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 俞樾 方志观 同治《上海县志》 光绪《川沙厅志》 光绪《镇海县志》 同治《续天津县志》
俞樾 (1821— 1907) ，字荫甫 ，号曲园居士 ，浙江省德清县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 中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 、河南学政等官职 。清末著名大儒 ， 历来以经学 、文学闻达于世 ，旁及史学 、训诂学 、诗词 、戏曲 、书法等领域，涉猎广博 。或因地方志旧时不为显学，少有人注意俞樾在地方志方面的成就与观点 ，部分俞樾生平研究文献中也缺漏相关叙述或是一笔带过 。事实上， 俞樾对地方志有一套独到的见解 ，并曾付诸实践，所参加编修的地方志多达 4 部 ，品质都较为上乘 。本文对俞樾的修志成果以及方志观展开论述。
一 俞樾参与编修的地方志
俞樾曾总纂方志 2 部，参修、审定方志 2 部，具体情况如下 :
(一) 同治《上海县志》
同治《上海县志》，应宝时总修 ，俞樾 、方宗诚总纂 。全书 32 卷 ，卷首《图说》1 卷 ，卷末《叙录》1 卷，共分设 20 个门类 。该志于同治十年 ( 1871) 定稿，刊刻于苏州臬台，副页刊有 “同治岁次辛未刊于吴门臬署”12 字牌记，是为初刻本 。第二年，书版从苏州运回上海后， 以王承基为首的当地士绅对书版进行了剜改 ，并增刻《补遗》1 卷 。同时插入新牌记一叶 ，上刊 “同治壬申夏六月南园志局重校本”14 字篆文 ，是为二次印本 。光绪八年 (1882) ， 时任知县莫祥芝命人查点庋藏的志书书版 ，对有侵蚀的版片进行嵌补重刊 ，补全刷印工料并制书架后再次印刷出版 ，是为三次印本 。纂修于中西交汇背景下的同治《上海县志》不但承袭旧志的体例 ，吸收上海县旧志的优点 ，还根据时局情况增设教堂 、海运 、制造局 、善堂等内容 ，对清王朝与外国之间的兵事也不多加避讳 ，保存了一部分珍贵的资料。
(二) 光绪《川沙厅志》
光绪《川沙厅志》，陈方瀛主修，俞樾总纂 。全书 14 卷 ，卷首《图说》 1 卷 ，卷末《叙录》 1 卷 ， 共分设 16 个门类 ，同治十一年 ( 1872) 初 ， 任川沙抚民厅同知的陈方瀛邀请川沙当地士绅设立志局，以道光十六年 ( 1836) 何士祁纂修的《川沙抚民厅志》为蓝本 ，参考《松江府志》及周边诸如上海 、南汇等地的县志 ，编修新川沙志 。当时同治《上海县志》刚问世，陈方瀛便延请俞樾担任总纂 。后因志局经费短缺 ，直至光绪三年 ( 1877) 该志才得以完卷 ，又经两年才印刷出版。《川沙厅志》卷帙不多 ，但门类设置齐全妥当 ，体裁严整 ，考证详实。
(三) 光绪《镇海县志》
光绪 《镇海县志》，俞樾总纂 。全书凡 40 卷，分门设类为 32 ，光绪五年 (1879) 于鲲池书院刊行 。卷末载有俞樾光绪五年秋八月小识一篇 ， 篇中记于万川于同治九年 (1870) 赴任天津县知县 ，上任后与邑境士大夫参稽旧志 ，旁搜博采 ，择善收录 ，历经数年成书 40 卷 。又恐新志体例不妥当 ，于是把 40 卷志稿寄往吴地 ，请俞樾审定 。该志叙事明析，体例完备，《兵制》《海防》 两门尤为详明，凸显了镇海为全浙江海上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特征。
(四) 同治《续天津县志》
