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大概8年里，我一直被两个问题困扰。消亡心理
第一个问题是健康：为什么美国人变得如此悲伤？抑郁症的上升已广为人知，药物、危机酒精和自杀导致的美国绝望死亡也在增加。其他一些统计数据同样令人不安。人何
自1990年以来，变得薄自称没有亲近朋友的此刻人数增加了4倍。2019年，道德25至54岁的消亡心理美国人中没有结婚或与恋人同居的比例上升至38％，而1990年为29％。健康40岁的危机美国人中有25％从未结过婚，创历史新高[1]。美国超过一半的人何美国人表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报告“持续感到悲伤或绝望”的变得薄高中生比例从2009年的26％上升至2021年的44％。
我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变得如此刻薄？最近，我与一家餐厅老板聊天，他说他每周都不得不将一名有粗鲁或恶劣行为的客人从他的餐厅赶出去，而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一位医院的护士长告诉我，因为病人的言辞恶劣，许多她的员工选择离开了这个行业。
在恶意的最极端表现中，仇恨犯罪自2020年上升到了12年以来的最高。谋杀率也一直在上升，枪支销售也是如此。社会信任正在暴跌。2000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给慈善事业捐款；而在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不到一半。
定义我们时代的词语充满了威胁：阴谋、两极化、大规模枪击、创伤、安全空间。
© Ricardo Tomás
我们陷入了某种情感、人际和精神危机之中，而这加剧了我们政治机能的紊乱和民主的普遍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
科技的解释：社交媒体正在把我们逼疯。
社会学的解释：我们不再参与社区组织，变得更加孤立。
人口统计学的解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以白人为主导的国家，但如今正在成为一个种族更加多元化的国家，这一变化使得数百万白人美国人感到恐慌。
经济学的解释：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和不安全感使人们感到害怕、疏离和悲观。
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所有这些版本的解释，但我认为它们都不是最深层的原因。社交媒体当然有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全球各地都存在，而心理健康危机却并非如此。此外，绝望和仇恨的兴起席卷了许多不在社交媒体上的人。经济不平等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此种程度的社会和情感崩溃。社会学家们说得对，我们更加孤立，但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价值观导致我们选择让自己变得孤独和痛苦的生活方式呢？
关于美国人为何变得悲伤、疏离和粗鲁刻薄的最重要解释，我认为也是最简单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们不再接受如何以友善和体贴的方式对待他人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们感觉可以任意放纵自我的社会。
我要讲述的故事是关于道德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一系列的机构——家庭、学校、宗教团体、社区组织和工作场所——有助于培养人们成为友善和负责任的公民，即彼此支持的人。而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在道德塑造方面表现糟糕的社会。
道德培养——我在这里用这个听起来有点古板的术语——涵盖了三个方面。
首先，帮助人们学会克制自私。我们如何将进化赋予的利己主义保持在可控范围之中？其次，教授基本的社交和道德技能。你如何欢迎一个邻居加入你的社区？你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他人产生分歧？第三，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的目标。在道德塑造的机构中，会提出一套理念。他们提供实际的途径，让人能够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比如你可以将你的生命奉献于帮助穷人、保护国家或是关爱邻居。
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道德教化的机构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的开国元勋对人性持有较悲观的看法，并制定了宪法来减轻这种影响（尽管该宪法在某些方面体现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2]。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我发现人类是一种很糟糕的生物，相较于和解，他们通常更容易被激怒；更倾向于彼此制造麻烦，而非弥补错误，而且，相较于揭示真相，他们更容易被欺骗。”[3]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NPR
如果这些有缺陷、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想要治理国家并善待彼此，他们需要进行一些训练。在建国后大约150年的时间内，美国人一直着迷于道德教育。
1788年，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美国辞典编纂者、课本编写作者、拼写改革倡导者，政论家和编辑，获誉为“美国学术和教育之父”。编者注）写道：“美德对社会的影响比他们的能力更重要；因此，相较于头脑，应该更勤奋地培养心灵。”
