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蝉鸣的钱景聒噪声中，福建进入炎夏时节，志愿沈菱（化名）也完成了研究生一年级的填报期末考试。

她所在的凭兴宗教学专业在国内的学科分类中属于哲学大类，要求学生阅读大量宗教哲学、趣还宗教社会学、钱景宗教人类学的志愿文献，且每门课程提交不少于5000字的填报论文。对于本科就读金融工程专业的凭兴沈菱而言，这是趣还很大的挑战。但在沈菱眼中，钱景思想家们对信仰与世俗生活关联的志愿剖析、田野调查里活灵活现的填报民间故事，要比两三年前金融试题里的凭兴数学符号有趣得多。

在社交媒体上，趣还她写下了从“香饽饽”专业转到小众专业的心路历程。这在诸多如何从“冷门”跃入“热门”专业的攻略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对沈菱来说，时至今日，她才开始领略到学业与知识的乐趣。

学科的“冷门”与“热门”、专业的兴趣与“钱景”，在时下高考出分和志愿填报之际，又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最近，《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高校学子、招生老师和教育专家，希冀从每个人的故事中探究哪些因素决定了专业选择，对个体而言，什么专业才是“好”专业。最终，我们发现，专业选择是一个更长时间维度的话题，兴趣爱好、招生介绍、大学教育、行业热度等诸多因素互相交织，共同指向“沈菱”们未来的人生。

“随大溜，就不会错”

沈菱是2016年在广西某县城参加高考的。在填报志愿时，父亲让她选金融工程专业。

“对于我们‘小地方’的人来讲，学习就是为了找一份能赚钱养活自己的工作。”在她父亲的认知里，“这几年学经济不错，别人觉得好的，我们随大溜，就不会错”。

然而，大学的第一节职业生涯课就给沈菱当头浇下一盆冷水。老师告诉他们，在这所普通的一本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是无法成为金融工程行业的佼佼者的。此后的学习中，沈菱慢慢领悟到了老师的意思。

她了解到，金融工程最理想的岗位是从事金融产品的设计研发，但自己一向不擅长数学，过去从不知道学金融会对数学有极高的要求。“学数学分析之前，我听到‘分析’二字，还以为是讲偏文科的东西，但它其实比高等数学还要难。”

对于金融专业学生，丰富的实习经历是就业的敲门砖。但对沈菱和她的大部分同专业同学来说，实习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很多都是从财经院校毕业的，他们说金融行业非常看重出身，不是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高校的学生，便很难有竞争力。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渠道能找实习岗位。”在她的班上，只有极个别学生因为父母从事相关行业，花费几万元报了注册会计师（CPA）培训班，又靠家里的人脉安排到咨询公司实习。

学校曾提供过转专业的机会，但沈菱觉得金融工程是学校最好的专业之一，不少人挤破脑袋想转进来，看上去仍有光明的前景。但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沈菱仍产生了“吃不消”的感觉，线性代数、数学分析、金融计量对她来说都太难了。

大三时，沈菱沮丧地意识到，自己确实难在这一看起来光鲜的专业里做出名堂，这令她陷入迷茫和自卑，甚至一度出现心理问题。

此后，有的同学考研，有的同学做了销售。沈菱的初次考研以失败告终。“二战”时的7月，再次被焦虑压得喘不过气的她偶然了解到宗教社会学，一些埋藏在童年记忆深处的画面随之被唤醒。

在沈菱家乡广西，多种多样的信仰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她幼时跟着母亲和外婆见识过许多民间节日和祭典，并产生好奇。沈菱把专业考试课本找来读了一个星期，被其中的理论知识深深吸引，并毅然决定跨考。

作出这个充满风险的决定时，距离考研只剩下100天。但这一次，复习和备考都比先前顺利得多，她最终如愿考上了宗教学研究生。

缺失的专业信息

今年1月，已经延毕的薛祺（化名）终于拿到了生命科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回看10年来的求学生涯，她留下一声深深的叹息。

