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医院是医疗队的战场之一。在武汉，两家参照抗击非典期间的北京小汤山医院建设模式建设的医院——武汉火神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分别于1月23日、1月25日开建，用于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两家医院相继建成后，共计床位2600张，并迅速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医务人员，被称为又一个“中国奇迹”。

　　2月8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当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管雷神山医院。与此同时，一支500人的医疗队伍搭载4架包机连夜从辽宁省大连市赶往雷神山医院。

　　虽然大连之前已派出两批医疗队，但此次集结人数之多，让辽宁医疗队总指挥长、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徐英辉感到有点突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去哪，也来不及开会，一接到任务就立刻分头布置：医务部落实人，后勤保障部落实物资，各方面都在紧急协调，包括出发时间、地点、车辆等。2月8日下午2点接到通知，2月9日凌晨，500人、4000多箱物资就到达了武汉。”徐英辉说。

　　2月11日，辽宁医疗队到雷神山医院了解布局。

　　“那时，这里还有1万多名工人在忙碌着。刚刚开了两个病房，剩下的没验收，病区只有一个初步的规模，里面设备、仪器都没有。大家就和建筑工人一起，边建设边验收，边准备病房边收治病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尚东说，要满足收治病人的条件，有大量工作要准备。他们与中南医院医务人员一起，到库房去领设备，对病区进行布置，检查水电是否正常，核对药品并摆放整齐……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两名青海医疗队队员等待出舱时小憩。费茂华摄

　　3天后的2月12日晚5点半，A13病区开诊，辽宁医疗队开始收治病人，并在之后陆续接管17个病区。

　　雷神山有32个病区近2600位医护人员，他们来自全国12支医疗队189家医院。接管该院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也派驻了403人。如何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医务人员团结到一起，是雷神山医院“大管家”——院长王行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接手后，王行环迅速召开会议部署配套建设和运行方案，组织医疗队伍和管理团队，定下了“边建设、边培训、边治病”的策略和“将病患死亡率控制在4%以内”的目标，并在24小时内从无到有地完成了一所高标准三级甲等医院的架构，从管理、后勤、感控、医护各个层面打造了一支精锐之师，保证了早收治和整体收治能力。

　　“整个医院有领导小组，有办公室，下有6个工作组，各司其职。整体由中南医院负责管理，我们听中南医院的指挥，有分工有协作，配合好他们并且融入进去。”徐英辉说，雷神山指挥部每天组织大家聚到一起开会，上午9点、下午5点各一次，讨论病区建设和收治病人的问题，查缺补漏。有时候就在病区里开会，现场解决问题。

　　这样的节奏在雷神山医院交付后的一周多时间内持续地运行着，带来的效果也显而易见——医院运行之初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得到了高效的解决。

　　3月1日，记者走进雷神山医院院区。整齐的活动板房，已加盖防水层的病房楼，严格把关的各个关卡，有序忙碌的人群……现在，这里已经不见了初建时的紧张感，一切都在有序进行着。

　　“近期在设计队徽、队训，筹备战地文化优秀作品评选活动，希望以此来传递正能量，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徐英辉说。

　　“床等人”，这三个字背后凝聚了太多人的艰辛和不易。援鄂医疗队的到来，当地救治场所资源的增加，让这道算术题变得容易起来。

　　2月5日凌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一行抵达武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去重症集中收治医院进行调研，调整收治病人结构。原来，这些医院轻重症患者都有。经过协调，将轻症患者转到了其他定点医院，空出床位集中收治重症患者。”该局医疗资源处四级调研员王斐说，增加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这是一道必答题。所以，国家下了很大气力，补充了全国千余名危重症诊治专家和管理专家、感染防控专家，共同来完成这个重任。

　　床位相当紧张，是疫情初期武汉的现实。方舱医院的出现，带来了希望。焦雅辉说，方舱医院是一个效率很高、成本又低的方法，集中收治了大量轻症确诊患者，把医院有限的床位腾出来，用于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实行分类救治，提高了收治率，改善了治疗效果。

　　事实上，无论是重症定点收治医院的扩容，还是方舱医院的增多，都离不开源源不断从祖国东西南北而来的医务人员。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有国家医疗队、上海医疗队等；在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有从祖国最西边赶来的新疆医疗队等；在武汉市第五医院，有江西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医疗队的到来，不仅把新建医院瞬间填满，还不断在原有定点医院开辟出新病区。

