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裁判文书的公开公开率越来越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下图为行政、判文刑事、书为时间删除民事案件三大板块的何段后被文书公开率:
行政案件从2018年的74.41%下降到2022年的0.06%，刑事案件从2018年的中国75.87%下降到到2022年的8.32%，民事案件从2018年的裁判84.03%下降到2022年的27.18%。
明显可见，公开文书的已经总量大幅度下降，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不公开成为原则，判文公开倒成为例外了，书为时间删除不仅如此，已经公开的文书也在减少，因为有的文书公开后又被删除。
裁判文书公开与员额法官制度同属于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公开的初衷是接受公众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应该说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才对，而不应该无限制把扩大不公开的范围，否则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就形同虚设。
但是正应了那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不是要求裁判文书公开吗，那我作出判决后就先公开一段时间，稳住“公开率”，完成一个指标，事后再删除，任务完成了，又避免了舆论压力，两全其美。
不仅如此，公开的判决书还可能越来越简略，对证据的认证和事实的分析，以及本院认为部分，能有多简就有多简。
现在很多法院的判决奉行“言多必失”的原则，内部的审理报告对判决的理由详尽论述，但对外公开的判决书内容对判决理由则简要论述，有的对原被告双方（控辩双方）的观点也只是简单回应，甚至不回应，让人看不懂法院是怎么得出判决结果的。
我认为这是法官害怕舆论，不自信的表现：我怎么判的就我自己知道就行了，没必要让你知道。说多了还容易被人抓住瑕疵，不说、说少让你无从下手，要上诉你自己去猜吧，这样就不至于给当事人辩驳的空间。还有就是水平不行，凭经验是要这样判，但要释法说理，说不出来，只能简而化之。
应该说裁判文书公开是个好制度，它让公众能够参与和监督个案公正，能够充分利用类案判决的“大数据”，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
同时，这对法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在的法院案多人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精雕细琢个案，也就没有这个自信公开裁判文书，也不愿意因为公开文书招惹舆论，惹来一身麻烦，所以先公开后删除也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我认为，要真正实现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法院系统既要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业务能力要求自己，也要有面对舆论检验的魄力，否则搞先公开后删除的小动作，只会让公众产生不好的联想，反而影响公开制度的正当性。
(责任编辑：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