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世之俗，祝总重学历，斌中讲师承。国古祝总斌先生则说，代史他主要靠自学。祝总在这篇经验谈中，斌中祝先生回顾自己的国古学思经历，告诉我们：治学应从目录学、代史文献学入手，祝总求得门径；要积累语言文字学和职官、斌中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国古建立广博厚实的代史基础；研究要精细读书，融贯理论，祝总大处着眼，斌中小处着手；要追求新意，国古论从史出，没有创见不写文章。他也回顾了前辈学者的影响与点拨，说明自学并非无师，而是转益多师。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后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今由李屹轩据后者校订。

材不材斋中的祝总斌先生（2006年）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ǐ，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第3页）；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覆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一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覆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分见《廿二史考异》卷四〇、卷三六）。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参考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尔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方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祝总斌先生购藏的天文学史著作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

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的《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参《两汉刺史制度考》，载《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出版社，1976年）。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会班次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侍中、中常侍、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但文属性质则一。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职属、文属之别）。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谓）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隐隐包含可能救、赈像虞舜、伊尹这类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窃国者（如周武王）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势益彰（如子贡），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胠篋》，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不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以上看法详参拙作《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载《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勒兵入尚书，斩萧令，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胡三省注：鸾录尚书事，故称录君），父母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1957年第二次印刷，今人标点）。

然而据《南齐书》，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尚书令。萧鸾录尚书事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何来录君（录尚书事）头衔？何况《资治通鉴》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斩萧令（尚书令）！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注释出错，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将录君作为名词下属。其实，正确标点应该是：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云云。这里录是逮捕之义。綦毋珍之极受宠幸，如萧鸾夺郁林王位，必定杀珍之，故杜文谦才以复少日录君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由此及彼，发展成科研论文。如上述《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之例，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

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分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50、60年代有些鸿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彩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

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发展的原因与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准、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准，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见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个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准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彩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卷一九《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做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的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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