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1909年写道，学校“一周五天，每天无时不刻”都在进行道德教育。汉普顿学院（Hampton Institute）是一所早期非裔美国人学校，其校长霍利斯·弗里塞尔 (Hollis Frissell) 宣称，“品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标。”
直到1951年，主要教师工会之一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组织的一个委员会表示，“对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持续关注仍然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文化景观的道德教育项目来自政治和宗教的各个领域。例如《麦加菲读本》（McGuffey’s Eclectic Readers），不仅教导学生阅读和写作，还教授礼仪，并以故事为特色，旨在阐明正确和错误的日常行为。20世纪20年代，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为黑人儿童出版的杂志《布朗尼》（The Brownies’ Book）设有一个名为“法官”（The Judge）的专栏，为年轻读者提供道德和礼仪方面的指导。
如今听起来有些古怪、曾经充满活力的学校组织都有带有道德意义的名字——礼仪俱乐部（Courtesy Club）、节俭俱乐部（Thrift Club）、青年骑士团（Knighthood of Youth）。
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者威廉·冯·洪堡（1767-1835）。© Wikipedia
19世纪中晚期，一种源自德国的教育方法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得到采纳，对美国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方法被称为“Bildung”，大致意为“精神塑造”。正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设想的，Bildung赋予教授完全的自由，将道德发展置于大学使命的核心位置。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地的学校中，学生研究文学和民间文化，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创伤和弱点，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复杂人类。Bildung传统中的学校还旨在澄清个体对更广泛世界的责任——家庭、朋友、国家、人类。从灵魂出发，向外延伸。
Bildung运动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地催生出了“伟大书籍计划”（the Great Books programs）。这些计划的基础理念是，深入阅读世界文学的主要作品并深刻思考它们，将成为丰富人生的关键。同时，日常生活中的小礼节——即使只是去购物或看球赛都要正式打扮——被视为品行正直的象征：证明你是一个在面对重大挑战时可以信赖的人。
美国的道德教育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斯托中学（Stowe School）校长所表达的精神，他在1930年写道，他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在舞会上受人欢迎，在船难时无比重要的年轻人”。
美国的国家道德教育研究所（America’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oral Instruction）成立于1911年，并出版了《儿童道德准则》，其中包含了10条关于正确生活的准则。20世纪初，全女子院校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美国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源于成立于1837年的曼荷莲女子神学院，1888年改为学院。从医学界先锋到普利策奖获得者，曼荷莲以培养不同领域女性领袖而著称。编者注）成为了一个有意打造浓厚道德社区的典范。
当年轻的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在那里就读时，她的拉丁语老师察觉到她有些心不在焉，于是强迫珀金斯花几个小时去练习拉丁动词变位，以培养其自律能力。
弗朗西斯·珀金斯（1880-1965）。© Frances Perkins Center
珀金斯后来对此表示感激：“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性格的重要性。”该校还号召女性追求充满道德抱负的人生：“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曼荷莲学院鼓励女性献身于非洲、南亚和中东的事业。珀金斯后来成为第一位在总统内阁中任职的女性（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内阁），而她的热情正是在那里被激发的。
这些不同的道德塑造方法有两个共同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塑造心灵和身体比培养理性思维更为重要。一些道德技能可以通过书本和讲座以学术科目的方式传授。但我们学习大多数美德的方式，类似于学习手工艺，通过多次小习惯和实践的重复，所有这些都在一个连贯的道德文化中——一个共同价值观的社群，其成员渴望获得彼此的尊重。
另一个前提是，正义、是非等观念不是个人品味的问题：存在客观的道德秩序，而人类是习惯性地违背这一秩序的生物。这一认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中起着核心作用，例如对于性格塑造的思考。
1963年8月28日，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向人群发表演讲。© AFP via Getty Images
