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历史上，日本经济的经济腾飞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激起了世人经久不衰的奇迹兴趣——起初那被看作是一个奇迹，后来变成了一段历史，日本但自始至终都是经济一个谜团。

有些人认为其原动力是奇迹某种特殊的东方价值观或“勤劳革命”，有些人强调外部环境和战后特需促成了这一繁荣，日本但更多的经济声音则归结于日本特殊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

日本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的奇迹观点，大体上属于最后这一派，日本不过他着重的经济并非著名的通商产业省，而是奇迹一种在战时为了举全国之力支撑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他称之为“1940年体制”，日本认为正是经济这构成了战后日本的基础，也是奇迹“日本经济奇迹”起落盛衰的真正谜底。

《战后日本经济史：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

[日]野口悠纪雄 著，张玲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显然，这种制度设想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逻辑，因为当初的“改革派官僚”构想、推行对产业实施国家统制的根本目的是政治层面的：动员全国所有资源赢得战争。

具体做法如国家控制企业、打击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进行税制改革以改变以往新兴产业未被充分征税的状况、大幅削减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把农村地租由实物支付变为现金支付以减轻农民实际负担等等，最终都是更充分、有效地掌控全国的资源，提升一个财政-军事国家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能力。

这一方面使企业活动纳入了国家军政体系的轨道，很多企业均是由政府扶持，依靠军需生产而快速成长起来的，而通过提高关税和产业制造许可，还迫使外企撤出日本；另一方面，则大大强化了从社会的汲取能力，筹集了军费，而确保农村脱贫则保障了军队最重要的兵源稳定。

这些做法，在战后的确很长时间里都延续了下来。研究日本战后史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就曾说过，日本大企业中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诞生于战后，其余都曾在战时或战前受到政府的扶持，官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典型画面，便是一小群官僚精英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对国家经济实施长远的规划。因而《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的扉页就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动荡时代的管理》中的箴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只不过在战后日本，这些管理者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并且是出于国家总体目标的考虑来干预经济活动。

在此，野口悠纪雄否认了那种“战后民主改革为日本带来经济复兴”的观点，相反，他强调是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和战时发展起来的企业成就了战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他着重的是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强调主导日本战后经济基础的制度，在战时就已经定下。

这一主题在日本国内争论已久，桥本寿朗曾对三种基本观点（连续说、断裂说、战时源流说）做过详细梳理，不过日本学界至少有一点达成了基本共识：战前和战后的经济体制的确大不一样，战前以自由放任为主，战后则计划色彩浓厚。如果由此看来，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确实就应回到战争时期去寻找。

东京银座街头

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能很好地解释日本在战后经济的盛衰起落。简单地说，它在短时间内可以充分调配、动员起全国的资源，实现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时局变化之后，同样的体制已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反倒成了绊脚石。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套体制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家的长远需要出发来投资重化工，做到有限而分散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另一面，这种国家干预的方式本身就使得实现现代化的资源分配违背了市场原理，最终当经济活动越来越趋于复杂的时候，通产省的精英即便再具有远见，也无法仅靠一小群人的预先设计就能有效指导经济活动了。

在此，野口悠纪雄也直率地批评了安倍晋三内阁的经济政策并非“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向战后体制的回归，因为其基本方向正是否定市场的作用而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在论述这些大问题时，野口悠纪雄可谓举重若轻，和一般的经济史著作不同，他以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解释了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活动现象之间的关联，甚至还不时穿插自己自战时以来70多年的生活经历（他本人刚好和“1940年体制”诞生于同一年），以自己在大藏省任职、在美求学的所见所闻印证这些观点，使得他提出的看法既是学术见解，又有几分像是一个老人饱经世事之后的“人生感悟”。

他的洞察往往基于强烈的直觉，因而他在1980年代全日本狂热地相信“美国已经不行了，未来属于日本”时，本能地感到“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和他在两国所见到的情形不符，相反怀疑日本的飞跃仅是“镀金”。

1987年，正是他率先撰文指出，日本当时的地价上涨是泡沫，事后他的预见性得到了充分证实。不过，也是因为这种写作风格，他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力主要在大众而不在学界，不少经济史学者认为他观点太鲜明，对细节的把握不免粗糙。

不论如何，这不失为一家之言，但也因此，“1940年体制”在本书中几乎成了对战后日本经济史的万能解释——这当然有解释力，但却未必充分，既忽略了战前积累、战后民主改革对经济活动友好的政策、对美国的搭便车以及后来老龄化少子化对劳动力的变化，也过度强调了官僚体制的力量。

不仅如此，正如霍布斯鲍姆等人曾指出的，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家力量介入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各国的常态，甚至欧美也不例外，直至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后才大力转向市场化为主的新经济政策——其利弊则争论至今。

就此而言，日本的“1940年体制”似乎也没那么特别，但问题在于，为何这种体制在日本特别稳固持久？

在此或许还可以追问：如果说是1940年体制奠定了此后的变化，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当时这种体制的确立？仅仅战时需求并不足以促成这样的制度变革。

在欧美，适应这种战时动员的机制即著名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有时也被称作“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是强大利益之间的结合，但却并不像日本这样将全社会的资源全面掌控；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无疑极为强大，但这并不影响它实行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像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警惕这一复合体可能劫持国家政治的公开呼吁，在日本政界恐怕也不可想象。

事实上，日本一向主张民营部门分担国家的经济职能，政府和企业共同改善经济问题，促使市场发挥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作用，至迟在明治维新时的《教育敕语》中就已提出“一旦缓急，则须义勇奉公”。

这意味着，战前日本企业虽然相对自由，但政府原本就一直保留有干预和统制的权力，“1940年体制”隐含的基本理念“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做奉献，而不得追求私利”早就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正如野口悠纪雄自己也意识到的，战后实现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大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一样要求大企业承担公共责任，强调企业内部的劳资协作，赞同政府对市场加以严格限制，具有统制经济的倾向。

当时面对这两个战败国经济的兴起，美国也都做出了压制性的回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德国并未像日本那样陷入长达20年的“平成不况”。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远非仅仅经济学能解释的了，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战后日本对美国是一种依赖性更强的单边结构，但联邦德国却是一直处于一个多边框架内。

这样，虽然德国经济在1970年代就已遭遇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一度陷入“滞胀”，但它可以转向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来缓解这种冲击；而在政治上，德国也能更坚决地转向发挥市场力量的思路，并在货币政策上顶住美国逼迫德国马克过度升值的压力。

相比而言，日本的困境在于，它的战后经济体制能很好地优化全国的经济资源，但这本身却基于一种静态的设想，前提是有一个稳定不变、且日本能阻挡其渗透的外部环境，然而，当美国开始反制、尤其是冷战结束带来外部环境剧变时，它却迟迟未能及时应变。

这恐怕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带来的惯性而已了，倒不如说隐含着日本作为一种相对孤立文明的特性：日本人极其擅长在一个稳定环境下充分利用资源，但却非常不适应一个动态、复杂多变且不可控的环境，而这却是英美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基本设想，认为这才是“自然状态”。

对日本来说，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外部环境剧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挑战、政治挑战，甚至可说就像晚清的中国人在面对外部危机时那样，是一种触及思想深处、文明层面的挑战。日本近二十多年来的蜕变之所以艰难困苦，恐怕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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