　　2月4日，经过紧张忙碌的48小时改造，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江苏省医疗队共同建设的“联合ICU”启用，成为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区分院救治危重症患者的主战场，并于当夜收治了18名危重患者。

　　继2月3日与北京大学3家附属医院共同开辟新的危重症救治单元后，2月8日元宵节夜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独立开辟新的救治单元。截至2月19日，3个病区共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153人，其中重型患者120人，危重型患者33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医三院院长乔杰对于自己“硬核”团队的战斗力给出了高分评价。

　　奋战48小时后，第5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整建制接手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两个病区，截至2月12日下午3点40分，两个病区已收治重症患者100人。

　　2月14日，武汉市委组织部发文，任命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何强为新建的黄陂方舱医院院长。因为之前何强所在医疗队参与了江汉方舱医院的治疗和管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很快，何强就结合黄陂方舱医院的实际情况，对黄陂方舱流程进行了优化改进。2月20日，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又从黄陂方舱医院调派到武汉江夏区日海方舱医院，该方舱医院设计床位4500张，规模为武汉市最大。

　　多一张床，多一个病区，就多一份希望。在疫情初期，每一位医务人员都为之努力。“新一批医疗队来了，早到的医疗队能撤回休息吗？”“不会，他们已经去开新病区了。”记者在1月底2月初采访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大家都是“铁人”，每一名从异乡来的队员，几乎不需要适应新环境，便能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到这里突然发现，和我擅长的、熟悉的重症护理技术，似乎有点不一样。同时面对27位患者，工作节奏、流程、性质也不太一样。”在一层一层防护装备的严实包裹下，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党晓曦有点着急了，但她很快稳定心态，用最快的时间熟悉患者情况，“27位患者中有4位病情较重，血氧饱和度、氧气流量、输液量，当看到患者时，脑子里又自动蹦出来这些护理记录的内容，一下子又找回了自己的工作状态”。

　　“她吃得少，睡得少，工作起来没白天没黑夜，顶住了各种风险和身心压力，给后续队员打下坚实基础；面对纷繁琐碎的工作，她能连熬24小时以上不合眼，我们心疼地劝她休息，可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吴欣娟这样评价该院内科ICU护士长夏莹。吴欣娟哽咽着说，在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面对如此工作强度和身心压力，即便工作多年也很少见。

　　如果说实实在在的床位让“应收尽收”更有力量，那么顶尖力量现场指导和隔空支援，让降低病亡率又多了一份底气。

　　“医疗队当中院士领衔的团队都在临床一线指导开展重症救治工作。”焦雅辉说，武汉市的非重症定点医院，则形成了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组建了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专家团队，专家每天巡回指导，对住院病人进行评估，及时筛查出重症病人，并转运到重症和危重症的定点收治医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深刻指出，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保障。

　　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仗，也不例外。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说，针对一度出现的医疗设备和物资紧张问题，不仅要求加紧协调保障需求，同时要求各派出医院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募集呼吸机、人工膜肺（ECMO）、医用防护服等医疗设备和用品支援前方。特别是国家救援队，在支援武汉的前一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大部分医疗物资都是由后方医院支持的，这也保证了医疗队能够到达目的地立即开展医疗工作，争分夺秒救治病人。

　　在防控物资全国缺乏的情况下，每支医疗队背后的“娘家人”，都“勒紧裤腰带”支援前线。

　　“除了人员之外，我们在高精尖设备上面也是带足了家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说，在疫情防控和重度肺炎治疗过程中，需要ECMO、无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血透仪器和设备，“这次我们都带来了”。

　　这场战斗，虽然来得突然，让很多东西来不及仔细准备，但是每个人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能力。临行前，每个队员的行李箱都装得满满当当。医疗队队员的物资箱，让国家援鄂医疗队员、北医三院普通外科主治医师李刚想起了每次探亲返程前妈妈帮忙整理的行李箱。他说，从上战场的“弹药”到生活物品，从垃圾袋到指甲刀，能想到的都被塞进去了。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京医院呼吸科周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发前，医院都准备得很好，牙刷、拖鞋等都准备得很齐全，“在防护物资紧张的情况下，本院的医护人员优先让我们带着”。

　　在这场战役中，每家医疗队都做好了吃苦、打硬仗的准备。他们不仅自带“干粮”，还建立了自带防护物资统筹协调机制，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急需物资。

