白白浪费呢？[36]

就这样，塞尔努达从在剑桥大学任教期间独善其身的绅士 [37] 进阶成在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工作时期恪守孤独的隐修士 [38]。面对现实（动荡、流亡、独裁下的西班牙、很难直接接触到读者）与欲望（被阅读、精神上的自由、被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塞尔努达最终选择的解法是相信或者说寄希望于诗歌能够令他永生、作品能比诗人活得更长久。

然而，当佛朗哥政权随着 1959 年新经济法案的颁布而显得更加牢不可摧，塞尔努达越来越担心像自己这样流亡在外的“异数”诗人会被彻底忽视或遗忘。与此同时，在西班牙诗坛，以诗歌作为反映社会现实与斗争诉求的风潮愈盛，卡斯特莱特主编的断代诗歌选集《西班牙诗歌二十年（1939-1959）》几乎将西班牙战后诗歌完全置于社会现实主义大旗之下，编者断然指出当代西班牙诗歌不再寻找抽象的纯粹诗歌王国或冥思领地，而是面对历史担起道德责任，为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提供平直简单的证言，与读者达成直接的交流。这本选集所反映出的西班牙诗坛和读者群对社会诗歌意义的巨大认同与接受震动了大洋彼岸一群特殊的西班牙人，这些因内战流亡的诗人此时对国内境况的接收、解读与评价方式都已发生变化，身体与心理上距离给予他们另一双眼睛去阅读诗歌、阅读战后的西班牙，使他们不再拘泥于民族主题与战斗语调，而是青睐更加私密、内化的诗歌。卡斯特莱特的选集有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他持不同诗学理念的诗人，塞尔努达就是其中的一位。

弗朗西斯科·佛郎哥（1892-1975），前西班牙考迪罗（事实上的摄政王和国家元首）、西班牙首相，长枪党领袖。

这样的境遇更加重了诗人的担心。这样的惴惴不安贯穿了塞尔努达的最后一本诗集《客迈拉的悲伤》。他在其中历数自己所笃信的价值体系，从多个侧面探讨艺术家与艺术品（音乐、绘画）、创造者与被创造物之间的关系 [39]，而且在材料选取和表达上脱去了此前几本诗集中冷静客观的外衣，而是直接采用极度个人化、亲密的语调，几乎可以视为对自我的加长版分析。尤其是全书的最后一首诗《致同胞》暴烈地直斥坊间流传的那些关于他的所谓“传说”，表达出自己最大的恐惧是报复性的沉默，是这些虚假的、被炮制出来的“传说”会在他死后流传下去，也就是说，害怕他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诗人的真实被彻底遗忘 [40]。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这样的阴云仍然挥之不去。在给研究自己的青年教师奥特罗寄去的最后一封信中，塞尔努达写道：

关于《奥克诺斯》的事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头顶，他们不让我看封面。我坐立不安，我不记得有过任何一本其他作品的出版这么让我不抱希望。

我想读诗，但是现在一点都读不了了。我曾经用来把事实和经验转变成诗意情绪的转化器已经失效了。我掉进了一种我再也受不了的生活里；一切都回到了过去这些年里所有的受骗和冒犯当中。也希望那些蠢人不要再继续谈论我的“苦涩”了。就这样吧。下封信见。[41]

1963 年 11 月 5 日清晨，塞尔努达突发心脏病去世。他没有来得及收到同一天奥特罗寄出的回信，在那封信的最后，奥特罗提到第二个周日他会在学校的开放日参与系里的圆桌会议，与资深教授一起对谈，讲一讲他所研究的塞尔努达的诗歌，“要是能让您看到一眼就好了。” [42]