马丁·路德·金认为：“人类不但没有在智慧和道德方面有所进步，反而一直面临着迅速倒退的可能性，不仅倒退到动物本性，而且还可能陷入其他动物无法实践的残酷行为之中。”他在其他地方写道：“罪恶的力量是人性的顽固特征，只有在社会既具备道德力量又具备物质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制约。”
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预言传统中的民权领袖也明白，即使服务于崇高的事业之中，他们也可能腐化堕落。他们可能会因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变得自以为是，因对对手的憎恶而变得蛮横，在主张权力时变得傲慢。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策略是一种努力，既要揭示压迫者的罪行，又要抑制自身固有的罪恶倾向。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认为：“金的领导和演讲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感召力，是因为他坚定地认为道德法则已融入宇宙之中。”
关于这种长期主导美国人生活的道德精神，有几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需要阐明。它与各种等级制度并存，而这些制度如今我们理所当然地视为可憎：白人优于黑人，男性优于女性，基督徒优于犹太人，异性恋优于同性恋。而且，强调道德并不能造就完美的人。道德塑造并不能使人们成为天使——它只是试图使他们变得比原本可能的更好。
此外，我们绝不愿意再回到长期以来盛行的道德培训方法，这些方法根植于许多“不允许”的规定及诸多羞辱，而且充斥着大量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然而，明智的评估应该认识到，强调道德塑造意味着关注一个重要问题：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并教导人们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困境下坚持下去。
注重塑造人格的文化有助于通过为人们提供在困难时依旧坚持的理想，使他们变得有韧性。在某些方面，旧有的道德塑造方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如果你在社区中的地位基于品格和声誉，那么一个农民与一个银行家同样可以赢得尊严。这种精神对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恋表现持有严厉的批判态度。它为如何成为一个好邻居、好朋友提供了实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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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种情况就逐渐消失了。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Alfred Eisenstaedt / Getty Images
这个重要的转变发生在二战后，当人们与20世纪的恐怖事件作斗争时。其中一派，以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为代表，认为近年来的事件暴露了人类堕落的普遍性，尤其是部落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自豪感的危险。这一派希望加倍重视道德塑造，更加强调谦卑。
另一派，则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为代表，专注于权威问题。这一派的成员认为，20世纪的问题在于，严格的权力等级制度导致了生活中许多领域的压迫，我们需要将个体从这些权威体系中解放出来。人们天性善良，可以信任他们的自我实现。
卡尔·罗杰斯（1902-1987）。© Toolshero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出现了一系列极其成功的书籍，这些书都在阐述一个观点，就像约书亚·洛思·利布曼（Joshua Loth Liebman）在《心灵的宁静》（Peace of Mind，1946年）中写道的：“你不应该害怕你内心隐藏的冲动。”人们可以相信内在的善良。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位列首位长达58周。
同年，斯波克医生（Dr. Spock）的第一本育儿指南也出版了。随后出版了《积极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1952年）等书籍。根据这种观点，道德并非是我们在社区中培养的。它是通过与我们真实的自我连接并找到真正的内心声音来形成的。
如果人们天性善良，我们就不需要道德塑造；我们只需要让人们与自己建立联系就可以了。一个接一个的组织退出了道德塑造的领域，转向了自我意识的探索。例如，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女童子军“服务他人”的创立精神已经转变为：“你怎样更好地与自己建立联系？你在想些什么？你能感受到什么？”一本女童子军手册这样问道。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学校开始放弃道德培养。
正如教育历史学家B·爱德华·麦克莱伦（B. Edward McClellan）在《美国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一书中所记述的那样，“到了1960年代，有意识的道德教育开始全面撤退”，教育者们“更加关注学生的SAT成绩，中产阶级家长纷纷寻找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进入精英大学的学校”。
