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游客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国会大厦参观。巴西利亚建城于1956-1960年，以新市镇、城市规划方式规划兴建，以大胆设计的建筑物及快速增长的人口而著名。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组织协调公私利益的能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债务危机破坏了这种发展模式。在日益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球大环境中，巴西也开始也朝新自由主义方向下注。问题随之而来，市场在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并不具备自我转型的能力，也难以自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事实上，制定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长期性政策，并结合产业、科技政策，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直到今天，巴西仍未能解决上述问题，同时还面临经济和社会中存在不平等现象的老问题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新挑战。中新社记者：从巴西的经验来看，您认为中国应如何成为高收入国家？思力傲•平冢：总的来说，巴西的问题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停滞不前，同时未能保证结构转型惠及全体人民。近年巴西的贫困和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已呈恶化趋势，这是巴西的一个重要教训。
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与海滩。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同时需要惠及全体人民。就中国而言，中国特色一词是对一种模式的表达，这种模式没有简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是坚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长远来看，中国在发展规划中一直强调科技和创新的作用，这不只是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是寻求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有三个重要支柱：一是结构性变革的延续并促进更高的生产力，这取决于技术变革和创新结构的质变。二是环境可持续性，这也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例如新能源开发、更绿色的城市建设方式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共同富裕，这意味着上述变革释放的红利全民共享，人们的生活条件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中新社记者：从全球形势看，中国和巴西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面临哪些有利、不利的国际因素？思力傲•平冢：从全球范围看，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私营部门正加速对工业4.0、数字经济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进行控制，这也加速了保护主义的回归。如此一来，高收入国家和其它国家间的非对称风险将增大，对那些没有能力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和尚未很好融入全球格局的国家尤为如此。从中国的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出，中国显然知道存在哪些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知道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目前中国已在一些技术竞争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巴西应对上述挑战的战略相对落后。同时，和亚洲国家不同，拉美国家容易受到发达国家和一些多边机构现成模式的影响，这些模式是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方法，但必须要考虑具体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具体条件等因素。从有利的角度看，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全球复苏更加需要通过各国的合作来实现，不论是提供更充分的公共医疗产品和服务，还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绿色转型、改善不平等问题等，都是如此。这有可能带来一种长期性的改变。
2021年12月，巴西圣保罗一加油站，工作人员为汽车加油。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 摄中新社记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中国和巴西能否取长补短？思力傲•平冢：近20年来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合作增长显著，包括贸易、投融资增加在内的双边经济关系增强，以及在国际论坛中或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合作不断增强。即便如此，两国巩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走得更远的潜力仍然很大。这种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肯定与巴西出口产品多样化、中国在巴西的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大的生产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有关。
2021年9月，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在福建厦门举行，集中展示了金砖国家工业领域的最新成果。图为观众在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展示台参观。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此外，两国在能源、健康、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农业、工业4.0等战略领域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因此在这些领域开展科技合作也非常关键。值得一提的是，两国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也是拉近两国关系的重要抓手。
受访者简介：
思力傲·平冢(Celio Hiratuka)，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巴西中国研究小组协调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对华关系、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等。
中新社记者：张力炜 王琬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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