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老北京0后80后解读胡同市井文化燕京八景中有蓟门烟树一景，指的侯磊北京西直门以北的元大都城墙遗址西段上树木蓊郁，如雾如烟的京味景致，如今为蓟门公园。儿种这是生活老北京的意象，北京作家侯磊借此化成随笔集《北京烟树》的气质书名，写他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0后生活记忆，那些胡同人生、侯磊街面儿江湖、京味古都掌故，儿种都寄望于依依柳烟之中，生活抒发着浓浓的气质怀古幽思。侯磊0后老北京的后代，举手投足、侯磊说话腔调都有老年间那股独特的京味北京味儿。作为一名80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老北京的文化，生在胡同，长在胡同，从没住过楼房，唱昆曲、听曲艺、练武术、藏旧书，最爱陪老辈儿人聊天，熟悉他的朋友都说他像是从古代穿越来的人。除《北京烟树》外，侯磊的《声色野记》讲老北京的市井逸闻、野史杂论，《燕都怪谈》讲北京城的神怪传说，这三本书共同构成了北京非虚构三部曲，于掌故、八卦、谣俗中呈现出老北京的风采，一个完整的老北京通过他的描述变得鲜活而立体。北京是侯磊进入文学领域的根据地，除了非虚构的随笔，他也爱用小说记录城市的变迁。与前辈作家不同，他的小说全然不见皇城根儿大宅门的傲气或部队大院的激情，既无达官显贵，也无顽主老炮儿，有的只是出门抬头随时都能碰到的那个最普通的北京老百姓。比如《水下八关》，让人一下子回到了骑着自行车或跳上小公共去找同学换游戏卡的日子，跳绳、踢毽、砍包，在貌似严肃认真的课堂上幸灾乐祸地大笑，男生女生间的相处总是别别扭扭……这些场景构成了一代人记忆中的学校生活。《女司机》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主人公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返回北京，一直写到她开着出租车穿过世贸天街、蓝色港湾、SOHO现代城，那种变迁让人感到时间的流逝，城市越来越年轻，人却在变老。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之下，他重新解读着北京的市井文化，讲述着一群在胡同里成长起来的北京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在侯磊看来，北京是一座经历千百年积淀与变迁的古都，他希望北京变得更典雅、更文明，能保存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面，希望每个人在北京都能诗意地安居。他说他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写我的家族史，写写当下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从小到大一直住在胡同想念那时候的街坊邻居记者：为什么要用烟树这样一个意象来写北京？侯磊：大多初次来到北京的人，无不抱怨北京的干燥、土大、风大。无风三尺土，雨天一身泥，天天暴土狼烟的，小时候我们就叫下黄土，漫天黄沙呼呼地飞，天都黑了，好像要闹妖精，女士们都习惯面罩纱巾。住在胡同平房，院子里到处都是土，室内桌案、窗台上总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小时候玩儿够了回家，在脸盆架子前洗脸，能把洗脸水染黑了，手摸在作业本上，足以按出五个手指头印。曾几何时，因为尘土大，所以北京显得土气，人穿得土，新建筑很土，观念也土。人人都不愿意在尘土中生活，更愿意早早地逃出胡同的泥塘，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谁家住上楼房，都会被人羡慕，可是现在，还是有人舍不得胡同的交通位置，看病、上学、买东西都方便。我们80后这一代人，大约是最后一代在胡同里野跑长大、让尘土裹满全身的孩子了，我觉得，北京的尘土便是历史的尘埃，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重如泰山。胡同里的尘土味儿，与学院、书斋、象牙塔里的味儿截然不同，所以我写了《北京烟树》，来描述曾经土了吧唧，却又能在世俗世界中寻求一丝清雅的日子。记者：您是老北京人吗？侯磊：我家祖上在北京生活了150年以上，一直住在胡同四合院。生于1913年的奶奶把我带大。我经常回忆，小时候奶奶和街坊邻居坐在院子里或胡同里，吃着水果，喝着茶，扇着芭蕉扇乘凉，讲的都是过去的事。奶奶文化程度不高，是最朴实无华、心怀仁厚的北京老太太。我姥姥、姥爷家是另一种样子，姥姥上的是辅仁大学，姥爷上的是朝阳大学，姥姥的兄弟姐妹都是大学生、老革命、地下党。老辈儿们的言行对我有特别深的影响。记者：您直到现在还住在胡同平房里，为什么那么喜欢胡同？侯磊：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从没住过楼房。