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妇产科主治医师

一名实习儿科医生因抢救措施处理不当，医生最终导致新生儿死亡，抢救是不及否应该为这个新生儿的死亡负责？

这是 8 月 29 日 BMJ 上报道的一个真实案例。在法庭上，新生她的儿死几名同事一直称赞她很称职——最终，这名医生被判「无罪」，亡被为说仅被给予警告处分。判无

图源：BMJ

实习医生抢救不及时，致新生儿死亡

这起事故发生在 2020 年 10 月。同事

当时，好话实习医生杜利帕拉（Suryasatya Dhulipala）刚刚结束了一年的医生科研工作，来到某医院实习。抢救BMJ 报道显示，不及她是新生一名「在读 6 年级的社区儿科医生」。

英国医师培养为 5 年医学院教育 + 2 年基础培训 + 5～8 年专科培训模式，儿死专科培训第一阶段通过考核成为儿科执业医师后，可独立从事医疗活动。专科培训第 6 年，也就是杜利帕拉所处的这个阶段，大约相当于国内高年资主治医师水平。[2]

一天，杜利帕拉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个分娩前已经「胎动减少」的新生儿需要儿科医生，杜利帕拉赶了过去，大约在新生儿出生后 8 分钟就到了现场。BMJ 表示，按照当时的病情，杜利帕拉应该立刻给新生儿气管插管。

但是杜利帕拉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使用面罩给氧。之后，她一直盯着新生儿起伏的胸部，认为「这表明了患儿呼吸正常」，但她没有全方位地评估患儿的缺氧情况，尤其是患儿心率情况。

欧洲复苏委员会指南曾明确指出：即使在有胸廓起伏的情况下，如果持续通气 30 秒后，仍存在心率不齐或心率小于 60 次/分，则患儿缺氧状况未改善，需要进行气管插管。如果无法插管，可考虑使用喉罩。[3]

来源：参考资料 3

除了没给新生儿插管，杜利帕拉也没及时地置入脐静脉导管，直到新生儿出生后 29 分钟左右才置管成功，她也没有协调好新生儿复苏团队各成员的工作。

直到新生儿出生后 42 分钟，另一名顾问医生（相当于国内的主任医师）到场后，才给新生儿做了气管插管。最终，由于杜利帕拉延误了气管插管的时间，导致新生儿遭受了严重的缺氧性脑损伤，在四天后死亡。

八个同事都说她好，法庭判其无罪

新生儿死亡后，杜利帕拉很真诚地表达了「悔意」，并报名参加了多个课程提高新生儿抢救能力等等。后来在法庭上，曾与杜利帕拉共事过的八名资深同事，都给予了杜利帕拉很高的评价。

她的现任医疗主任表示，杜利拉帕现在更能保证「安全」，也在改善该部门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名儿科主任也接受了法庭的书面证词质询，她在证词中表示，杜利帕拉在进行病人交接讨论时可能会显得紧张。

但她觉得，杜利帕拉的这种紧张反而让人放心，因为这表明了她希望自己能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如果一名医生在经历了这样的事件后还信心十足，那才更令人担忧。」这名儿科主任说。

图源：视觉中国（非本案例中的新生儿）

法庭上，GMC（英国医学总会）的律师表示，杜利帕拉可能已经完全纠正了自己的过失，但认为鉴于临床过失的严重性及其结果，为了保护医疗行业的声誉，仍有必要判定她「不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杜利帕拉的律师却反驳说，之前法庭上有类似判例：医生已经事后补救，但还是影响了其执业资格，这些案例的当事医生都是因为不诚实、或是态度有问题，杜利帕拉并没有这样。

律师表示，如果一个医生的过错是纯粹的临床诊疗问题，那么当其完全纠正了这个错误、弥补了该项缺陷、并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后，那么我们不应该再认定其执业能力不足。

在本案中，仲裁庭同意了辩方的意见。仲裁庭认为，虽然这种医疗差错非常严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影响其执业资格的程度。仲裁庭表示，在充分权衡了杜利帕拉的端正态度、补救措施、没有前科等情况后，仲裁庭认为给予她「不当行为」的认定，已经足以说明过失性，如果再要认定她临床执业能力不足，就可能惩罚过度了。

