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柳鸣九。揭竿而起的胆识与人们对其翻译家的印象略有出入，翻译只是柳鸣九的副业，他戏称自己为翻译票友，主业则是法语文学研究和主编。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后来转入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社科院外文所前身），直至退休，毕生精力投入法国文学的研究和译介。在一些人眼里，柳鸣九不仅能力出众，而且胆识过人。比如，柳鸣九曾主编过一套《撒旦文丛》，撒旦在西方是魔鬼的别称，名字就很离经叛道。文丛收录了十一本法国情色小说，都是出自都德、萨德、左拉等文学大家之手。柳鸣九觉得这些小说也是法国文学风景的一部分，且是文学大家写的，必然有其价值，应介绍到国内。柳鸣九真正为人所敬重的胆识之举，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直接将矛头指向为文艺领域投下阴影的日丹诺夫主义。日丹诺夫是苏联1934年至1948年间的高官，在文艺方面，他彻底否定20世纪西方的文学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待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问题上，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工作，一直受日丹诺夫论断的控制。只要日丹诺夫论断之剑仍然高悬，我就会丧失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空间，眼睁睁望着20世纪这一大片高远深邃的蓝天而不敢飞近。柳鸣九后来回忆说。1978年，改革的空气在各领域蔓延，柳鸣九受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激励，准备对日丹诺夫主义揭竿而起。从1978年秋天到1979年，柳鸣九连续向日丹诺夫主义发出了三次冲击。1978年10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受冯至等领导点名，柳鸣九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随后，长达六万字的报告全文以《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名在《外国文学研究》连载。1979年，他通过《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组织的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系列笔谈也陆续刊发。这些发言和笔谈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日丹诺夫主义影响，为西方现当代文学鸣不平、讲公道话。柳鸣九高调的表态很快引来了批判之声。但经历过暴风骤雨的柳鸣九没有被吓垮，反而打定了一个主意：进一步以过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诺夫的影响，那就是创办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亲手将法国20世纪当代文学引入中国。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当头炮，就是影响深远的《萨特研究》。1981年，柳鸣九在法国作学术访问，向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介绍了丛刊的设想，波伏娃对他从萨特入手感到很高兴，也十分认同。这本书点燃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存在主义热，也让柳鸣九获得了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称号。我也确信，自己较好地完成了对一个大哲人、大作家做鉴评、解析、展现与引进的全过程，使得萨特在精神文化上公开进入中国，这在中国无疑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自己为萨特办了文化入境签证。
柳鸣九翻译的唯一一本加缪作品《局外人》。为法国文学登高一呼1985年，柳鸣九启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法国文学引进计划：《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到1997年，历时十二年出了十卷，每卷七本，一共七十本，很多法国作家正因为被该丛书收录，才第一次被中国人知晓。柳鸣九不辞辛劳，为每一本书单独撰写序言，一共写了七十篇，近五十万字，向读者全面推荐法国当代文学。见识之广、笔力之深，令人惊叹。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每一步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柳鸣九曾回忆道。每一篇序，他都尽力做到言之有物、有真知灼见、诠释深度和鉴赏情趣。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甫开，外国文学翻译开始补课。文学翻译中最热门的是英语和俄语文学，因为会的人多。但由于柳鸣九登高一呼、广泛发动，法国文学当时也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柳鸣九对法国当代文学的全景式扫描，练就了独到眼光。20世纪90年代，他主编新寓言派作家选读，亲自选了三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后来，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法语文学界对他们的长期关注，始于柳鸣九。他们获诺奖前曾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勒·克莱齐奥亲自到北京领奖，莫迪亚诺则写了一封致谢信。如今已被广泛认可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名著《茫茫黑夜漫游》，最早的推荐文章也是由柳鸣九写于1987年。改革开放后对纪德的重新发现，柳鸣九也曾起到推动作用。此外，柳鸣九还主持编纂了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思想者自述文丛本色文丛等书系，其中不少书系均为数百万字之巨。柳鸣九以主编作为自己荣耀的身份，退休后，仍然持续帮出版社主编各种丛书。
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小小西西弗斯柳鸣九性格直率诚恳，在他写下的大量有关自己的文章中不掩私心。他坦诚地说，自己一生颇有点好名，但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他开玩笑说，或许是跟名字有关，这个取自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名字，过于张扬了。20世纪70年代末向日丹诺夫主义开炮，并组织重新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他回想起来，承认其中也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动机与自行其是的痛快。他晚年仍孜孜不倦著书编书，除了出于勤奋，也有现实原因，他想趁着还能干活，多赚些稿费。他的儿子在37岁那年于美国英年早逝，留下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为给孙女多留些上大学的经费，他直到耄耋之年仍不愿休息。老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他曾经克制而琐碎地回忆儿子短暂的一生，说他热爱生活、爱电影、爱看书、爱看报、喜欢驾车在公路疾驶……他也爱妻儿，留下来的财产，保证她们能过上不愁温饱、安定小康的生活。他还以自己的部分财产与亲友的支持，在他毕业的大学里设置了一项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虽规模不大，但可每年资助一个贫寒学子的学费与生活费。活得长久的人像是高高的一支蜡烛，而我可怜的儿子，他的蜡烛很短，可是他燃得那么明亮。丧子也让他痛感人的易损和速朽。年轻时，他满心赞同人类是宇宙精华、万物灵长，到了晚年，他更相信人就是一根脆弱的芦苇。这时他想到加缪《西西弗斯神话》里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但加缪说，西西弗斯并非不幸，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体验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这足以充实人心。我没有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种悲壮与坚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是一个‘小小西西弗斯’。柳鸣九写道，他毕生推动的，是文学史研究、理论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三块巨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感慨地说：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像柳先生这样的人，既有学问又有胆量，真正做一些有用的事。柳鸣九晚年回顾一生，让他满意的也是那些实绩：我并不想在严肃理论与学术术语所织成的意识形态帷幕后面，在富有诗意的文化面纱后面若隐若现；我也不想在我那些人文书架的旁边，借文化的光彩映照我自己；我更没有华美的冠戴来标示自我，我只能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赤着膊臂面世。参考资料：《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柳鸣九自述，刘玉杰整理），《柳鸣九散文随笔手迹》（柳鸣九著），《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陈建华主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责任编辑：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