　　2月3日，山西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练习穿脱防护装备。新华社供图

　　准备成立重症病区时，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从武汉向北京本部发出了设备援助请求。2月7日，配合医院第五批医疗队出征，中日友好医院派出的援鄂车队，驾驶着满载医疗物资和设备的大型货运车，星夜飞驰于大广高速北京至武汉段的1200公里“生命线”上，车上载着的29台设备包括3台ECMO、4台无创呼吸机、4台有创呼吸机、1台转运呼吸机、6台监护仪。

　　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医疗队护理组组长赵培玉说，物资和后勤保障组负责医疗队库房管理、物资清点和补充、与当地医院的沟通等具体工作。这个小组每天都要对所有医用物资进行清点，明确哪些物资是充足的，哪些物资是需要急备的；还要对每天新接收的物资进行检查，确保符合医用标准、临床能够使用，为整个医疗队的后勤保障做好服务。护理人员和医生都分成了不同的临床工作组，每个组都会指定联络员，专门负责与物资和后勤保障组沟通。赵培玉说，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医疗队已经建立相对成熟的物资和后勤保障工作机制，自上而下的物资分配、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都很顺畅。

　　各医疗队大后方的支持都在不断升级。北京协和医院后方对武汉前线的支持，已从选派专家医护团队、提供丰富物资与生活保障，转入提供全面学术支持的新阶段。医院要求后方多学科专家团队针对前方提出的临床问题及时研究讨论，第一时间提供最合理的治疗策略方案，指导科学精准施治。

　　“这个病人存在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他的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同步升高，这肯定不是纤溶亢进，他还在高凝阶段，应采取抗凝治疗。”“他的气道压力很高，需要建立血流动力学监测评估，如果是全身的原因，要从全身去想办法。”在一场高级别远程会诊中，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赵永强教授、重症医学科隆云教授、血管外科郑月宏教授针对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普遍存在且持续时间长的高凝状态，达成技术共识，要在无禁忌症情况下广泛开展抗凝治疗，减少DIC发生。

　　最早一批医疗队至今，已两月有余。两个月的日子里，大家没日没夜，与时间赛跑，他们是最美逆行者，也是最累的普通人。

　　“还好，不是很累。今晚还有个夜班，明天就能休息6天了。”3月4日采访北京医院ICU副主任常志刚时，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截至3月4日，常志刚在武汉已经整整39天。

　　过去的一个多月，有一件事让浙江省医疗队员、浙江省人民医院ICU主任杨向红印象最深：武汉四院的一位36岁的医生，在抗疫一线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病情进展很快。但他一直很乐观，多次表示康复后会第一时间去捐献血浆。令人欣慰的是，他现在终于可以康复出院了。然而，他出院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间可以重上战场。

　　“当地医务人员真的太辛苦了，能为他们分点忧，我觉得值得。”杨向红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关心关爱广大医务人员，他们夜以继日、连续奋战，非常辛苦，也有医务人员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体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随着武汉在院患者大幅度下降，对缩短时长、加大排班频次提供了条件。焦雅辉说，也开始了整建制轮换，目前到达的医疗队和最早到达的进行整体轮换。如福建、天津医疗队已在休整。另外，近期到达的医疗队化整为零，编组到早期到达的医疗队中扩充配备，拉长工作排班的频次。如甘肃经过人力补充，医生可以工作一天休息一天半到两天，重庆医疗队的医生从一周50小时～60小时下降到25小时～30小时，护士从工作40小时降到20小时。

　　所有医疗队到达湖北省武汉市后，都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接受了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和受援医院的统一指挥、统一安排，来参加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管理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说，医疗队到达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前方工作组组织专家进行了医疗救治、院感管控和个人防护的相关培训，指导各医疗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总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让党旗在临床一线飘扬，提高医疗队的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

　　2月28日，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舍小家、顾大家，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地冲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第一线，展开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命大救援。有超过2000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有多名医生、护士以身殉职，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抗疫乐章。

　　马晓伟说，这场严峻的抗疫斗争，是对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者的精神风貌、职业操守、意志品质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对多年来医学专业学科发展、技术进步、应急能力提高以及组织管理工作的一次集中检验。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并进一步丰富了内涵，升华了价值。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医德高尚、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队伍，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