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尚哲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后,收到的感谢信。 1982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武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当博士后,年纪轻轻已是博士生导师。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还是感到这个问题带有某种冒犯。 王斌听到过手机另一端挂断、沉默、询问、重复询问,但是没有勃然大怒。在他眼里,遭遇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难之时展现了超常的理解和宽容。 来火神山医院前,在医院工作近10年里,他没有遇到过主动提出捐献遗体的人。在武汉期间,他遇到了两例。夏艳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流传,遗体捐献的数量也在当月迅速增加。[page] 武汉解封时,共有37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大体解剖,54位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微创尸检。除了来自火神山医院的逝者,他们中还有的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泰康同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卞修武说,无论逝者和家属选择大体解剖捐献还是微创尸检捐献,医学科研价值可能有不同,但是逝者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贡献一样伟大,家属都深明大义。
2 吴尚哲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荒诞、无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与外单位开会,领导向对方介绍这位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她旁边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远。 一个朋友从不接她的电话或语音通话,担心打电话传播病毒。 她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有人打完招呼,转头就拿着酒精上下喷洒身体。母亲买了一顶能挡住脸的遮阳帽,像蜂农那样把自己罩起来,这样别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公开过确诊经历的新冠肺炎家庭是极少数。吴尚哲有时自责在社交平台上的高调,让母亲承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压力。 蔡雅卿的父母当时均为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报道后,她受到许多人的关心,但也遭受了歧视。开会时传阅文件,她后面的人看完后,立马搓洗手消毒。她在小区乘坐电梯,有邻居打开电梯看到是她,扭头就走。 蔡雅卿的父亲蔡德润去世后在火神山医院捐献了遗体。她的故事被自媒体掐头去尾做成短视频,多数网友为这家人点赞,但也有一些网友言辞激烈,批评她在父亲去世后擅自作出决定捐献遗体,不孝。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这一规定在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又得以强化。 当时,蔡雅卿的母亲昏迷,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决定。她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跟着直觉走。 为什么要捐呢?不多此一举不就没事了。你把你爸的遗体‘卖了’?拿了多少钱?她从来没想过一些亲人会如此想这件事。一些亲人至今与她们母女断绝往来。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给国家,他的孩子签字同意后,遭到老人农村老家亲属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指责他们心狠、不孝。直到现在,老人的葬礼也未能顺利举办。 他们不想再为此引发老家亲戚新一轮的争吵,在约定采访的前一小时改变了主意,拒绝了采访,为何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一样? 吴尚哲在微博上写道,希望有更多遗体捐献的视频或节目,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有一点点观念的变化吧。 吴尚哲外婆这一支的亲戚较少,没有遭遇多少现实中的责难,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愿和点赞,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我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体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获了很多理解,她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对她说:你让你爸爸在最后当了一次英雄。
3 蔡雅卿没有精力解释这些事情。父亲去世、母亲出院后,她遭遇了个人经济危机。她要挣钱养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不久,他们一家三口卖掉武汉城区的小房子,又拿出存款在位于郊区的蔡甸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家里没有留下余粮。 蔡雅卿的家距离火神山医院不足5公里,上班路过时,她习惯将头转向另一侧,心里还是有阴影,不敢看。在那道被茂密的红叶石楠包裹的铁围栏后,她70岁的父亲蔡德润曾在里面病危、抢救、死亡,直至捐献遗体。 蔡雅卿的母亲是2020年6月结束隔离的。去年2月,她的母亲和父亲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又几乎同时转成危重症。蔡雅卿捐献父亲遗体时有一点私心——她希望父亲的遗体能对研究治疗新冠肺炎有所帮助,让更多遭罪的人尽快康复,包括她的母亲,她不要一下子成为孤儿,她想,最起码还能有妈妈。 第一次在医院见到结束隔离的母亲时,蔡雅卿吓哭了。 母亲的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得变了形,看到女儿时不停地眨眼睛,挣扎着哭,但喉咙因插管被切开,只能发出无声的嘶气。 长期仰躺导致母亲尾椎骨附近生了一个碗口大的压疮,一根导管在引流化脓的积液,只要稍微触碰一下,母亲就会疼得面目扭曲。 好在今年1月初,蔡雅卿母亲身上的压疮经过100多次换药、3次手术后痊愈,切开过的气管也恢复得很好。 现代医学真的很神奇,疤痕基本上也看不见了。蔡雅卿说,她们搬回家住。新冠病毒加重了这个66岁老人原本的基础疾病,糖尿病、冠心病、血脂血压高等多病缠身。 她抱着一摞材料去社保中心申办重症救助,仅母亲在一个医院的病历就打印了近200张。如果能办下来,每年大约可以报销5000多元的药费。 她在家里购置了一张医院用的升降床,她和护工轮流看护母亲。 母亲声带恢复后,常常把该死的病毒挂在嘴边。出院前,考虑到前后已经有4个护工跑掉,蔡雅卿严肃地对母亲说不要再提这句话,并与她对了口径。 她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病倒了,你怎么说? 妈妈说,我中风啦,所以这样。 她说,如果有人问爸爸怎么走的?你怎么说? 妈妈说,他心脏病走啦,突然走啦。 蔡雅卿想念父亲。她说,除了小时候,她长大后没抱过父亲,他是一个传统的、一本正经的中国父亲,从前走在街上挽一下他的胳膊,他会说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 现在她明白,从前她是爸妈照顾的孩子,现在她要马上学会照顾好妈妈。
