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判断“关于民营经济的几个关键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专题系列之二】
（一）讨论民企姓社姓资越来越脱离现实
最近关于民企姓社姓资的讨论又多起来，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个企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已经做了很好地回答，后来的“三个代表”思想以及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进一步做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切合社会实际的阐述。
但是最近这些年，一些人又在纠结于这个问题，其思考出发点，无非还是改革之初计划派与市场派争论时，阐述的那些逻辑：国有企业因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是先进的、没有道德原罪的；民营企业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的、有原罪的；国有企业就是自己人，党的执政基础；民营企业就不是自己人，不是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一些人还认为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
但是用这套逻辑解释现实问题，很容易出现困境。以前高尚全老先生在世时，笔者经常听到他举早期国企改革的一个例子，某市最大的两家电子仪表厂，一个是国有的、一个是民营的，民营的那一家纳的税比国有的还多，吸纳的工人也多。尚且这家国企长期经营不善，一度下岗工人和退休职工经常到省会和北京上访，造成民怨很大。怎么到头来怎么那家国企比民企更具有政治先进性，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呢？！这种例子，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碰到。
再比如现在同一类企业，国企、民企工资基本一致的，都是在社会平均工资上下浮动。甚至全球500强中的国企的平均工资，大概率远远不如排行榜中的那些民企，但是为什么说拿同样工资（甚至民企工资更高），民企就存在剥削，而国企就不存在剥削？
其实在苏联成立初期或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公有私有之间存在的职工待遇、社会责任贡献度明显不同的局面，早已经不存在了。整个20世纪全球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其深刻变化，私有制企业已经不是以前的私有制企业，而是被社会主义大大驯化了；国企也不是经典教材中设想的那个模样，吸收了诸多自由市场经济的元素。所以，仅仅站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角度讨论一个企业姓社姓资，越到后来，越成为无意义的“形式论”思考范式。
（二）民营经济具有鲜明民有民享特征，是人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给民营经济定性呢？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同志，早在2012年提出“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一部分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胡德平同志所讲的“人民经济”这个概念，绝对不是一些所谓的“左派经济学家”所讲的人民经济（实质仍是国有计划经济），而是从实际功能和贡献考虑，将真正能够做到民有、民享、民营，为人民创造福利的经济形态，定义为“人民经济”，其主要参照物则是早期资本主义剥削制经济、服务于特殊阶级的官有经济。
从这个角度讲，民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少数企业存在不法经营的情况），无疑符合“人民经济”的内涵，它的核心主旨就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一致，它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营经济是最大限度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最广泛解决人的基本生存发展权的一种经济形态。因为就业是民生之基，离开就业谈民生都是无本之木。在当今各种经济形态中，只有民营经济才能最大限度解决就业问题。现在很多人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说那时候没有失业，其实国有经济更适合大型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注定无法完全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到60年代以后，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失业率都很高，据估算，至少20%青年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状态，北京就有40多万待业青年，每2.7户人家就有一个人失业，只好先是通过知青下乡，后来是办街道工厂的方式来解决。80年代，苏联东欧的实际失业率也都在10%左右。
只有民营经济，尤其中小民营企业才是就业的最大容载器。总体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有企业可以提供180万个就业岗位，而民营经济可以提供630万个就业岗位。2020年，我国城镇就业总量为4.62亿，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3.83亿，占83%，国有经济贡献了0.55亿，占12%；从最近十年的变化来讲，全国总体就业岗位增加了1.16亿，几乎全部是民营企业所贡献的，这期间国有企业就业岗位不增反而减少了953万。
（1996年以来民企和国企就业岗位的此消彼长，数据来源：CEIC）
