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的百年变不变都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卓有建树、文人性格独特鲜明的达们思大师级文化名人，他们的致梦值人生经历和卓越智慧是启迪后人的一部大书。丛书《百年文人：清晰或模糊的百年变不变都背影》共六卷八册，是文人中南出版集团与北京领读文化合作的出版成果。该丛书以人物为中心，达们思纵横百年，致梦值广涉文史，百年变不变都收录了750篇文章，文人合计350余万字，达们思涉及人物156位，致梦值从王闿运（1833—1916）始，百年变不变都至林燕妮（1943—2018）终，文人取其约数，达们思首尾百年。

6月20日，这部耗时六年而成的丛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了出版创作对谈，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骆玉明，学者余世存，《百年文人》主编梁由之等出席了这次对谈并发言。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部分与会嘉宾的发言精选。

梁由之：我之前编过一套书叫《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从1911年满清灭亡前夕民国建立前夕开始，一直到截稿的2011年，按照编年的形式选取我认为最值得节录的文章，选录的文章，从一篇到数篇不等，侧重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那时候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012年9月23日我刚从西藏回到北京不久，在涵芬楼举办的首发式，首印七千册大概几个月全部卖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书没有再加印，也没有做什么宣传，现在豆瓣还有9.3分。这个书出来以后，商务的老总、合作伙伴、社会各界朋友前前后后说了多次，让我再编一套书跟那个相配，形成双璧。因为我做事很多很杂，一直到六年以后，到2018年前后才重新动了这个念头可以再编一套书。

梁由之

这套《百年文萃》，除了正文以外还有三个板块：一个是人物简介，人物简介我们不是用现成的人物词典上的资料，是我跟我的团队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和价值判断重新撰写的，所以非常费力。比这个更费力的是我们对所有文章做了简要的述评，少则三言两语，多则几百字，这个要说得到位，说得恰到好处，而且还不显得多余，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这也正是我们愿意尝试、愿意做这套书的原始动力之一。这次这套《百年文人》，人物简介、简要述评和文章原始出处这三块跟《百年文萃》一脉相承，还增加了156位人物的头像和签名手迹。

而两套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百年文萃》是以文章为主的编年体，而《百年文人》是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我们从王闿运到林燕妮，取生卒年月的话刚好差不多百年。设立156个专条，比如王闿运这个条目下，不收王闿运自己的文章，收的是人家写王闿运的文章，正、反、合、长、短、大、小各类文章都有，合起来可以作为这个人的一篇传记或者行传，而这些文章里有很多大文、名文，也有一些八卦，非常好看，相对来说可读性远远超过《百年文萃》。156个人，少的只收一篇，多的，那种箭垛式的人物，比如鲁迅、傅斯年、陈寅恪、张季鸾，这些人少则几篇，多则十篇甚至十多篇，这跟我对他们的了解和能够找到的文章多少和精彩程度密切相关，合起来就像156个人物的传记。这156个人也并不是我们都认可的人物，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也都是非常错落的，有的是人格楷模，有的相对复杂一点，有的甚至人生主体被认为是负面的，可是他要么在学术上，要么在文章上，要么在社会影响力上，都还是有其显著特色的，我们认为在近现代历史上他是有一席之地的。

我是这样理解百年文人的，文人的主体是作家和诗人，这是传统上的理解。可是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变化、分化和细化，所谓百年文人还包含文史学者、报人、编辑、出版家、教育家、民间教育家、图书馆专家、翻译家这些群体，大致可以收到广义的文人范畴。而这些人的出现，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各种选择，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他们达致梦想的路径，他们的变与不变，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深层的思考。这个书坚持六年终于做出来，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自己的初衷，对社会对广大读者尤其青年人有无裨益，有待于时间和市场的双重检验。我们自己把这个书弄出来就是好的，这个就是一切。

骆玉明：首先祝贺由之做出这样一套书来，疫情期间，整个社会环境、生活状态都不太好，在有些烦闷的状态下，能够用心去做这套书，能够给很多读者、特别给年轻朋友提供非常好的读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以前很少劝朋友读书、劝年轻人读书，原因是我自己读书特别少，一天到晚说你要多读书，觉得自己的脸上也挂不住。但是现在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多读书，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给我一种感觉，一个是零碎，思想没有逻辑、没有系统性。一个是匆忙，生命好像就是零零碎碎不断消失的过程。然后还苦恼，为什么苦恼？因为你天天对付那些零碎的事情，必然有很多不顺心的事，这种零碎的、混乱的、焦虑的状态，在年轻人当中挺多的。所以读书有什么好处？读书把你生命的宽度放大，把你生命的厚度放大，你不会在那么琐碎的、不安的、整天不断发生又不断消失的偶然事件当中去消耗自己，你是站在一个很广大的、很高的立场上去理解很广大的、很深远的人类的生活内容，这时候你会觉得琐碎的东西根本不重要，你用不着操那些心，你操心自己怎么过得开心一些。

骆玉明

我劝人多读书，特别多读一点历史，中国百年的历史非常丰富，而且历尽艰难，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经过很多很多的冲突，很多很多的选择，也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当中也有很多人勇敢地承担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我们仔细读这样的书，会对百年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我们会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了历史，可能会对自己的理解更清楚一点，对社会的理解更清楚一点，你对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也会更清楚一点。不然的话你整天活得破破碎碎，这不是很没趣吗？