同治 《续天津县志》，吴惠元总纂 ，俞樾任编辑 。全书 20 卷 ，首 1 卷分为 14 个门类 。道光二十四年 ( 1844) 进士蒋玉虹立志续修天津县志，费时 10 年采访辑佚成稿 ，未竟而卒 。同治年间，完颜崇厚任直隶总督 ，查得天津志乘失修，有重修方志之意 。恰逢偶得蒋玉虹志稿 ，于是便延请俞樾任总纂重新编辑 。不久后俞樾辞去，由吴惠元接任总纂 。蒋玉虹志稿内容上起乾隆元年 ( 1736) ， 下至嘉庆二十二年 ( 1817) ， 是志记事至同治八年 ( 1869) 。除传统旧方志门类外，同治《续天津县志》另附海运 、海口通商 、奉天贩运 、义地 、11 个通商国家简介等新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清末签订天津通商条约 、租界设立后的天津社会风貌。
综上所述，俞樾参与编修的方志共 4 部 ，但是参与程度却不一 。其中基本完全由俞樾厘定总纂的是同治《上海县志》和光绪《川沙厅志》。 二者的门类设置 、体例结构、内容收录与凡例基本无二无别 ，仅在个别门类设置上有所调整 。 比如光绪《川沙厅志》较同治《上海县志》少《物产》《学校》《游寓》 3 门 ，但再查下分细类，可知《物产》归附于《民赋志》，《学校》 归 附于 《建制志》，《游寓》 归附于 《人物志》。 估计是时川沙地狭人稀 ，这 3 类内容篇幅短小 ，无法独立成卷分为一门 ， 因此灵活调整 ，归于相近门类之下 。凡例部分，二者也非常相近。
《俞曲园先生年谱》记载: “同治九年 ( 庚午) 五十岁 …… 镇海宰官于印波 ( 万川) 纂修县志成 ， 惧体例未当 ，将全稿寄吴门求先生审定。” 《俞曲园先生年谱》又记载: “光绪五年 ( 己 卯) 五十九岁…… 《镇海县志》成 ，邑宰于印波乞序于先生 ，先生为作《序录》 一卷。”今日刻本中所见卷 40 即为 《叙录》。可知最低限度上 ，俞樾负责光绪《镇海县志》体例的审定调整工作 ，并亲自撰写卷 40《叙录》。
至于同治《续天津县志》， 虽然《衔名》中俞樾已经改列编辑一职 ，但依旧有部分学者把同治《续天津县志》视为俞樾总纂的方志 。事实上 ，在《俞曲园先生年谱》中记载: “同治三年 ( 甲子) 四十四岁 ……崇地山厚侍郎以通商大臣驻天津 ，请先生任修天津府志 ，以乏经费 、无任采访者 ， 先生仅就故书中钞撮 ，未竟其事。”而与俞樾同列编辑一职的另一人正是蒋玉虹 。可见在官方的定性中 ，俞樾所作的工作与蒋玉虹等同 ，是为志书修纂提供了蓝本与材料 ，这一安排 与《俞曲先生年谱》记载相符合 。因此只能说俞樾有参与志书编纂的前期工作而非总领 ，于体例编排，门类分设、内容增删等方面并无过多参与。
二 俞樾的方志观
上文已述俞樾的修志成果，此节拟通过4部俞樾参与编修的地方志以及俞樾友朋往来信札和曲园自著文献来论述俞樾的方志观。
( 一) 俞樾对志书体例等级划分要求严格
俞樾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志书体例要求是不同的 。比如对于较为特殊的都城志书，他认为可以仿效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和元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的体例，先要编纂 “行在所”，记录宫阙宫署 、宫禁曹司之事 ，接着才能按普通郡志的体例编修后续内容 。直隶州志 ，则可以效仿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先修郡志部分 ，再牵头续编下属县一级行政单位的部分。