薛祺记得在高中时，班上有几名参加生物竞赛的同学。他们的桌上总摆着一大摞动物学、生态学、进化学的大学课本。每每听他们讨论有关生命的演化与奥秘，她都会对这个学科多一些好奇。

高考结束后，薛祺报考了一所南方原“211工程”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出于对分数的把握和专业的兴趣，那是她唯一填报的志愿。

最终，薛祺如愿以偿地被这所拥有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录取，整个专业有70多人，但如薛祺一样饱含热爱、主动选择生物学专业的却只有四五个人。

薛祺对专业感受的转变发生在大二。按照培养方案，这一年他们要开始参与实验室课题。然而，当真正进入实验室，并在显微镜下日复一日地捕捉细胞踪影时，薛祺感到了枯燥乏味——比起实验室，她对生物的兴趣更在于出野外，去山林、海洋中捕捉生物样本，探究生命及其所在生态系统的宏观奥秘。但学校的强项却在于细胞生物学等微观领域，过去吸引薛祺的那些生态学、动物生理学等课程并未开设，更遑论有深度科研的机会。

回忆起报志愿时的招生咨询，薛祺发现招生组不曾提供过专业培养方案的相关信息。彼时，各所大学都会在高中校园支起长桌，“但他们都是看我分够了，说那就来我们这儿，至于相关专业具体要学什么，他们并没有特别介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沈菱身上。填报志愿时，父亲曾带她专程去过一次南宁，更多大学的招生组聚集在这里，但她接触的几所学校的招生组更关注分数是否够提档线，“不会跟我们讲太多关于专业的问题”。这使得许多信息始终未能传导至学生和家长。甚至当得知沈菱要去学金融工程时，家中某位亲戚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和土木工程差不多？

沈菱曾请教过她的中学老师，但未获得有价值的建议。在她所在的高中，老师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激励是，“等考上大学就好了，你们就不需要再努力了”。这令青少年时的沈菱一直对高等教育存在深深的误解。

“我一直以为上大学就是去‘玩’的，甚至还问过‘上大学用不用带笔’这种问题。”她苦笑着说。18岁的她与对大学及更遥远未来的展望间，有着一道深深的裂痕。

不断变化的兴趣

毕业于北京某原“985工程”大学的郑元帆（化名）曾担任过母校的高考招生学生志愿者，招生组老师会安排他们这些学生志愿者和高中生们拉近关系、解答疑问，通常会在招生咨询点的中学设置至少一名文科和一名理科学生。

来自环境科学专业的郑元帆主要为理科生进行讲解。在大学时，他很早就加入了课题组，课题组的氛围很好。在向高中生进行宣讲时，他会将科研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这些讲述令很多对环境科学专业并不了解的学生兴趣大增，有学生即便分数不够郑元帆所在学校的录取线，依然兴冲冲地说，受他的影响，想学环境专业。

“我对他说，你去的学校有更好的专业选择，就别报环境专业了。”郑元帆说到这里略显无奈，“但他说不行，他就想报。”

这令郑元帆意识到，这些中学生对大学专业的了解竟如此粗浅。“至少我的感受是选专业受宣传者的影响很深。如果换一个人来，学弟、学妹们的想法可能又不一样。”

参与过四年高考招生的国内某高校教师顾腾峰（化名）也发觉，招生组与学生的沟通能对学生们的专业报考倾向产生直接影响。

在顾腾峰所在的高校，不同学院会承担固定省份的招生工作，他所在的环境学院便长期与北方某省份对接。根据他的观察，来自该省份的环境专业生源对这一专业的学习意愿普遍更强，也更不容易转到其他专业。

“因为我们学院的老师在做宣传时会更贴近专业实际。”顾腾峰说，而其他省份的招生组在对专业的介绍方面则有些欠缺，“有些学生之所以报环境专业，是因为招生老师对他说‘这个专业冷门、分低，你先来，第二年再转到想去的专业’”。

不过顾腾峰也发现，在报志愿阶段表现出对某专业的强烈喜好倾向，甚至非此不去的学生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与家长会遵从“热门”与“分数不能浪费”的原则。