* *

别德马指出塞尔努达不认同于（或者说不屈从于）“上帝死后”诗人即普通人——既是“上帝之子”（hijo de Dios）也是“邻人之子”（hijo de vecino）——的身份理解，而是将自己的存在与诗人作为神—人之间媒介的天职等同起来。在别德马看来这样的“不认同”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因为普通人的身份“始终跟在诗人身后，如影随行”。[43] 然而现代诗人何尝不是“必须在不断降低诗歌的敏感性的同时，具有更加成熟和健全的心智”才能“胜任一个现代人日理万机，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圣徒” [44]。通过前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塞尔努达并非从一开始就坚定于这样的选择，也并非从未受到所谓“凡俗”事务和困境的烦扰。他的生命历程恰恰呈现出许多现代诗人共有的轨迹：从小城流动到文学中心，成为以公寓为载体的、代际性文学群体的一员，与其他同时代诗人建立友情；曾经有过变革的冲动，曾经走上街头，后经历战乱、颠沛流亡，在外部动荡中调整着自己“小处敏感大处茫然” [45] 的内心。

这样的心态矛盾本身恰恰是丰富塞尔努达诗歌写作内涵的关键。早在 1935 年，塞尔努达就曾在《朗读前的絮语》一文中解释过自己的诗意直觉来自现实与欲望的尖锐冲突：

我的诗意直觉的觉醒来自对现实最锐利的感知，体验到周围世界的美与吸引力最深刻的回响。在我看来，诗歌问题的本质是由欲望与现实、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冲突与缠斗构建而成的，我们由此才能看见世界的完整图景，像费希特说的，埋藏在表象底部的关于世界的神圣想象。[46]

不过，塞尔努达的诗学发展并没有停留在 1935 年浸淫荷尔德林的新浪漫主义时期，而是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进行了有所批判的继承，后续的外部震荡、流亡历程使得他对现实与欲望之间不可调和的悲观视角不再仅仅出于浪漫主义式的想象，而是有了切实的来源。他在此后的人生中，不断体会到现代诗人不得不直面的残酷和焦虑。也就是说，在现实与欲望不可调和、长期共存的诗学理念基础之上，塞尔努达植根浪漫主义传统，同时又针对自己的浪漫主义立场发展出了一种批判意识 [47]，对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了客观化的处理 [48]。有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二元对立与自我批判最终使他跻身伟大诗人的行列。[49]

塞尔努达最终选择了让诗歌的意义超越生命的意义，他自嘲有“不好相处，很难与他人沟通”的“典型缺陷” [50]，寄希望于自己的作品的价值可以替他弥补因追求与世隔绝而对他人造成的冒犯：

我知道我不擅与人相处。也许我的作品可以补偿那些原本对我抱有善意却因为我不擅相处而感觉被冒犯的人。我的作品比我有价值。不如换一换，留下作品，离开我这个人，这会更划算。[51]

诗人塞尔努达

诗歌又某种程度上拯救了诗人的矛盾动荡，抵御了孤独所造成的不便与痛苦。凭借着对美、真理与诗歌的不辍爱力，塞尔努达的心态摇摆最终定格在孤独的劳作之中，不再向作为普通人对舒适度的需求妥协，这竟与他大学毕业伊始就有过的顿悟如出一辙：

我明白自己全身心投入的是一项不能为其他职业让步也无法共享的事业：诗歌。我很害怕兰波所说的“那只手”，那种慢慢妥协于工作和某种职业的精神舒适感，要想在社会上谋生需要的正是这种舒适感，而我不无恐惧地发现，自己永远不会拥有这样一只“手”。[52]

奥登曾在 1956 年的一次演讲末尾指出：“一个诗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应该知道什么。……诗人应该永远对偶然抱有一种秘密崇敬，因为他知道偶然命运的指引在诗歌创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同许多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塞尔努达的一生中经历过太多不可掌控和意想不到——二十余年未有归期的流亡开始于一个偶然 [53]，让教书成为一辈子糊口的职业是一场意外 [54]……而这其中，他自述最惊讶的却是近乎必然的——成为诗人及其所需的孤独：

在所有令我惊讶的事情中，最超乎想象的是，这么多年，尽管始终被孤立，尽管发表自己的作品实在不易，我居然一直依靠一个荒唐的信念坚持写作。诗歌和以诗人自居是我全部的力量，就算这个信念是错误的也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正是这个错误让我收获如此多的美妙的时刻。[55]

注释：

[1]曾与他共事的诗人吉尔—阿尔贝特在文章中遗憾地感叹过，当声名与认可终于即将追上他的步伐，塞尔努达却被自己的心脏辜负。参Juan Gil-Albert,“Encuentro con Luis Cernuda”, en Memorabiblia, Barcelona: Tusquets ediciones,1975, pp.186-194.