对于修纂 “镇”这一级行政单位的志书，俞樾是较为认同的 。他自述道: “然近时乌程汪曰桢作《南浔镇志》，多至四十卷 。尝与余言: ‘省志备载一省之事 ， 不可太繁 。若府志 ，宜详于省志 。县志，宜详于府志 。镇志 ，宜更详于县志 。务在博采广收 ，不遗巨细 ， 以备将来修省志、 府志者之取裁。’”对于这一说法他颇为认同 。哪怕是仅有 44 页却分为 8 卷 15 门的宋常棠《澉水志》，俞樾也称其: “盖以简而见长者也。”同时又感叹: “明董谷又撰《澉浦续志》九卷。 澉浦一镇，自宋至明两修志乘，亦他镇所未有也 。近自汪氏 《南浔志》后，作镇志者颇不乏人。 如柳商贤之《横泾志》、王同之《唐西志》， 余皆为之序 。惟幼时见康莲伯 、子兰两昆弟作《临平镇志》，其书亦不下 《南浔志》， 而乱后竟无一字之存 ，是可惜也。”
(二) 俞樾主张承袭古制而不拘泥于古
首先 ，俞樾认为: “志书分门 ，最难详简得宜。”他举例宋朱长文《吴郡图经》， 指出 : “其书分上中 下 三 卷 ， 共 二 十 八 门 ， 未免太繁 。 既有 《城邑》而 《门 名》又 自 为 一 门 ; 既有 《宫观》， 而 《寺院》 又自为一门 。若斯之类 ，大可并省。”同时他认为在设置门类的时候要考虑客观规律:“分九，曰《地理》， 曰《公廨》，曰《版籍》， 曰 《财 赋》， 曰 《兵 防》， 曰 《秩官》， 曰 《人物》， 曰 《寺观》， 曰 《土俗》， 又似失之太简 。 山川竟无专门 ， 止附见于 《寺观》 中 。夫有山川而后有寺观 ， 殊为倒置矣。”此外他还认为宋罗濬宝庆 《四明志》、 元冯复京大德 《昌国州图志》 两部志乘都有太简阙典的通病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与明赵时春《平凉府志》分别分为 12 门和 17 门 。俞樾认为: “此二志差为详备 ， 后之修志者虽有异同 ， 范围不 要出此。”后人修志时 ，可以以此二志门类分设为参照 。事实 上 ， 无论是同治 《上 海 县 志》 《川沙厅志》 分设的门类 ， 还是收录的内容 ， 大多在此范围内。
其次，俞樾认为门类名目自有典型 ，没有必要出于博人眼球 、好为新奇的目的去更改传统修志定规 。如明何乔远《闽书》 中改名《人物志》 为 《英旧志》，下属又复分为 《缙绅》 《弁》 《关柝》《韦布》《闾巷》《侨寓》《裔派》 7 类 ， 十分混淆复杂 。他批评这种做法: “殊涉诡异， 无当大方。”又如明何景明 《雍大记》，改《沿革志》 为 《考易》， 改 《艺文志》 为 《志贲》。 俞樾诟病这种做法: “令人开卷茫然也。”
再者，对于舍弃分门立类的做法 ，俞樾持反对意见 。如明胡缵宗所撰嘉靖 《安庆府志》， 舍弃传统志书体例 ，不分细目 ， 改分全志为 2 记 、2 表 、12 志 、12 传 ， 体例近于正史类 ，是明代纪传体方志的代表作之一 。又如明胡松撰编年体方志《滁州志》，同样另立编法 ， 除《天文》 《山川》《物产》 各为一篇以外 ，其余内容都以编年纪事 。俞樾称这二志是: “泥正史之例 ，变志书之体，均非后人所宜效法也。”
但是另一方面 ，俞樾并不会一味地拘泥于传统修志体例 ，会量体裁衣地增删 、调整门类 。比如第三节中已有论述光绪《川沙厅志》中《物产》《学校》《游寓》 3 类因为篇幅过短 ，从而归附于相近门类; 《艺文志》下属的经部 、史部图书因为数量过少 ， 所以没有像子部 、集部图书那样独立成一子类 ， 反而合并为 《经史类》。 又如元徐硕至元《嘉禾志》， 水系分为 《江海》 《湖泖》《浦溆》《溪潭》《陂塘》《河港》《泾沟》《堰闸》 8 类 ， 俞樾并没有批评其分门过于分散繁 杂 ，反而考虑到嘉兴地处多水之乡的特点 ，认为水利相关事宜应当做到不厌其详。