如果在更长远历史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加了3.7亿多城镇就业岗位，有6亿多人口进城，这些就业增量95%以上是民营经济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民企，中国就不可能这么快实现城市化，此外，这3.7亿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意味着他们告别极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家庭的年收收入从过去的不足1万，上升到6万左右（按购买力计算）。所以，这又是一个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普惠性工程，这个历史性贡献有且只有民营经济才能完成。
其次，民营经济是让普罗大众可以最大限度分享财富的一种经济形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工资支出在企业营收占比（一次分配）上，二是表现在税收贡献度（二次分配）上。
在过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被转化为再生产资本（虽然多数是很低效的），劳动者本人能够分享的部分并不多。比如，1978年北京全市每名产业工人每年可以创造16448元产值，但是每人工资年收入为673元，即仅有4.1%的经济生产收益可以让劳动者享有；全国而言这个比例稍高，为5.6%（644元/11130元）。
今天我们看一些国企的财务年报，除了少数金融和科技类企业能达到10%左右，多数仍旧维持在这个水平，比如中石化2020年营收入为2.1万亿，薪酬福利支出为860亿，中国建筑总营收1.61万亿，薪酬福利支出约520亿；而民企的年工资支出一般可以达到总营收的15%左右，比如，腾讯2020年营收为6421元，薪酬福利支出为955亿，华为年营收8913亿，薪酬支出1357亿，比亚迪营收 2161亿，薪酬支出298亿，甚至个别行业可以达到30%左右。
当然，国企是全民所制性质，国企领导和职工只是替人民行使经营管理权，不能完全用市场化的分配标准去衡量；再者，国企因为都是从事重资本型行业，难免工资支出比难免比较低。
不过，我国工资性总支出GDP占比从1978年的10%（568亿/ 5689亿），上升到2020年的23.9%（29万亿/121万亿），主要归功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事实。所以说，民营经济是最大限度提高了劳动者议价权，最大限跟劳动者分享财富收入的经济形态。
民营企业为社会贡献税收的能力同样也优于国企。2021年，全国税收为18.87万亿，其中民企贡献了11.24万亿，占59.6%，国企贡献了4.65万亿贡献了24.7%，外企贡献了2.97万亿，占比为15.7%。并且民企的比重越来越高，近十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国企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不仅民企为国家贡献的税收总量多，在单位资产和营收对税收的贡献上看，民企的贡献也是更大。根据全国工商联原政研室主任陈永杰的研究，民企每100元固定资产可以贡献1.8元税收，而国企只能贡献1.1元税收，民企的单位资产创造税效率是国企的1.63倍。
在营收的纳税贡献率上看，近年国企纳税总额与营收入比在7%上下浮动（2022年为5.9万亿比82万亿），虽然经济统计中，缺乏全国民企总营收的统计，但是从分省情况看，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约10-15%贡献给了税收。比如，江苏省2021年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78万亿，而民企纳税总额为9881亿，纳税比约为14%；河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2.67万亿，民企纳税总额3603亿，纳税比约为13%。
从具体企业比照来看，情况也大致如此。根据国企财报的披露，其纳税额与总营收之比大致在4-8%之间浮动，比如，中国建筑16150亿，纳税额658亿；中国建行营收额11457亿，纳税额886亿；中国移动营业额7715亿，纳税额353亿，中国中车营业收入2276，纳税额122亿。同比民企多在10—15%之间，2020年华为的营收为8913亿，纳税完成额达到903亿；阿里巴巴6442亿，纳税额507亿；万科4191亿，纳税额867亿。
（2023年度民企纳税20强，由于一些民企纳税大户，比如华为等，没有参与排名，加上一些公司拆解，因此，本榜单吉利集团暂居第一）
从以上民企和国企数据综合起来看，最终民企营业收入约有25%—30%通过以工资、税收等方式，让社会分享，而国企仅在15-20%左右。当然某些特定领域国企（如烟草行业、石化行业）税收贡献率也很高，各类国企承担了很多隐性社会责任，缴纳了很多隐性税金，国企毫无疑问是人民经济重要部分，很多方面很难能通过具体数字来衡量比较。
但是民企在很少享有国有自然资源、金融资源，发展基础条件更薄弱条件下，为社会分享的直接间接收益至少总体不输于国企，这说明它的“人民性”色彩，并没有因为所有制问题褪色，对人民实际贡献效用是不低于社会所有企业平均水平的。
最后，民营经济最全面、最高效率、最高质量为人民提供生活服务的经济形态。国有经济在提供水、电、交通、能源、通讯等基本生活服务方面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国企行政化的体制注定了无法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方位、及时、高质量的服务。比如过去的供销社，并不能为老百姓提供齐全的生活必需品，并且服务态度不好，反而日后的个体小店超市解决了这个问题；过去的邮政系统和铁路物资系统效率都很慢，一个省内包裹就得好几天，反而是民营的快递物流解决了这些问题。
新世纪兴起的民营科技企业，更是为人民提供日新月异、物美价廉的服务。创维、美的、小米、VIVO等企业的兴起，使得老百姓完全实现了家电和电子产品自由；淘宝等电商的兴起，让老百姓随时能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QQ、微信、电子支付的发明，实现了百姓生活便利程度的根本性革命，这些带来的居民日常生活革命性变化都是其他形态企业无法做的到的。
以上诸多繁琐的数据和陈述，无非是说明了民营经济，的的确确是老百姓可以从中获得实实在在优惠的一种经济形态。那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个人收入高，社会福利健全，贫富差距也小，而那些民营经济落后的地方，个人收入低，社会福利贫乏，贫富差距也大。