[2]Harold Bloom, “Cernuda” in Genius: A Mosaic of One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 New York: Warner Books,2002.

[3]帕斯写道：“对塞尔努达而言，诗歌的目的是认识他自己，但是他的诗歌也在以同样的强度尝试创造他自身的形象。《现实与欲望》不仅是一部诗歌传记，它是一个灵魂的故事，这个灵魂在认识自己的那一刻，变了形象。”（Octavio Paz, “La palabraedificante” en LuisCernuda. El escritor y la crítica. Madrid: Taurus Ediciones, 1977, pp.138-160.）

[4] James Valender,“Síntesis biográfica”, en Luis Cernuda 1902-1963, Madrid: Publicacionesde la 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 2002, p.22.

[5]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Madrid: Siruela, p.629.

[6]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pp.629-630.

[7]塞尔努达日记，1927年8月21日（LuisCernuda, Prosa II, Madrid: Siruela, p.752.）

[8]塞尔努达日记，1927 年 8 月 23 日（LuisCernuda, Prosa II, p.753.）

[9]塞尔努达日记，1927 年 8 月 24 日（LuisCernuda, Prosa II, p.753.）

[10]LuisCernuda, “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 I, p.642.

[11]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p.636.

[12]JuanGil-Albert, “Encuentrocon Luis Cernuda”, en Luis Cernuda. El escritor y la crítica,Madrid: Taurus Ediciones, 1977,p.20.

[13]Luis Cernuda,“Vicente Aleixandre”, en ProsaII, pp.203-204.

[14]指塞尔努达和洛尔迦

[15]LuisCernuda, “Federico García Lorca (Recuerdo)”, en Prosa II, pp.149-150.

[16]1930 年 12 月 29 日，塞尔努达给桑切斯·古埃斯塔的信（Luis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Madrid:Publicaciones de la 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 2003, p.142.）

[17]VicenteAleixandre, “Cernudaen la ciudad”, en La CañaGris-Homenaje a Luis Cernuda,pp.11-12.

[18]关于“乡村教育使团”的原委和塞尔努达在其中的经历，详见本书细读《守灯塔人的独白》的部分。

[19] James Valender,“Síntesis biográfica”, en Luis Cernuda 1902-1963, p.33.

[20]Luis Cernuda, Prosa II,pp.762-763.

[21]指的是他差一点成为这届政府的外交部门工作人员。

[22] James Valender,“Síntesis biográfica”, en Luis Cernuda 1902-1963, p.40.

[23]塞尔努达在发表于1937 年 2 月的《致敬》一文中写道：“那些人，我们曾经共同创造了一个时代，如今不得不各奔东西。”（Luis Cernuda, Prosa II, p.117.）

[24] 1939 年 4 月 7 日，塞尔努达给费尔南德斯-卡尼维的信。菲是拉蒙·加亚的妻子，在逃难路上遭遇被轰炸身亡。（Luis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275.）

[25] 1938 年 11 月 14 日，塞尔努达给拉斐尔·马丁内斯·纳达尔的信：“我想快点再去伦敦；我在这里太孤单了，这种与世隔绝会把风车变成巨人，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如果说这一直都是西班牙人的国民劣根性，算算现在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吧。”（Luis Cernuda.Epistolario 1924-1963,p.265.）

[26] 1939 年 2 月 22 日，塞尔努达给孔查·门德斯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273.）

[27] 1939 年 3 月16 日，塞尔努达给爱德华多·萨尔米恩托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274.）

[28] 1939 年 6 月 3 日，塞尔努达给爱德华多·萨尔米恩托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p.279.）

[29] 1944 年 11 月 24 日，塞尔努达给孔查·德·阿尔伯诺兹的信。（Luis Cernuda.Epistolario 1924-1963,p.391.）

[30]Luis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402n.

[31] 1945 年 4 月 10 日，塞尔努达给孔查·德·阿尔伯诺兹的信。（Luis Cernuda.Epistolario 1924-1963,p.402.）

[32] 1944 年 12 月 2 日，塞尔努达给格雷高里奥·普里耶托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394.）

[33]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p.655.