具体到门类 ，俞樾也坚持繁简得当的观点 。元徐硕至元《嘉禾志》 共 32 卷，《碑碣》 一类多达 11 卷 ，把汉末三国至南宋期间所有石刻文字全文收录 ，以至于占全书体量三分之一 。俞樾不赞同这种做法 ，觉得太过繁杂 。他认为明沈朝宣嘉靖 《仁和县志》 “于碑刻之文 ， 止载其目， 不载其文”的做法殊为得体 。这一观点在同治 《上海县志》 和 《川沙厅志》 中也得到贯彻。
关于方志古今地名用法 ，俞樾也坚持古制 。他认为: “以古地名名书 ， 乃宋以来志书之通例。”并列举淳熙 《三山志》、 嘉泰《会稽志》、嘉定 《赤城志》、宝庆 《四明志》、 至元 《嘉禾志》、 延祐《四明志》、至大 《金陵志》等方志以说明 。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 “盖古来志书， 皆私家著述 。一人之力 ，闭户而成之 ，题以古名 ，但取雅驯 ，何拘时代 。后来开设志局 ，俨同官书 ，则务从今制 ，不题古名 ， 亦事理所宜也。”明代常熟知县杨子器重修县志 ，即改古名 《琴川志》 为 《常熟县志》。
总之 ，对于志书的体例 ，大体上俞樾坚持传统古制 ，反对革新 ，力求做到繁简恰当 。他认 为: “郡县之志 ， 自有体裁 ，何事更张 ，未免好异。”但是具体到每一部方志 ，他还是支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的做法。
(三) 俞樾重视前人修志成果 ，广收博采
同治《上海县志》 的 《凡例》 中提到: “嘉庆志之前 ，在国朝有史志 、李志 、范志 ， 在明有郭志 、郑志 、颜志 ， 当嘉庆志纂修时 ，郭志久佚 ， 亦未见郑志 ，故所引但称颜志 、旧志 。此次重修 ，得见郑志 ，颇有采录。”可知同治《上海县志》纂修的时候 ，纵向参考了明郭经弘治 《上海县志》、郑洛书嘉靖《上海县志》、颜洪范万历 《上海县志》，清史彩康熙 《上海县志》、李文耀乾隆十五年 ( 1750) 《上海县志》、 范廷杰乾隆四十九年 《上海县志》 以及王大同嘉庆 《上海县志》 共 7 部旧志 。对于前志中内容准确 、质量优秀的部分 ，俞樾会选择直接抄录 ， 比如《水道上》 中记载的 《吴松江潮候表》《黄浦潮候表》《黄浦潮候分四时表》 与嘉靖 《上海县志》 中 的 3 表一模一样 ， 唯有 《黄浦潮候分四时表》 下的小字按语语序不同 。 民国前 ，除仅存目于各部志书序文中 ，不知是否成书的明顾彧洪武 《上海县志》以外 ，上海县共修志 8 次 ，同治《上海县志》是最后一部 ， 也是唯一一部参考了所有旧志编纂而成的集大成者 。另外，无论是同治 《上海县志》，还是光绪《镇海县志》或光绪《川沙厅志》，志末都有《叙录》 1 卷，收录前志修纂人员姓名与序文全文 。前二部志书《叙录》对于为何收录这部分内容的解释文字一模一样 :“欲稽邑故者，安能舍此而他求哉? 今备载历次修志姓名并录其序以存崖略。”
于全志末别出 1 卷记前志纂修人员姓名与序文的做法 ，无疑体现俞樾对前人修志成果的重视 。这种做法突破了旧志体例的藩篱 ，是俞樾在方志体例上的一个创新 ，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地说道: “凡纂修郡县志 ，则历次纂修之人与其序不能不录 。然一展卷而连篇累牍不休 ，亦殊取厌。余重前预修《上海志》，偶出新意 ，于全书之末附《序录》 一卷 ，即将历次修志姓名与其序文均纳入其中 。光绪五年《镇海志》成，于印波明府求序于余，因为仿上海之例作 《序录》 一卷， 其文本不足存 ， 而此法似可用 ，故录存之。”
