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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以“极端天气频发，候战怎样通过传播提升公众的争惨气候行动水平？”为主题的气候能源工作坊在北京举办，工作坊设置了“从无感到意识再到行动”和“气候议题：从热点式传播到常态化报道”两大主题圆桌。年气
三十年的候战气候战争终结了吗？极端天气频发，个人能够做什么？面对确定的争惨不确定性，每个人如何与气候变化的年气未来共处？来自学界和媒体的专家学者围绕上述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工作坊由知识分子、候战赛先生联合主办，争惨能源基金会提供支持，年气知识分子整理其中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候战
高芳芳：大众对气候变化存在心理上的争惨距离感
做气候变化传播研究近十年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高芳芳感受到的年气最大变化是——现如今，气候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候战重视。
“这是争惨一个让人欣喜的现象，但我们依然面临很多困境。这个困境不仅拷问媒体，也同样摆在科学家和公众面前”。她指出，对比气候变化话题在过去和现在的传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如今主流科学界认为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在公众舆论中仍有少数壁垒鲜明的“反对者”在极力否认或质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
无论其背后是出于利益层面还是意识形态的考量，这些“反对者”也许人数不多，但其态度和观点仍有可能影响到公众的气候认知和风险沟通及相关的舆论走向和公共决策。
高芳芳认为，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主流媒体在气候报道中十分强调当今气候变化及其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且呼吁大众对此做出改变。在政府和媒体的积极影响下，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气候变化真实性这一问题上的共识度较高。然而，在公众“意识到”气候变化与“真正就气候变化有所行动”之间，仍存在着一道鸿沟。
一方面，采取行动需要付出经济、时间、精力上的代价；另一方面，许多人仍然觉得气候变化是十分宏观、离个人非常遥远的科学议题，存在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感”。提到气候行动，公众普遍面临的困境包括：
“懒”——“今天晚上坐地铁回家吧！可是下班好累天气好热，还是打车吧！"
“贵”——“一级能效的空调品质高又环保！但比普通空调贵太多，还是买普通的吧！
“躺”——“看到新闻说又有人因热射病去世了，但这些灾难离我还远呢，能过一天是一天吧！”
“愁”——“看起来很多媒体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但个人的行动这么微小，我一个人好像也改变不了世界，算了吧！”
“晕”——“网上有人分享了低碳小妙招，但要坚持每天做有点难啊，身边也没人组织；看过很多低碳生活指南，感觉很有道理，但有些建议和自己现在的生活习惯相冲突，想想就做不到。”
李迪华：解决环境问题是无数的细小的善的积累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李迪华认为，个人和社会、个人和科学之间是存在距离感的，正是这种距离感阻碍了个体在气候危机之中的行动。
“究其根本，在相关的环境教育、气候教育里，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没有被讲透”。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环境中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紊乱，是无数细小的“恶”组成的一个大“恶”；反过来说，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有无数细小的“善”的行动积累。个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因此有很多发力点。
首先是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方式，将对气候的关注和适应气候的思维加入到各自的职业中来。比如科研人员，想方法做跨学科研究，将自己的知识和气候变化的知识去做整合；比如工程师，努力使用环境影响较小的材料投入制造，更多应用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较小的工艺流程；比如设计师和规划师，改变城市的规划模式，想方法减少人们开车的需求，设计安全的城市，让行人能够走在足够宽的人行道上；比如商业人员，想方法采购在当地的食品，减少过度包装；再比如公务人员，对自己要有更高的环境道德要求，他们的个人行为要体现出更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要率先做出改变。
另外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网上购物，增加所在社区的商业活力；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当地生产的产品，推动压缩比如食品供应链条的长度；做好垃圾分类，减少或不使用塑料包装，减少或不使用一次性产品；优先选择工作地附近居住，减少日常通勤需求；坚持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公交、自行车或步行出行的生活方式。这些细小的生活行为都是在为支持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个人的贡献。
李迪华也感受到，其实人们并不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而是缺少像气候能源传播工作坊这样的活动去反反复复地传播，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你讲，这个人就是我们要去对话和交流的对象。这就是传播的意义所在”。
魏科：三十年气候战争，惨胜，未结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将围绕气候变化的争锋比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保卫科学的战争，一方是气候科学家、各国政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另一方则是反对气候科学的力量。
据统计，全球各地反对气候变化的观点约有200多个——
“气候变化在地球的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现在的全球变暖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全球变暖并不是人类活动，而是太阳活动引起的”；
“应对气候变化太贵了，有损经济”；
“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寒冷的时候战争很多，气候暖的时候都是盛世，全球变暖会让我们迎来一个盛世”……
但这些声音正在不可忽视地侵蚀着我们的世界，随便一个平台文章下面，我们或许都看到过“气候变化是假的”的言论。魏科指出，在介入战争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是谁。