[34] 1947 年 2 月 26 日，塞尔努达给孔查·德·阿尔伯诺兹的信。（Luis Cernuda.Epistolario 1924-1963,p.425.）

[35] 1945 年 2 月 20 日，塞尔努达给格雷高里奥·普里耶托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399.）

[36] 1945 年 4 月 10 日，塞尔努达给孔查·德·阿尔伯诺兹的信。（Luis Cernuda.Epistolario 1924-1963,p.401.）

[37]据学生回忆，塞尔努达在剑桥大学教授“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的思想与风格”这门课时“总是穿得一丝不苟，非常正式，像外交官一样。他是在英国已经不再有真正的绅士的时代的一位绅士。就像是从骑士小说或者谣曲里走出来的。”（Gerald Denley,“Luis Cernuda”, en ElPaís, 3 de febrero, 2002, pp.15-16）

[38]据去过塞尔努达教工宿舍的两位诗人回忆，他的房间如隐修士的单间一般简洁，秩序完美，仅有的装饰是几本书和一个空相框。（Juan Luis Panero, “Elmarco vació”, en ABC Literario, 23 de marzo de 1991, p.XVI及José Rodríguez Feo, “Los orígenesde Orígenes”, en El Urogallo, núm.54, noviembre de 1990, p.36.）

[39] Derek Harris, “Lapoesía de Luis Cernuda”, en Luis Cernuda, Poesía Completa, Madrid: Siruela,2003, p.94.

[40]这样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尔努达刚刚去世之时，西班牙各类文学刊物纷纷为他撰写文章，其中不乏理解谬误，质量良莠不齐，引起帕斯的反感：“既然诗人已长眠地下，我们似乎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谈他的作品，将它们解读成我们想让他说的意思——我们把分开读成统一；把魔鬼读成上帝；把充满敌意的土地读成祖国；把身体读成灵魂。这样的‘解读’让人难以忍受，相当于抹去所有被禁止的词语——愤怒，欢愉，作呕，男孩，噩梦，孤独……过去一年中大多数写塞尔努达的文字都可以随便用在任何一个诗人身上，如果我们真的爱他的诗歌，就该听见他真正对我们说的话。” （Octavio Paz, “La palabraedificante” en LuisCernuda. El escritor y la crítica, pp.138-160.）

[41] 1963 年 11 月 1 日，塞尔努达给卡洛斯·P. 奥特罗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p.1153-1154.）

[42] 1963 年 11 月 5 日，卡洛斯·P. 奥特罗给塞尔努达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1157.）

[43] Jaime Gil de Biedma,“Como en sí mismo, al fin”, en Obras. Poesía y prosa. Barcelona: GalaxiaGutenberg, 2010, p.820.

[44]西渡在纪念戈麦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颜炼军《解开或创造“惊讶”》，《诗歌中的声音——西渡研究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170至171页。

[45]借用自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中对自己30年代诗歌写作的总结：“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

[46] Luis Cernuda, “Palabrasantes de una lectura”, en Prosa I, p.602.

[47] Derek Harris, “Lapoesía de Luis Cernuda”, en Luis Cernuda, Poesía Completa, p.95.

[48] Derek Harris, “Lapoesía de Luis Cernuda”, en Luis Cernuda, Poesía Completa, p.46.

[49] HDerek Harris, “Lapoesía de Luis Cernuda”, en Luis Cernuda, Poesía Completa, p.96.

[50]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p.626.

[51] 1946年2月23日，塞尔努达给涅维斯·马修斯的信。（Luis Cernuda. Epistolario 1924-1963, p.413.）

[52]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p.633.

[53] “我以为自己的离开不会超过一两个月，这样的想法才使我轻易接受了安排。”（Luis Cernuda, “Historial de unlibro”, en ProsaI, p.643.）

[54] 1945 年 1 月 28 日，塞尔努达给埃斯特万·萨拉扎尔的信：“过去七年里，我一直在做一件我从没想过会以此为生的事：教书。”（Luis Cernuda.Epistolario 1924-1963,p.395.）

[55]Luis Cernuda,“Historial de un libro”, en ProsaI, p.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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