4 外婆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尚哲有一种溺水的感觉,莫名其妙地情绪失控,反复地嚼那份痛苦。 前不久,吴尚哲穿着汉服去看了樱花,把雨水打落的樱花画进水彩画里。她感觉去年老了特别多,自己现在是一个性感的老人家,以前被父母长辈保护得很好,一夜间被疫情逼迫着长大。 现在,吴尚哲也成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她在捐献内容一栏中勾选了包括角膜、细胞组织、器官、大体(遗体)在内的全部选项。 她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加入遗体器官捐献的事。有人私信询问她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方式,有人说如果真的哪一天不在了,也希望(器官)给无助的人。她的一位朋友在查阅遗体捐献资料时,突然看到她接受采访时说外婆遗体捐献的画面,马上也登记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我国2020年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是前8年的总和。
5 火神山医院关停前,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副主任、时任火神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的张宏雁,想着怎样给遗体捐献者的家庭留下一些纪念。 工作人员联系了主管部门,对方因没有查到相关政策依据而作罢。 当时,不要说对捐献家庭的纪念和抚恤,就连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法规依据也是紧急出台的。 卞修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月4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出台《关于规范化开展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通知》前,针对这种传染病尸检工作具体规定属于空白,加之国内缺乏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尸检室,所以武汉疫情前期迟迟未开展尸检。 国内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主刀法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专家刘良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传染病防治法里针对尸体解剖有一些规定,但是我国尸检主要有家属同意、文件支持、对操作环境的高要求三个条件,当时难在了后两者。 最终,一封盖有武汉火神山医院公章的感谢信送到了家属手里。张宏雁设计了图案和文字,金黄色的边框,庄重的感谢信三个殷红大字打在上面,在开头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 信里写着:感谢您及家人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对您及家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正是由于有你们的奉献行动,医学事业才得以推动进步和发展。谨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军医赵鹏南用A4纸把感谢信彩打出来。他们发现一张纸实在有些单薄,赵鹏南到后勤找到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自己摸索了塑封技术,让感谢信看起来更郑重,再送到在火神山医院开展过遗体检验的30多个家庭。 医生们曾挨个找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武汉处于封城时期,许多签字是在小区楼下、小广场完成的。 有医生记得,一位短发花白的老人从小区楼道走出来,瘦得脚步有些晃,他要捐献妻子的遗体。老人扫了一眼知情同意书,弯下腰趴在汽车引擎盖上勾了选项、签下名字。 老人叮嘱说,她一辈子爱干净,你们检验完一定要帮她打理好。医生需要拍下家属和捐献人的身份证,老人从兜里拿出妻子的身份证时,手在颤抖。随后老人转身离开,又摇晃着走向阴暗的楼道。 一个失去67岁母亲的男人来签同意书时,拎了两兜橘子要送给火神山医院的医生,感谢他们在母亲最后一程的救治和陪伴。 一位同样失去爱人的老太太勾完选项后询问,捐赠了会有什么补偿吗? 赵鹏南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太太没再说什么,签下了名字。赵鹏南不敢细问,猜测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但是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他之前查阅了许多政策法规,没有发现烈性传染病患者遗体捐献后对家属抚恤、帮助的依据。 吴尚哲的妈妈收到感谢信时特别开心。吴尚哲说,就像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突然牺牲了,她可以说我妈妈是英雄,算是一种精神告慰。后来,火神山医院给吴尚哲家的感谢信被一家博物馆收藏了。 支援火神山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也准备做一点事情纪念。 他们在筹备一个纪念馆,打算把火神山医院工作期间留下的细胞病理标本、遗体捐献的复印材料等有关物品陈列,向医学生、科研工作者开放。
6 91个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到类似的感谢信。以后可能没人能证明我们做过这件事。一些家属说,他们的亲人没有在火神山医院捐献。 一位在武汉打工的60岁老人捐献了自己妻子的遗体。他们3年前离开武汉周边的农村,到武汉一家大医院当护工。 他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九,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妻子开始高烧、乏力。后来发现,那天是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日子。 深夜,马路上已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妻子的手机不能上网。他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让她骑着,自己在旁边小步跟着跑。 病床紧张,他在医院大厅的暖气片边上用两把长椅搭成简易床,让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妻子躺下。他还花5000元抢购了一台小型制氧机。 最终妻子还是转为危重症,并在3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时,他请求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把电话拿给她。妻子拖着长长的气说,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让他回老家,不要再打工了,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不要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辈子歇歇吧。 医生后来问他,是否愿意捐献妻子的遗体?他同意了,需要就拿去吧。妻子走后,他把制氧机消毒后捐给了他和妻子打过工的医院,希望能留给需要的病人。 武汉解封后,他取回妻子的骨灰,埋在了老家的祖坟边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找到他时,这位60岁的老农说,本打算把这些事永远埋在心底。 记者问他,你现在后悔捐献吗? 他说:不后悔。 他在妻子送往重症监护室前一直没有离开。妻子去世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确诊,也将很快死去,他当时也做好了捐献自己遗体的准备。(记者 耿学清 文并摄)
(责任编辑: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