除了明清两代旧志外，俞樾还横向参考其他志书 。 比如他曾写信给应宝时建议道: “夷务、 关税 、海运 、水利诸大政 ， 大之系国家之安 危 ，小之亦关通省之利 □ ， 迥 非 他 邑 可 比 ， 当 仿《南汇志》 例 ， 别撰 《经略志》 为卷统摄之。”
(四) 俞樾主张无官私之见，择善而从之
除了历代旧修《上海县志》以外 ，俞樾还参考了陆庆循撰写的 《嘉庆上海县志修例》，书中对嘉庆《上海县志》 指摘言之有理的地方多被采纳 。 比如嘉庆《上海县志》中《物产》类附于 《疆域》 一门; 《祠祀》《学校》《兵防》 不立门; 《善堂》《义冢》 二类又附于 《寺观》。 对于这类现象 ，陆庆循多有非议 ， 认为应当别为门类 。俞樾在编纂同治《上海县志》 的时候就吸取了这几个观点并付诸实践 。嘉庆 《上海县志》 由时任上海县知县王大同主修，李林松主纂 ，于嘉庆十九年 ( 1814) 印刷出版 ，是一次官方主导的修志活动 。陆庆循以一己私言对该志多加指责， 并于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刊刻出版《嘉庆上海县志修例》一书 ， 可以说是颇为大胆 。然而，俞樾能够摒弃官私之见，不顾同朝官僚颜面 ，仅以优劣为取舍标准 ， 可见他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去裁定 、采收各类文献材料的。
(五) 俞樾重视文献资料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同治《上海县志》 与上一部嘉庆 《上海县志》 之间相隔五十余年，尚且不论这一时间内社会风貌与自然环境的改变 ，其间上海县还经历了租界设立 、口岸开放以及太平天国运动 、小刀会起义等事件 。如果只是抄撮前志 ， 同治《上海县志》绝不会如此精良。
在与应宝时的通信中，俞樾写道: “范志十六本弟处止十四本，存《田赋门》 四本在局，有局中条纸可据 ( 附粘于后) ，乞仍属局中诸公一查。”又言: “兹有《艺文》 《金石志》 须查者数事 ，乞转交局中查示。” 还言: “日从事《水道志》，其五年间开吴松江一案已钞得否 ，从速为荷 。稿中夹有一纸，是元二年开吴松江事，未知即此否 。又云有俞塘案亦须查明，务祈转致局中即 行钞示，以便纂录也。”是见其催促应宝时派人核查相关内容的准确性。在同治 《上海县志》《凡例》中，也规定了志书内容: “由各乡董采访到局，详加覆核，始行载入。其城署、坛庙、形制变更并据档册所载。虽咸丰乙卯以前档册尽毁，兵事、祥异半出传闻，然亦择善而从，不敢妄参稗史。”
在审定同治《上海县志》《田赋》 一门时 ，俞樾对志局送来的原稿不甚满意 ，他提出: “前呈之稿弟二卷 《赋额》尚有宜酌改之处，即弟三卷《漕运》 内附 ‘裁除津贴’一折，有酌提苏粮道库四分漕项一节，已经部驳，亦宜登明是前稿，尚非定本 。阁下阅后乞仍寄还， 弟再向方伯借道 光年间全书，参考互订，以期无误。”但是在《凡例》 中却说明: “《田赋》 新额田地 、米银各数一依同治四年 《赋役全书》。”可见采用了更近的材料 ， 可见俞樾对文献资料时效性的重视。
(六) 俞樾主张直笔谠论 ，不避私讳