拿浙江和河南两省对比，大家往往觉得这两个省经济实力差距很大，但是其实二者GDP差异并不大。那为何在观感上、发展质量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归根到底还是民营经济是否发达的问题。浙江省由于民企发达，社会收入普遍高，人均工资额是河南两倍以上，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20万以上的家庭占比达到30%以上，而河南不足5%。2020年浙江民企为财政纳税总额为8685亿，本省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突破1.57万元；而河南民企纳税额仅为2959亿，即便是在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5161亿的基础上，该省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才达到1.05万元，不足浙江的70%。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减少了寻租腐败空间，促进了公平。我们发现，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服务意识越强，基尼系数也越低。以2020年各省基尼系数为例，如果以全国0.426基准线划分的话，高于这个线的地区，无一例外都是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民营经济不发达的省份，总体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基尼系数整体为0.352，而西部落后地区达0.458。
（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水平越高，社会越公平正义，人民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越强烈，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再次说明，看一个企业的是否具有“人民性”，不应该单纯看所有制性质，而应看最终为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多数民营企业从事的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民有民享的人民经济，而不是某个阶级私享私有、损害人民的掠夺经济，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天然组成部分。
（三）民营经济是党的重要执政基础
政治学界经常讨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领导人民谋求翻身，国家争取独立过程中，社会的普遍自主选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整党，必然也面临实质的执政合法性考验。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哪里？笔者认为除了西方政党所要解决的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问题之外，作为一个全能型政党，更重要是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从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看确实如此，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并不能用来兑付现实的合法性。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普遍因为没有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个基本问题，而最终丢失了政权。
那么我们党如何基本圆满解决这个问题，获得长期执政地位的呢？历史角度看，发展民营经济无非是最主要的依靠。
从直接角度讲，上述部分所罗列的数据，无疑表明：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解决了我国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人民提升收入要求的问题，解决了人民对于生活、发展要求更细腻更高质量的问题。此外，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计划体制，让社会更公平、更具有流动性，这对于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也非常重要。这方面如果单靠发展国有经济是无法解决的，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到1990年代中期，容纳就业达到1.11亿，就已经到了天花板，之后普遍面临低效破产的问题，东欧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也遇到类似天花板。
间接层面来讲，民营经济贡献的源源不断的税收（仅2012至2021年之间就创造了至少81万亿税收，约占全国税收六成），支撑起国有经济改革（包括整个国企改革中，民营企业共承接了约6000万国企裁撤人员，约占国企员工的一半），促进了国有资产壮大（那些国资增长最快的地方，基本都是依赖民营经济贡献的充沛税收，去注资国企，比如深圳、广州、宁波、杭州等；民营经济落后的地方，国资增长基本停滞，比如东北三省）；支撑起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越来越强大；不仅支撑起日益增加的国防经费支出，民用信息技术和制造能力提高，也大大促进军事装备信息化、智能化、精端化。
所以，民营经济全方面促成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是中国模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试想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为党和政府分忧，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社会责任会多么重（当然民营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党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制度性支持，离不开国企在基础投资领域的坚实保障）！
善待民营企业，就是善待人民；善待民营企业，就是巩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任何反对削弱民营经济的，都是违背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责任编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