马勇：看中国三千年历史大概最大的变动在最近的两百年时间，这个变化还没有走完。这个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从传统中国走出来，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出来，走到现代工业化国家，走到现代工业文明。在这段历史当中可以看到，从作品当中，尽管都是文人，但你可以看到大家不同的贡献。“文人”今天也许不是很正面的词汇，但是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还是士大夫阶层引领社会进步和社会变化，因为中国这个结构，市民社会结构就是各司其职，士大夫的责任就是读书、思考和表达，我们讲文人的意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马勇

当然近代以来有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从工业化发生之后，中国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劳动者，我们才出现文字的改革，文学的改革。这些改革解决了古典中国的精英教育，把原来古典中国的精英教育改成大众教育，我们看19世纪晚期，不论是陈独秀还是林纾，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大众能够掌握文化，所谓文学革命就是这个东西。文学革命走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大众掌握了文化，大众可以运用文化去表达，必须感激这一百多年来文学的革命、文字的改良，让大家有了表达的可能。两百多年以前中国人的表达能力不是普遍化，文人才有表达能力，这是巨大的进步。这套书的编写，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祝贺的，在选本上，一个是标准，一个是范围，另外就是总会有各种遗漏，或者为什么收这个没收那个，这都是很正常的，将来梁先生有机会在这六卷出来之后再续，慢慢成为过去一百多年、两百年中国人精神历史的一个思想宝库。

葛剑雄：我的感觉是，我们用不着拿自己的标准或者拿什么通行的标准来要求梁先生选，这是他自己选的，这是代表他个人的，如果往大说叫价值观，往小说是个人的情趣。

葛剑雄

但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离开这样的选本，到底拿什么标准？全民投票？还是官方成立委员会大家讨论？我也参加过这类讨论，最后投票投出来的当然有一定代表性，但我想它不会使各位感兴趣的，而且最后它在历史上也未必能被你肯定。而梁先生他是个人选的，他叫我写序，我实际上给他为难了，我就要质问他，你自己的标准到底能不能前后一致，能不能自圆其说。昨天晚上我们正好有一个对话，他给我圆了一点，但是我现在还不满意，我觉得有的地方他圆不了，有的他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用不着多讲，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序，你们是支持我？还是支持梁先生？但不管怎么样，多一种不同的声音，多一种不同的标准，这样的话将来后人看我们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反映出包括各位在内的我们大家的一种选择。

余世存：由之身上有文人气，也有江湖匪气的一面，他是一个操作力很强的人，他这么多年出了这些书。我研究历史，最近一百年也是我关注的一块，这跟由之也是很接近，我们算是同龄人，这是我们这代人对中国近百年的时代和人物所做的一点工作。我们这代人其实深受百年中国的影响，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范式的转变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当然到今天可能有人说中国发展的范式在进行转型，新文化运动百年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可能见仁见智，这套书也是非常好的材料供大家思考选项。

余世存

我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讲一下对近代中国这些历史和人物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影响我们这代人，在于他们提供了人生社会的一些参照、一些坐标。比如由之选了我写穆旦的文章，我年轻时候就受穆旦的影响，而且把穆旦当作自己的兄长，也算是以诗人自居的。等我快到50岁的时候，我把龚自珍当作一个参照，而且很惶恐，觉得自己快到知命之年，跟龚自珍的差距太大了。这两年马上又到了鲁迅的年龄，这个也很麻烦，这也是一个很焦虑的事情，我们在座有些先生、有些人以后活的岁数会是两个鲁迅，可能跟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些文人，比如唐代的文人一般活50多岁，宋代的文人大概66岁左右，现代的文人可能都是90多岁，也就是说你的人生长度是我们知道的这些历史文人的人生长度的一倍，我们这个答卷交得如何？这就是我以前说我跟龚自珍比、跟鲁迅比的一个特别的、对自我一言难尽的原因。有位诗人叫李南，我很多次引用过他的一首诗，他说他快到40岁的时候，他写：“再有一年，我就活过了曼德尔施塔姆，但是我没有他那么澎湃的生命力量。”他心目中的参照是苏俄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我们这代人的参照可能就是百年来中国的这些文人。所以由之现在系统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些事做一个整理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我们现代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当下，我们的有效交流太少，怎么重建我们的有效交流，怎么重建我们的理性沟通，可能第一步还是对事实的认定，对材料的基本掌握，所以由之以这样的方式，他其实是构建了有他个人特点的纪传体断代史或者大的时代史，这一点特别有意义。

现场读者

当然下一步我们对百年文人的了解，可能还要往前推进一步，要有更多的人参与，使它成为我们日用的一个常识，这个常识虽然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推荐，但是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扎下根来，所以我们要真正地把这块作为社会和我们个人的正面资产，可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我们从比较笨的地方入手，像由之这样下笨功夫，先从最笨的态度出发去了解真实的历史，再来了解我们的现实，再去展望未来，才有意义。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穆旦的诗，穆旦之所以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其实是他在诗歌领域给我们汉语提供了新的人格的示范方式，不像我们理解的“文”，我们可能对“文”看得太高，还是停留在高的阶段，但是像穆旦那代人已经把“文人”和“文”看得很寻常，这也是现在年轻网友的心态。穆旦晚年的一首诗，写得特别好，感动过很多网友，他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诗人涅槃时候的天鹅之歌，而不是在诗歌领域好像我要做英雄、做王者，把自己看得很高。我们的汉语，从古典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以正常的姿态、以寻常的姿态来看待自我，再来看待这个世界，可能会让自己更踏实一点。

责任编辑：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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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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