官方修志往往由邑官起头 ，召集地方乡绅组成局董 ， 任派当地人采访 ， 再由当地人担任主纂 。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县修志凡 10 次 ， 除同治 《上海县志》 由浙江德清人俞樾主纂外 ，其余 9 志的主纂都是当地人 。 ( 其中清乾隆四十九年《上海县志》所例主纂浙江桐乡人皇甫枢实为挂名 ，真正执笔编纂的是上海县人沈崇勋)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出现为乡讳 、为族讳 、为权贵讳等曲笔现象。
俞樾在与应宝时的通信中曾建议仿照《南汇志》别创《经略志》 一门 ，但是又说: “若更创立新名 ，恐大拂诸董之意 ，遂毁其议。”可见俞樾对志局绅董的意见是很顾忌的 。在另一通信札中 ，俞樾向应宝时坦露心迹: “去年若不立分纂之名 ， 概作采访 ，则譬如治庖然 ，鸡鸭鱼肉一 一买来 ，听庖人之自为割烹 。虽手段平常 ， 尚是一色 。今既使各人分纂矣 ，所分纂者谁不自以为定本? 此如馆子中见成之菜 ， 整碗端来 ，虽有易牙 ， 不能取而改作之 ，况手段平常乎? 故推阁下见爱之盛意 ， 则以为局中诸公所拟者皆料也 。鄙人删之改之无不可也 ，而局中诸公则未必然矣， 故尚有稿本 ( 数卷) 未及交来 。贾云翁云: ‘随时尚需添补 且此数卷无需动笔。’ 然则由苏写本之说不过阁下与弟之私言 ，局中诸公所不乐闻矣 。 即勉强为之 ，而其啧有烦言 ，从可知矣 。此番所奉督批又因有所避忌不可宣布 ，然则与局中立异者直是鄙人一人之见 ， 有不身为怨府乎?”由此可知 ，俞樾在编纂过程中 “删之改之”或以苏州写本 ( 当时俞樾在苏州紫阳书院任教 ，故称) 为标准的做法受到分纂们的抵触，以至于志稿的审定进度受到阻碍 ，而他本身也承受了一些非议和怨恨 。但是他紧接着就表态道: “弟承阁下厚爱 ，而于上海本地人则自来未受其一丝一 粟之惠 ，即为怨府 ，亦复何害。”以示他并不会受其烦扰的决心。
事实上 ，从同治《上海县志》 的内容来看 ，俞樾的确是做到了直笔谠论 。 同治十年本 《上海县志》 卷 21 《人物四》载: “李林松 ，字仲熙 ，号心庵 ， 鹏冲子 。颖敏好学 ，中乾隆六十年 举人 ， 成嘉庆元年进士 。授户部主事 ， 伉直不阿 ，时和珅柄政 ，以林松能条举部事 ，甚器之 ， 终不一往谒 。久之迁员外郎督漕 。蒋兆奎惩漕弊 ，请石加二斗以杜浮收 ，林松以为未得清漕之实， 先有加赋之名 ， 坚不主稿 ， 事乃寝 …… ”卷 32 《杂记三》 又载: “秦凤楼 ，性严刻 ，为御史时 ，每闻笞夹哀号之声 ， 深以为快 。及罢归居家 ，家奴有犯 ，亦用此刑具 。人畏之如蛇蝎 ， 死后子孙亦遂凌替 …… ”可知在初印本中 ，该志对乡绅 、邑人的记载是不分好坏一并收录的 。但是 ，同治十一年 ( 1872) ， 书版运回上海县后，县志监理王承基召集原纂诸人迫不及待地剜改再版 。核对同治十一年本 《上海县志》， 可以发现以上两条前一条中李林松为和珅赏识的内容被删去 ， 另有改动突出他坚决与和珅划清界限 ; 后一条则完全被删去 ，重雕沪上妇人伪为男子从军故事一则 。这明显是为权贵 、邑人讳。《人物》《游寓》 等涉及人物收录的门类也多有替换和加塞。可见经王承基等人剜改后的同治 《上海县志》 已经存在曲笔的现象。