前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安东尼·克朗曼（Anthony Kronman）注意到，战后时期大学层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克朗曼指出，“理想研究”取代了早期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文主义理想。随着学者们越来越专业化，关于人生意义和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重要问题已经不再受到重视。这些问题变得不适合学术界，甚至是不专业的表现。
© Orlando Sentinel
心理学的领域不断扩大，尤其在家庭和教育事务方面，其词汇框定了关于孩子道德生活的“几乎所有公开讨论”，著名的美国品德教育学者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2000年指出[4]，“几十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贡献一直被忽视或根本不存在。”心理学是一个了不起的职业，但其目标是心理健康，而不是道德成长。
从一开始，就有人对这种将道德私人化的做法表示担忧。
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1955年的著作《公共哲学论文集》（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中写道[5]：“如果好是什么，对是什么，真是什么，仅仅是个体‘选择’‘发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脱离了文明传统。”他的书遭到了像历史学家亚瑟·M·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这样的权威人士的嘲笑。
美国文化的去道德化进程已经开始。
沃尔特·利普曼（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 Nieman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
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与道德有关的词汇在美国的书籍中出现得越来越少：根据一份2012年的论文，与道德、美德有关词汇的使用显著下降。其中包括勇气（下降了65%）、感激（下降了58%）和谦逊（下降了55%）。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调查大学新生的人生目标。在1967年，约85%的人表示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发展“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到了2000年，只有42%的人这样表示[6]。财务自由成了主要的人生目标；2015年，82%的学生表示，财富是他们的目标。
在一个缺乏道德教育的文化中，几代人在一个不善道德表达、自我参照的世界中成长。
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和一个研究团队在2008年询问了全国各地年轻人的道德生活[7]。他们的一个发现是，受访者对道德这个主题基本没进行过太多的思考。“我从来不需要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做出决定，”一位年轻成年人告诉研究人员。“我的老师像瘟疫一样回避那些有争议的问题。”
史密斯在他的研究样本中观察到的道德本能，符合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称的“情绪主义”（emotivism）模式：对我来说，感觉好的事情就是道德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能会做让我快乐的事情，”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对我自己有利。”另一个人则表示：“如果你在道德上没问题，只要你没被抓到，那么它就不违背你的道德观，对吧？”
史密斯及其同事强调，这些受访者并非坏人，但由于他们生活在“道德非常薄弱或零散的世界”中，他们从未获得过道德词汇，也没有学到任何道德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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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注意到道德剥离过程的人认为，这将导致平庸的道德相对主义和空洞的消费主义：你做你的，我干我的，我们彼此就会相安无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中写道：“道德共同体是脆弱的东西，很难建立，却很容易被摧毁。”
当你在没有道德结构的文化中长大，你的内心就会变得十分脆弱。没有道德指南针来指引你的人生方向，也没有可以发誓忠诚的永久理想。
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1905-1997）。© Viktor Frankl Institute of America
精神病学家（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写道：“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可以承受任何活法。”他解释了尼采的一句名言。当暴风雨来袭时，那些不知因何而活的人就会分崩离析。他们开始遭受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谓之“失范”的道德空虚感。
期望人们通过自省来建立一个满意的道德和精神生活是不现实的。一种使人们在道德上赤裸、孤独的文化，让他们失去了善待彼此的能力。社会信任的下降，部分原因是因为更多的人不值得信任。这创造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脆弱自恋者”（vulnerable narcissists）的群体。
© Power of Positivity