我家住在北新桥附近，这里曾是龙虎之地，有王府宅门，也有贫民窟。曾经的独门独院，经过分家和子孙繁衍，现在挤得一塌糊涂。我住的那条胡同是东西方向的，我家住南边，大约是在胡同中间。往东的住家儿，每户人家都是半熟脸，看背影就知道是谁。别瞧不一定叫得上名字，但大概祖上三代的事儿都听说过。孩子们会在街坊邻居家玩儿，哪一家做了好吃的，第一想着是给街坊端过去。后来胡同北面拆迁盖了楼房，老街坊就不多了。我很想念小时候的街坊邻居，想念各家的饺子和炸酱面。也许并不是人人都在回味童年、依恋故乡，但人始终在寻找一个自己由来的地方。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就是北京的胡同，不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胡同里的街坊邻居、大爷大妈们，是他们告诉了我这个世界最初的样子。在北京随时与古人隔空对话街头巷尾人人都是历史学家记者：除了胡同文化，您觉得老北京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侯磊：北京是座古城，以前有完整的城墙，城圈儿里的人在文化上相对保守，新中国成立后，胡同里的平民，其文化也与古代皇权有隐隐约约的关联，比如说身边的故宫、北海、颐和园、景山，就是过去皇帝祭祀或举行典礼的地方，甚至部分皇家建筑被各种单位占用，很多人都有在大殿里上班的经历。我们去景山玩儿，永远离不开崇祯皇帝在此上吊这一话题。因此在北京总是脱不开历史，随时与古人隔空对话，街头巷尾人人都是历史学家。近几十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很多老观念不好使了，但人们还是舍不得抛弃它。北京文化现在是多元文化，给人以活水般流动的灵感，我希望写北京能有更广的、更国际化的视野。记者：老北京的传统文化现在还能吸引年轻人吗？侯磊：戏曲、评书等通俗文化，在过去是北京文化的主流，就相当于当今的电视剧和流行歌曲。而现在这些都成了特色，成了小众的爱好。戏曲、评书的爱好者有自己的圈子，大家在一起就聊这些，非常单纯，也非常开心。我也是爱好者之一，如果工作不忙，几乎每天都去听书、看戏、唱曲。我为一些戏曲老艺术家做过口述史，也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戏曲工作者。身边和我一样的人其实并不少，我上初中时在补习班认识的朋友辛明璋，还有大学同学代华旭，都拜了师，说评书或相声。我收藏了不少旧书和老杂志，包括清代的线装古籍，因为家里地方小，只好封在塑封袋里，再装进几个大塑料箱子里摞起来。有时候我会按照老一套的方式，过一次传统节日，与朋友们一起找个小院，或在郊外找个农家院，摆个供桌，供上果品，每人带一道拿手菜来一起吃，一起画一幅画，每人画上几笔，最后请高手渲染一番。下午唱昆曲，饭后唱八角鼓，晚上弹古琴看月亮。记者：您一直在学昆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悟？侯磊：我有幸遇到昆曲老师张卫东先生，他教导我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道德经》，我跟着他念了这五本古书，也写过《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等几本传统文化的书。唐诗宋词不是古代的学问，而是古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按照古人的方式过精神生活，生活中穿现代衣服，但心里穿着长衫，用电脑写作时，就当是用毛笔写文言。我学昆曲很笨，死记硬背，是一句一句被张卫东先生喂出来的，好几年都找不到调，有一天忽然算算，能唱十几出了。我最喜欢老生和花脸，唱《望乡》中的苏武、《刀会》中的关公、《夜奔》中的林冲、《山门》中的鲁智深。这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正是吟诵诗词、唱戏曲让古代文学从典籍中活了起来。北京城墙的每一块砖都可以成为故事的根基记者：您写的老北京那些事并不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如何找准这种感觉？侯磊：老北京是活的，它从未离我们远去。北京城墙的每一块砖都包含着一个故事，城墙早已拆成了遗址公园，但就仅仅那点儿遗址，也可以成为我讲故事的根基。作家要有讲城砖中的故事的能力。北京的故事足够写成宅门戏或年代戏，或是多卷本的史诗小说。以后我还会写一些非虚构的书，为北京市民，为胡同里的大爷大妈的生活谈点儿具体的东西。我希望他们能融入时代，也能继续保持传统。记者：您怎么评价自己作品中的京味儿？侯磊：我觉得京味儿是古城的生活气质，而不是来自于文本。我写各种文章时，都会使用一定量的北京话的词汇和语序、语法等，方言是我们的母语，我非常喜欢广东对本土文化的固守，希望北京人能有这种精神，北京文化也能这样传承下去该多好啊！