最后，杜利帕拉只被给予一个警告处分。目前，杜利帕拉在一个社区儿科部门的儿童保护小组工作，为地方政府对收养的儿童进行健康评估。

作者后记：

身为妇产科医生，这个案例让我久久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医生因能力问题犯了大错，他诚恳地认错，积极地弥补，认真地学习，最终在能力上达到了应有的水平，那么他造成的错误能不能够被原谅？

有人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何况医生的一个失误失去的是患者的生命，也有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作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永远是防患于未然，「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

致谢：本文经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张永泉律师 、上海邦信阳（杭州）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吴迪律师 专业审核

【注】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张永泉律师 案件分析：

新闻中信息不全，根据现有信息，仲裁庭采纳了本案中证人证言，形成了审判者的心证，认为本案中被告人的过失并非新生儿死亡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但其又却有过错，过错行为没有达到苛以刑责的程序，故做出了行政处理的决定。

结合我国司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明确新生儿的客观死亡原因，也就是不能仅凭「临床推断死亡证明」记载的死因来作为定案依据，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临床死亡原因推断的结果与法医尸体检验结果之间存在 1/4 到 1/3 的差异率，所以尸检是涉及人员死亡案件定案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另外还需判明新生儿死亡并非其他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插管及时则新生儿必然存活」这一条件得到确证，显然在科学的态度下，是难以获得认可的。所以最终难以判定本案中的医疗过失是致死的直接原因，也难以将本案定罪量刑。

在本案中，「同事」的证言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英美法系中，不存在所谓司法鉴定的概念，仅有专家证人或者咨询专家来解决各种案件中的非法律问题。而本案出庭作证的人均为医学专家，其证言将很大程度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认识。

处以警告处罚的行政处理方式，对于一个多年行医经历的人，也稍显宽容，应当在免除刑罚的同时增加行政处理力度，比如重新参与学习，补充考试，义务劳动等符合英国司法体系的判罚，仅仅一次警告对于遏制类似事件出现显然是不够的。

本案的核心要点不是「过失」的问题，除了报道的极个别以杀害患者为乐的人渣外，医疗过错均为过失过错；本案的重点在于明显医疗过错下，如何进行进行归责划分，比如更应该关注致死的原因是疾病转归，还是医疗的介入，比如错误将 KCl 注射给其他不需要的患者，造成心脏骤停死亡的，显然没有这个错误行为就不会产生死亡的后果，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苛以刑责的。

但是就本案来说，普通新生儿不需要气管插管，其本身的呼吸窘迫无论是宫内造成还是自身缺陷造成，都是造成死亡这一后果的最主要原因，将这类过失等同于过失杀人显然有失偏颇。

上海邦信阳（杭州）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吴迪律师 案件分析：

本案发生在英国，英国属于「英美法系」，亦可以理解为「判例」国家，即，法庭系依据已有生效裁判文书形成的裁判规则，对于类案进行统一处理，个案存在差异的，则由法官结合实际案情，做个性化的裁判。

在英国，在过失的认定上需要法官判断，法庭赋予医学行业尊重，由行业判断行为之合理性而非由法庭判断。「如果他按照一个做法行事，而该种做法被熟知那种特定技能的一群负责任的医疗人（a responsible body of medical men）接受为适当，他就不应负过失责任...... 换句话讲，如果一个人按照这种做法行事，不能仅因为存在一种相反的意见应认定他有过失。」

除此以外，经政府机构与司法机关协调，英国也适用「免责主义」，即医护人员承认医疗错误和道歉后，英国医学总会、护士和助产士总会这些行业组织依旧会认定他们信用为「良好」，法庭在裁量时也会考虑上述观点。

就本案而言，该医生采用通常做法检视其起伏呼吸，而忽略了其应为之「插管」诊疗行为，确属存在过失，但考虑免责主义的存在，维护行业尊重，法院在认定其真诚悔过并不断提升医疗技术后仅给予警告，也符合免责主义的理念。

就我国而言，医疗损害事故适用的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赔偿责任而言，国内医务人员诊疗过失的，一般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医师本人的责任，我国医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或者开展医学临床研究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或者取得知情同意；（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拒绝急救处置，或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五）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执业规范，造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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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非案例中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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