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零散、微弱，而是“全副武装”的。当1988年国际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时候，国际石化组织也成立了一个名为“全球气候联盟”的组织，囊括了国际上大名鼎鼎的石化公司、汽车公司，他们资助反气候变化组织和个人，传播“气候没有变暖”、“全球变暖尚缺乏证据”、“气候科学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等观点。另一个游说组织叫做“冷静头脑联盟”，他们四处游说，煽动舆论，推动美国两次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
魏科指出常见的反气候变化的声音的极具迷惑性，比如“气候变化是地球的周期变化，一直在发生”。诚然，地球上的温度一直在变化，但是历史上的变化是自然发生的，速度较慢，而目前气候变化的速度非常之快，大家从新闻中也可窥见一二。地球历史上气候变化的最快速度，不及现在变化速率的1%。
尽管反气候变化组织和个人能量不小，但是气候科学的成熟和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教育了全球各界人士。目前，国际社会形成了统一的共识，走上了碳中和的道路。截至上个月，已有151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且有27个国家立法。在未来几年到几十年，哪个国家碳中和推得越快，意味着经济转型做得越好，越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也成为了不争的共识。似乎，在这样的共识面前，三十年的“气候战争”终于结束了。
在魏科看来，战争并未停止，许多反对的观点仍在流传。即使取得全面胜利，也只是一场惨胜，很多灾难带来的伤害已无法弥补。灾害也不断提醒我们，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传播至关重要，这是推动和加快气候行动的基础。
张伯驹：我们想过得更好、更安全，
代价不应是另一些人过得更不好、更不安全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伯驹提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外延远远超过环境保护的、更大的议题。就像我们常用的地图APP在地图上加入一个又一个图层，比如道路拥堵、空气质量等，气候变化相当于在所有问题上新加了一个图层，一种崭新的视角。这并非“特定”群体“应该”关注的事务，而是“所有”人都“必须”关注。
张伯驹举了一个例子。2020年初，吉林省西部的白城，一个属于科尔沁草原/沙地的地方，有一群关注生态的人们在这里创业生活，他们有些是“治沙二代”。多年治理，那里的草场已经有了一定恢复，放养了一些牛群。为了防止可能的暴雨淹没草场，他们花了一笔钱，预先租了一片海拔更高的草场。而刚好在一年后，2021年当地就发生了暴雨，他们的牲畜通过轮流在那片草场吃草而未受到严重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原来，其中一位年轻人作为青年代表参加了2019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正是在那次大会上，科尔沁的那位年轻人看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听到了全球为了适应这些变化采取的各种行动，也想到了自己家乡草场上的牛群。于是他回到家乡，与村民集资多租了一片草场。她非常幸运，很快就看到了这一“先见之明”的效果。
但是，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去到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呢？大多数人还不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突降的暴雨或者旱情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又一场天灾，面对它们，自己束手无策。
近年来，通过与民间救援队的交流，张伯驹也了解到，早些时候救援力量主要奔赴的是地震灾情，但到了现在，很多都是暴雨、洪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极端天气灾害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张伯驹尖锐地指出，弱势群体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会更加脆弱。中国14亿人中有8500万残障人士，面对灾害时，他们比常人的生存几率要小得多。这一巨大但隐藏在我们视野之外的人群，更需要关注。
迫近的气候灾害之外，需要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是老年人。研究表明，气温、湿度等急剧变化可能会加剧一些老年人的基础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此外，我国拥有巨大的流动人口，他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也不可忽视。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会对他们的生计、生活和健康造成各种问题。
张伯驹认为，气候变化既是科学问题，也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公平问题。“我们想过得更好、更安全，这一代价不应建立在另一些人过得更不好、更不安全的基础上。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脆弱人群尤其值得看见和关注，这才是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
观众说：对话与信任
@朱婧
会场上嘉宾的发言无一不精彩，但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魏老师的演讲，他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关于气候问题的谣言和阴谋论。我真的非常佩服他在面对这些反智言论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坚持。事实上，我之前已经看到了太多相关言论，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反驳的动力，心中充满了对“乌合之众”的抱怨，为他们的麻木心痛，却产生出了深深的无力感。
听到各位老师分享他们在推动气候变化理念深入人心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年来气候变得越来越极端的情况，和那些受灾的脆弱的生命，以及未来越来越紧迫的形势。突然间，我又增添了一点点勇气，想要更加努力一些，即使只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善，也是有意义的。
对我来说，也许可以从身边的大学生开始，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我可以带领大学生们走进小学和中学的课堂，与他们分享在全球变化中承担的个人责任和担当。我希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能够共同携手，分享经验，相互支持，形成一股合力。也许，我们可以共同推动公众的参与度，促进更加“气候友善”的社会氛围的形成。
@青脉
前几天，由于利比亚飓风和广西暴雨事件，青脉，由北京根与芽长风行动孵育的青年组织在青年人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针对气候问题的热点讨论会，由于与会人多是学生，大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限制。而恰好有幸参与此次工作坊，听到许多关注气候变化的前辈、老师把故事从联合国讲到小村落、从过往经历讲到未来发展，我们的视角无疑得到了丰富，开始一些新的思考：面对气候问题，我们或许不仅仅是该向上看怎么改善气候，也可以向下看到它的底层——公平与正义。“在我们过得更好的时候有没有让别人变得更糟”这句话可以常拿出来问一问自己。