谈到京派文学，我觉得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我也不希望受到前辈的束缚，功夫在诗外，如果学了他们，可能就写不出那种味儿了。记者：从写作角度来说，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侯磊：我喜欢现代派文学，喜欢先锋艺术，也喜欢鲁迅、老舍、汪曾祺，但托尔斯泰、梭罗、本雅明、罗兰·巴特、西蒙·波伏娃、苏珊·桑塔格，以及中国古文、古诗词、大鼓词对我的影响更大。每当我觉得普通话表现力不够时，就会从文言、古代戏曲、鼓词和北京话中摞叶子。总之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想写的故事和想说的话太多了，如果不写出来太可惜了。记者：您在人民大学文学院读过创造性写作专业，这个专业对写作有哪些具体帮助？侯磊：写作中，语言、技术、结构可以学，思想、灵感、创意学不了。写作训练可以培养一位合格的写作者，但文学以外的东西，决定了能否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缺少社会阅历，大家的生活都有趋同性，都是在超市买东西，在餐厅吃饭，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么还写什么？但我想，作家能写的还很多，文学还有很大的发展。《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指点我说，要写出生活细节的质感，从而真实地进入到生活内部。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侯磊自述老北京人恪守礼教乐善好施街坊之间都想法儿互相帮衬历来北京就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地方。由于环境和人口因素，北京给许多外地人提供了多种就业的可能性，而北京的服务体系就是靠这样的普通人支撑起来的。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职业，比如卖黄土的、卖瞪眼儿肉的、换洋取灯儿（火柴）的、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找个板儿车，到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不好听了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卖瞪眼儿肉的，在马路边支上一口大锅，里面炖的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完再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儿，她给你洋取灯儿，等于是收破烂儿。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儿攒多了卖给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晒干了便宜卖给小贩，再沏还有茶叶味儿。还有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穷人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营生，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儿嚼谷。过去北京城最破的地方还是天桥、先农坛墙根儿一带，比龙须沟还惨。每家的房子都是用碎砖烂瓦盖的小破窝棚，家家儿挨在一起，两边形成一条条的小胡同，没有院子。胡同里靠边儿堆砌了各种杂物，窗根儿底下就是臭沟，让人没地方下脚。一路过这儿，就能想起侯宝林大师在自传里写的事儿。直到我出生以后，上世纪80年代，每条胡同里还都有吃补助的人家，平常舍不得吃肉，只能买点儿血豆腐或肺头小肠，回家凑合着解馋（现在下水也不便宜了）。大家都知道哪家困难，但从来没人绕着走，更没想过让他们找外地的亲戚离开这儿。相反，街坊之间都想法儿帮衬。老北京人恪守礼教，乐善好施，谁家对穷苦人不好，谁家名儿就臭了，没人爱搭理。老北京不论贫富，都生活在胡同里，都一样喝豆汁儿。叫卖、澡堂子、街头巷尾、大爷大妈……每一个元素拼接起来，便是胡同生活的现场。写北京不能没有平民气，当然也不能没有文人气，毕竟这里是古都古城。对于胡同生活，不能非黑即白地站队辩论，因为生活很复杂，很难说清自己的好恶与感受。不必议论些什么，只是尽可能地去描绘它，它就是这个样子。我想保存住老北京，研读它的历史、传播它的文化、升格它的精神，这是我能为故乡所做的一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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