俞樾曾在 《九九销夏录》 中专门列出 “志书贤奸并载”一条加以讨论 。他认为自古方志: “主于表章先哲， 记载循良， 故史家贤奸并列 ， 而志有美无恶。”这是延续了 《太平寰宇记》的体例 。但是后文又列举嘉靖《江西通志》 仿诸史奸臣、酷吏传创立《奸宄》一门 ; 万历 《广东志》 设有 《罪放》《贪酷》 两门; 《赤城会通记》 分官吏为 “有事官”“无事官”“有疵官”，人物分为 “乡献”“乡僇”以及正德《武功县志》人物善恶并著，以示法戒的做法 。俞氏建议后世修志者如 “欲寓劝惩微意”，可以效仿以上几部志书 。这无疑透露了俞樾对方志记人有美无恶特点的不满。
对于修志时掺杂私货的行为 ，如明何乔远《闽书》 最后一门 《我私》 记其宗族 ; 明汪来 《北地纪》 最后一卷收录的都是汪来自己的文章 ， 以修志之名成私集之实的做法 ，俞樾颇为不屑 ， 他批评道: “此文士之见 ， 亦当刊削者也。”
(七) 俞樾主张不畏列强 ， 保存史料
同治 《上海县志》成书于中西交汇的大环境下 ，彼时西方列强已经用武力打开清王朝的大门 ，并在上海 、天津 、广州 、汉口等地成立租界 。 因此在修志初期，对于涉及西方列强的内容，俞樾很是谨慎 。他就此问题曾向应宝时建议省略西人西事: “至与外夷交涉事似少述为宜 ， 不特国体所关 ， 难于下笔 。且以一时权宜之计而垂之志乘 ，使彼中人永远执为口实 ，更有所不可也。 高见以为何如?”
应宝时是如何回信的 ，今日未能在两人往来信札中找到 。但是稍后一些时日 ，俞樾再次写信给应宝时说: “志稿于彼事过涉铺张 ，宜为詹侯所不取 ， 示令动手时以数语了之 。然数语亦须有附丽之处 。鄙意外国人冢墓即可附见 ‘冢墓’一 门 之 末 。其 教 堂 由 武 庙 、书 院 改 还 者 ， 即于‘武庙 、书院’后附及之 ，如此方免另立专条 。然不知外国人以为如何? 尊见同否? 乞示悉 。至爵相饬查修志缘起 ，鄙意此不必再有局缮申 ，只消贵衙门将去年绅士公禀装头报明修志缘由及开 局日期 。至全书体例 。声明此时不过采访，应俟纂辑诸人悉心议定再行申报 。如此亦足搪塞过去。”信中俞樾提到曾国藩认为志稿中涉及西事的内容太过铺张 ，在审定志稿时用寥寥数语记 载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俞樾却持相反意见 ，认为就算是再小的内容 ，体例安排也一定得妥当 。甚 至 “怂恿”应宝时在上报志书体例时 ，找理由搪塞一下，以 “先斩后奏”的方式把志书修完。从这里可以看到 ，俞樾对于“外夷之事”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转变。
应宝时历来对涉外事宜较为强硬，他曾多次参与与外国的交涉 ，甚至在正式上任上海道台后， 逼迫英、法两国军队撤出驻扎在上海城厢的军队 。或许是应宝时回信中的允诺给了俞樾强有力的支持，才使得俞樾的态度有了改变 。俞樾自己也在随后的一份回信中解释道：“西人屡屡要求， 闻之气 结不扬。此鄙人议修志所云 ‘彼事从略’者，先有鉴于此也。”以说明自己先前顾虑重重的原因。
从同治《上海县志》的具体内容中 ，也可以看到俞樾态度的转变 。 比如卷 2 《建制》， 毫不避讳地记录了五口通商后 ， 上海海关的方位 、统辖 、税额 、盈余 、例禁 、支疑 、各国商船停泊位置等内容 ， 甚至详细抄录与英国 、法国 、美国 、俄罗斯 、荷兰等 11 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具体内容 ; 卷 11 《兵防》中收录清军与外国军队作战的事迹等 。这些内容的收录无疑和俞樾最初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 ， 另一方面 ， 俞樾也较为巧妙地避开了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比如对上海的外国租界只字未提 ，这一特点在同治《续天津县志》中也有所体现 。或许在当时的政局下 ， 租界的存在太过于丧权辱国，以至于成为无人敢提的禁词。
