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辛格后担任了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周恩廉正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恩来后来在讲解《中美联合公报》时谈道，说博士到士其中关键的底博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原外忆基“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交官好处”。
基辛格。周恩图/视觉中国
“博士”的说博士到士智慧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了访华的底博破冰之旅。当尼克松夫妇及大批随从人员在好客的原外忆基主人陪同下马不停蹄地饱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之时，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却哪也没去，交官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关在房间里就中美联合公报的辛格未尽部分进行最后的谈判。
公报的主要内容在基辛格1971年11月访华时已达成协议，尤其是突破了其中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表述，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后担任了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恩来后来在讲解中美联合公报时谈道：“这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称‘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
现在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表述，双方仍有不小差距。
乔冠华提出的方案是，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拒绝了，说这会破坏整个关系，因为美国公众绝不会答应。基辛格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将撤军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前提”联系起来。乔冠华在研究、请示后也拒绝了。
这样就陷入了僵局。基辛格问，如果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回答说，这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这让基辛格有些紧张，因为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
最后，又是“博士”想到了一个主意，把撤军这句话拆成两句来说，这样就可以表达更微妙的意思。乔冠华立刻表示有些兴趣，还进一步提出用“前景”来代替“前提”，基辛格觉得这样更好。大功终于告成。
基辛格感叹：“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但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动感情地推行均势政治的人。”
他说，尼克松访华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签订了什么正式协议，而是两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互相“估量”了对方，并且认定他们能够执行并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国际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联合公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必要对新的关系作一个正式表述，这在中美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是一个象征，必须能“镇住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派’和美国保守的右派的批评”。
当然，美国国内的批评是尼克松必然会面对的。一些人批评尼克松是“叩头外交”，认为他作的重大让步只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一位观察家挖苦说：“他们得到的是台湾，我们得到的是‘蛋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克松的中国之行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与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几乎立竿见影地改变了，越南问题不再像一个不可解脱的梦魇。
10月24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在美国纽约举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向美前国务卿基辛格颁奖，表彰其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图为美国前财长盖特纳祝贺基辛格博士（右）获奖。摄影/本刊记者 记者 廖攀
中美秘密联络的“纽约渠道”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此后中国设立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最初两年，代表团还承担了一项特殊工作：中美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1971年7月访华后，双方开辟了一条“巴黎渠道”，由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大使沃尔特斯直接联络。但巴黎毕竟太远，中国代表团来后，基辛格提出在他和代表团团长黄华之间开辟一条秘密联络的纽约渠道（黄华不在时由代表团二把手陈楚代替），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
当时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阿纳多利·多勃雷宁之间也有一条这样的直接联系渠道。基辛格认为，这是一条侦察地形、避免重大僵局的途径。在第一次访华时，他就告诉周恩来，美国将继续与莫斯科打交道，但是将把可能达成的涉及中国利益的协议都详细告诉北京。
最初几次秘密会谈由唐闻生担任翻译，她随乔冠华回国后，施燕华代替她担任翻译，并兼联络员，同温斯顿·洛德保持直接联系。温斯顿·洛德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也是他的亲信和密友。
施燕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避免代表团的电话被窃听，她总是使用街上或联合国的公用电话。美方给她取了一个代号Kay。这是因为，如果报自己的名字，一来秘书很难听明白，二来总有中国人找洛德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施燕华的丈夫、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的吴建民回忆，有时候施燕华突然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做了什么，他不能问，她也不能说。
中国代表团的车都是黑色林肯轿车，挂CY打头的外交牌照，很容易识别，因此每次约会都由中情局派普通家庭用车来接。时间多在晚饭后，施燕华会提前请司机班长把地下车库的门打开，美方的车径直开进车库，关闭车库大门，黄华再下楼登车。
汽车驶入僻静的曼哈顿东区43街，停在一栋二层小楼前。这是一栋无人居住的空楼，二楼小客厅里除了一套沙发和一张茶几外什么都没有。时间每次都安排得很精准，双方到达的时间一般只差一两分钟。
每次会谈施燕华是唯一的翻译，这是她第一次担任政治会谈的翻译。中央领导对会谈极为重视，外交部要求她不但要做翻译，还要做记录，要报回逐字记录。她感到压力很大，口译速度明显放慢。
在施燕华的印象中，基辛格个子不高，戴着大框眼镜，很自信，微笑时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他说话喉音重，带着德国口音，作为哲学博士的他喜欢用长句和大词，夹杂着拉丁文，而且常常一边讲话一边嚼着桌上的点心。施燕华觉得，他那带着饼干碎末的喉音简直是一种灾难。让她能够稍微放松的是，出身燕京大学的黄华英文很好，在延安时就是毛泽东和斯诺之间的翻译，如果有什么问题是会替她把关的。
作为联络员，施燕华还担负着传递口信的任务。有时，基辛格自己不来，派温斯顿·洛德来传递口信。有时，中方有信息要反馈，就请洛德跑一趟。
洛德来的时候总是很晚，有时甚至是深夜。他来之前，施燕华会跟值班人员打好招呼，让其留意门铃。人到后，她会给客人准备好茶水。她发现美国人都爱喝中国的茉莉花茶。
进入1972年4月，越南形势升级。这期间，中美双方频频接触，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又微妙的外交博弈。
4月3日，基辛格派洛德来纽约，递交了一份口信。口信的正式名目是答复中国对美国舰船侵入西沙群岛海域的抗议，但真正目的是提醒中国政府注意越南问题对于美国的极端重要性，称“各大国有责任对这个问题发挥缓和的影响，而不要恶化局势”。4月12日中方答复了口信，对越南人民表示声援，警告美国已经越陷越深了，但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5月8日晚9时，尼克松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北越所有港口布雷。就在讲话发表前一小时，基辛格派彼得·罗德曼来纽约，向黄华递交了尼克松给周恩来的一封信。这种信的格式都一样，没有签名，信纸上没有发信机关的名字，连水印也没有。信中提醒周恩来，“想在印度支那长期待下去的不是美国”（暗指苏联），并回顾了“过去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耐心地打开了建立在两国深远利益上的新关系”，希望“在一时的激情冷下来之后，我们能集中精力于长期的利益”。罗德曼注意到，黄华脸色忧郁地读完了信，未做评论，还请他喝了几杯茉莉花茶。
周恩来收到了这封信，同时还收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信，要求将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陆路转运。中方发表了响应越南、谴责美帝的政府声明，同时“驳复”了柯西金的信。这期间，中国还通过巴黎渠道向美方询问了有关美国众议院领袖哈尔·博格斯和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的技术安排。事实上，访问定于6月底，时间还早。
基辛格回忆，此前专家预料北京会冻结中美之间除不重要的民间往来外的一切关系，中情局分析中国很可能会像1968年前派出支援部队那样对越南提供直接援助，包括同意苏联的援越物资通过中国的陆路运输。至此他们明白，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之路仍将继续。基辛格感叹：“到这时我们已十分清楚，中国人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均势政治”终于给美国带来了孜孜以求的“体面的和平”——1973年1月23日，《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巴黎协定》终于由各方签署。更重要的是，战后的两极世界结束了。
越南问题解决后，基辛格于1973年2月再次访问中国，双方发表公报称：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将对和缓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1973年5月，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联络处。中方的内部通报称：“双方将互设的联络处，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
基辛格说，通过几年精心培育，美中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这是一种建筑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奇特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因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
记者：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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