顾腾峰见过许多揣着“亮闪闪”分数的家长，抱着一种要实现“物有所值”的心态来咨询。“很多家长会觉得，‘现在我有100块钱，就必须要买到值100块钱的东西’，其背后的潜台词便是我的孩子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一定不能浪费。”他遇到过一些对文学很有兴趣的学生来咨询，家长却在一旁絮絮叨叨：“你这么高的分数，学文学白瞎了。”

“学生往往对自己的兴趣没那么坚定，他们一般都会屈从于家长的意见。”顾腾峰说。

然而在入学后，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变化会受到更多因素叠加的影响。

在读博期间，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刘霄曾对北京市1459名本科生大学4年的专业兴趣进行过跟踪调研。他发现，在大一时表示对专业不感兴趣的学生中，有58.2%的人会在大四时变得感兴趣，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越充实，学生的专业兴趣也会越高。这印证了“专业兴趣是可以在大学教育中培养的”。

刘霄还针对一些转专业和放弃转专业学生的动机进行过深度访谈。他发现有些学生本来有更感兴趣的专业，但听说课业繁重、要经常熬夜，就放弃了，因为希望自己的学业能够轻松一点；还有学生主动从热门专业转到非热门专业，是看重在新专业里做“鸡头”的感觉。

此时，“兴趣”有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并与爱好、教学质量、就业前景等相关联。“所以我们说，引发专业兴趣的因素是很多样的，这导致有些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在入学前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刘霄说。

走“弯路”也未必糟糕

近期，“网红”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教师张雪峰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激起了对于“边缘专业”“天坑专业”的讨论。一些身处“坑中”的学生也发表了“避坑心得”。一时间，绝大多数专业都被批驳了一遍。

作为一名被戴上“生化环材”天坑帽子的老师，顾腾峰却认为，许多焦虑的声音被放大了。

在他的教学生涯里，“尽管绝大多数学生起初都是不情愿的，但4年学下来，他们和热门院系学生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大。高考时，往往一分差出几百名、几千名，两分可能导致学生与某个专业失之交臂，但并不能以此判定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此外，谁也无法预判几年后的就业市场与行业热度，追求热门并非万全之计。在这两年的招生中，顾腾峰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专业将来好不好考公务员”。学校有和国外高校联合培养的项目，往年招生时非常受学生和家长青睐，但现在则会被问道：“要是读了这个项目，将来还好不好进体制？”

20年前，顾腾峰读大学时，环境专业曾是专业分流时比较热门的方向。当时，学院里还有一个基本无人愿读的地貌专业，落到了5名成绩相对靠后的学生头上。但这5名学生此后非常认真努力，最终全部被保送研究生，这让热门专业同学好不羡慕。

“如果真的对专业特别不满，想换个方向，读研时转专业、就业时努力寻找更想做的工作，这些都是能争取的。”顾腾峰说。

冷热专业的风评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学院为提升竞争力而作出改变。

有一年，顾腾峰所在的环境学院只招来十几名学生，学院便酝酿新方案，将该专业与热门领域相结合，打造跨学科实验班，并承诺给学生提供更多科研和保研的机会。该计划在面向全校的二轮招募中吸引了20多名学生。“如果学生一直不愿意来，学院就要不断推陈出新，激励和吸引他们。”顾腾峰说。

事实上，即便走过不适合专业的“弯路”，也未必就那么糟糕。

沈菱的班上就有一些从物理学、计算机或医学转来学习哲学的学生。她发现无论学金融的经历有多么“不堪回首”，她的思维方式仍然被这门学科不知不觉改变了。比如，在斟酌要不要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前，她的第一反应是“被采访给不给我稿费？”之后，在她向学长征求意见时，学长的反应则是“这是个宣传、壮大学科的机会”。

这一发现令沈菱有些汗颜，但她很快便认真剖析起不同学科思维在她身上的融会，觉得这样的一段跨学科经历，促使自己形成了多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

“高考专业的选择只不过是人生诸多选择的一隅。”在刘霄看来，既然人生注定充满矛盾，“不如将精力放在‘想清楚’上，做出那个至少在当下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 (2023-07-04 第4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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