结语
清代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曾分别于康熙 、乾隆 、嘉庆时期三次兴起大修《一统志》 的全国性修志活动 ， 这无疑促进了清代的修志高潮 。而在这一过程中，《大清一统志》 起到了体例的统一与示范作用 ，在同治《上海县志》的序言 、凡例 、门类小序中不时能看到 “今遵 《大清一统志》 例”的字样 ，这无疑是俞樾方志观受到 《大清一统志》 影响的表现 。 同时 ，诸如孙星衍 、全祖望 、王昶 、钱泰吉 、钱大昕 、 阮元等清代著名学者都或多或少投身于修志事业 。无疑 ， 俞樾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 ，深受传统儒学影响的俞樾却不固步自封 ，反而颇能打破传统 ，这也是他和同时代方志学者的不同之处 。朱士嘉曾批评分野之类的旧志门类: “往往被封建统治者用来彰显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 ，内容往往穿凿附会 ，不一而足。”因之视其为封建糟粕。 而同治 《上海县志》 与光绪 《川沙厅志》 二者的凡例都提到: “分野之说不足信 ， 故删去。”在同时期的方志都还保留此种门类并往往置于卷首的境况下，俞樾能直接删去此门类 ，并直言 “不足信”，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十分务实。
事实上，修纂于封建王朝背景下最后一部上海县志的同治《上海县志》 也的确是一部历来为人赞赏的方志 。民国柳亚子称其: “于方志中颇称名著。”民国时期，上海县知事吴馨在当地士绅的建议下发起了新一轮修志活动 ，历时 6 年于 1918 年纂成民国《上海县续志》。 对比该志与同治 《上海县志》 的门类设置 ， 可以发现两者数量 、名称完全一样 ， 连编排次序都未作改动。在卷末 《叙录》 收录的 《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县议事会议决案》与 《筹备处拟定订采访调查简 章》 中记录修志处办法 8 条 ，直接明言: “依同治志门类继续纂修。”“采访 、调查员按旧志二十门分门担任。”“各市 、乡修志筹备分处，均发前清同治县志二部 ， 以备采访员之考察。”可见当时修志人员对同治 《上海县志》 体例 、 内容认可度极高 ， 直接以其为蓝本续修新县志。
从上文论述可以得知，在修志实务上，俞樾取得较高成就，尤其是他能够从编修志书的实务中跳脱出来，总结地方志这一类文献特点 。但是，他参与度高的地方志仅有两部，在同时期的方志学者中只能处于平均数水平 。此外，俞樾对地方志的理论集中于方志体例优劣的品评，实际编修过程中的经验没有再次整理总结，从而没能达到到理论上的高度 。这也是他与一流方志学者，如郭棐、顾炎武、方苞、洪亮吉、章学诚等人的差距 。但是他在博览大量地方志的基础上，以实务与理论相结合的办法编修地方志，秉持直笔谠论，不避私讳，不讳列强的精神纂修方志，是尤为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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