我们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许多一线新闻工作者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报道情况，发现不仅仅是极端天气灾害，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融入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相应的传播工作也在努力聚焦到个体、个物的影响上，从而带动群众去了解、关心和行动。
还记得工作坊上的一位老师说看到现场也有青年人来而感到希望。其实反过来对我们来说，被诸多前辈们支持的这股力量，也在推着我们继续勇敢地向前探索人与环境、自然的议题。青脉也正是取自“青山绿水、脉脉相承”之意，希望美丽的山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传承下去。
@Nouet
本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其中魏科老师的三十年气候战争很吸引我。也许是因为一些阴谋论故事的影响，我有时候会想象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的世界里。魏老师的解说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这有些疯狂的想法。在一群科学家运用充分并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超出自然界自我吸收的能力时，一些行业、智库等团体和个人也因为自身的利益而运用各种手段去混淆视听。
另一方面，我从讲座邀请的媒体朋友那里了解到，对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不仅需要报导者专业的知识积累，对于传媒效益，说白了也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不得不考虑的。所以我们总是能看到新闻上大肆报道和我们不相关的流量花边新闻，但对于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气候变化却鲜有报道。据我自身的体验，我发现一些媒体具有将异常天气的报道娱乐化的倾向。比如“秋凉体验卡即将到期”、“强降雨继续营业”、“华西秋雨变脸”等，从内容上看，这些报道都缺乏对于全球气候异常的深刻认识，并且只关注生产生活的某些细小方面，尤其是人的直观感受，说白了就是冷不冷、热不热。它们没有发掘生产生活以及人类最直接的体验和气候变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让我觉得很烦的地方。
@Phyllis
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来自媒体报道。对于一位没有专业生态学知识的普通人来说，对气候议题的了解大部分来源于媒体报道，可以说，媒体在普通群众和专业科学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实质上，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是已经演变成科学、政治、资本之间的话语博弈问题。而媒体作为话语的呈现载体，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摆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话语中和，尽可能呈现客观事实，引导公众认知。环境问题需要引起更多人关注，而在如何引起更多人关注这方面，媒体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此类会议多多举办，促进科学团体与媒体之间的跨界交流，大家一起合力解决环境问题。
@苞子
非常感谢几位老师真诚的分享，很有启发性！
工作坊让我意识到每一个原有的社会问题都需要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下被重新审视。了解气候变化真相，才可能具备气候变化的视角，进而更多人可以在自己深耕的领域中觉察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气候变化公众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每一个个体改变生活方式。我们在代表自己的同时也可能是政策制定者、行业领导者、科技创新者、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公益行动者……只有当越来越多领域的人拥有气候变化的视角，才能提升更多群体的福祉，多方面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黎娇
会议中受启发的点很多，时至今日我也一直在反刍，以环境问题局内人和环境传播关注者的双重身份。以下，是我最想分享的两个点：
有机会去联合国就是好事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伯驹老师这句话是活动最有记忆点的金句之一。张老师某位朋友因为有机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而在第二年的洪灾中应对得到，最大程度维持了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与周围地区颗粒无收的强烈对比之下，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或许与许多观众不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振奋和鼓舞——关键意见领袖的“杠杆效应”。的确，我们不可能给予每个人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的门票，这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可如果我们换个思路：让科学资本（如峰会名额）的效用从个人溢出到更广泛的群体，以结果的正义补足过程的不平等，这不比裹足于如何等额分配更有现实意义吗？以点带面从来不是空话。现下更值得我们讨论的是，让这位参会者的所学所思传播到周围地区具备同样影响力和决策力的关键节点，帮助公众在最切实的衣食住行中应对气候和环境问题。
对话与信任
以科学、健康、环境、风险为议题的大科学传播从来都是多方对话，气候议题同样不例外。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并非水到渠成，重大科学发现与公众现实关切、科学传播议题、相关政策导向之间也不自然等同，决策者、科学共同体、媒体人、公益人、公众群体内部不同程度的回音壁效应无法忽视。如何破壁？对话，对话，还是对话。尤其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比如科学传播研究人员关于议题呈现、受众媒介偏好，甚至科学家特质（如幽默）对传播效果已经做了非常多讨论和探索，但多数结论与成果并未走进科学传播实践。研究证实，负面信息对我们有天然的吸引力，且坏印象一旦建立要花费加倍的力气来纠正，尤其在争议性议题语境下，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普遍低于平均值。多重挑战加持，我们低头做事的同时，更需要抬头看路，让彼此之间真正听得见、听得懂。
科学家之外，所有直/间接参与此次工作坊的媒体人、公益人、如我一样的议题关注者，都是所在社会网络中，事实上或潜在的关键传播节点。试着从感性到理性，在日常微观中跳到中/宏观，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阿英
环境问题是各方利益的名利场。作为一名小小的地球公民，努力做一个极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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