我们都知道自大的自恋者——那些把自己视为宇宙中心的人。脆弱自恋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常见的人物——他们也沉迷于自我思考，但通常感到焦虑、不安全、回避。他们对拒绝异常敏感，不断寻找对方不尊重自己的迹象。他们的自尊心极不稳定。对内在价值的不确定性触发了不信任、羞耻和敌意的循环。
“道德框架的瓦解势必会产生人与人之间分裂和疏离，”杜克大学神学院（Duke Divinity School）的神学家卢克·布雷瑟顿（Luke Bretherton）告诉我。其结果就是我在周围人身上看到的那种悲伤。我认识的年轻人正在陷入困境，他们离开学校，从一个心理健康诊所换到另一个诊所。
我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次演讲之后，一个女人问我，“当你不再想活下去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随后的一天晚上，我与另一位女士共进晚餐，她告诉我，她的哥哥在三个月前自杀身亡。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一个在Zoom上的朋友群，其中近一半的人说他们的家庭曾与自杀有过接触。
统计数据勾勒出更广泛的情况：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自杀率已增加了30％以上[8]。
悲伤、孤独和自我伤害最终会转化为痛苦。痛苦最终是对“被拒绝”的一种回应——被忽视、不受尊重、成为受害者。当人们感到他们的身份没有被认可时，这种经历会被视为一种不公正——因为事实的确如此。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经常会发泄怨恨，并寻求方法来羞辱那些他们认为曾经羞辱过他们的人。
© Orlando Sentinel
孤独的时代不仅仅是悲伤的时代；它们也是暴力的时代。在19世纪的美国，当许多孤独的年轻人穿越西部时，他们倾向于拔枪互射。正如俗话所说，没有被转化的痛苦会传递下去。人们变得更加冷酷、不信任和敌对。疫情使情况变得更糟，尽管封锁已经解除，反社会行为仍然很多。
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虐待导致羞辱，羞辱又导致更多的恶意。社交生活变得更加野蛮，无论是在线还是线下。
如果将人们置于道德真空中，他们会寻求用最近的事物来填补。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试图用政治和部落主义来填补这个道德真空。美国社会已经变得空前政治化。
电影《超脱》（Detachment）剧照。© 豆瓣电影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国内政策研究主任瑞安·斯特里特（Ryan Streeter）的研究，感到孤独的年轻人表示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是不感到孤独的年轻人的7倍。
对于那些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和孤独的人来说，政治是一种诱人的社会疗法。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道德景观：善恶之间的界限不是在每个人的心中，而是在不同群体之间。生活是我们（即善的力量）与他们（即邪恶的力量）之间的斗争。
政治的摩尼教式部落主义（Manichaean tribalism）似乎为人们提供了归属感。多年来，美国似乎充斥着过度的个人主义文化。但如今，人们很快就能通过他们所属的群体来认同自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福音派、有色人种、LGBTQ、南方人、爱国者、进步派、保守派。感到孤立和受到威胁的人会寻求全面的认同。
政治似乎赋予人们一种正义感：一个人的道德地位不是基于他们的行为，而是基于他们在政治谱系上的位置。你不必表现得很好；你要么是自由主义者，要么是保守派。一个群体对受害者地位的主张越强烈，人们就会认为它越有道德，其成员对自身的清白感到越有安全感。
电影《浪潮》（Die Welle）剧照。© 豆瓣电影
政治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感受到使命感。你不必去救济饥民或陪伴寡妇，你只需要体验正确的情绪即可。你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保持对对方适当的愤怒，你就正在参与公民生活。在你的内心升腾起的那股正义之火让你知道，你正在关心这个国家。文化战争是一场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斗争。
政治无所不在，压倒一切。教堂、大学、体育、流行文化、医疗保健都卷入了一系列的斗争中——红色对抗蓝色。福音派曾经是一种信仰；如今它主要是一种政治身份。大学的人文系曾经研究文学和历史，以深入探讨人类的内心和思想；现在它们有时似乎完全专注于政治，以及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而建立的压迫性制度。深夜喜剧节目变成了政治集会。数十万美国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不必要地丧生，因为人们将病毒看作是一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政治。
在一个心理健康的社会中，人们会为“分配政治”而争论：税率应该多高？多少资金应该用于社会救助计划，帮助穷人和老年人？我们已经将焦点从“再分配政治”转向了“身份认同政治”。
政治运动受到仇恨的推动，人们觉得社会不尊重或不认可自己。政治和媒体人物制造了一出出戏剧，让我们这一方在情感上得到认可，而另一方在情感上遭受百般羞辱。追求认同政治的人不是为了自己或其代表团体争取资源，他试图赞美自己。他试图用政治来填补他灵魂的空虚。
然而，这是不起作用的。
电影《浪潮》剧照。© 豆瓣电影
认同的政治并不会给你提供社群和联系，特别是在像我们目前这样一个深陷结构性功能紊乱的体制中。人们加入党派和部落，寻求归属感，但最终却成为一群孤立的交战者，他们都只是在遵循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寻求政治成为生活中的主要意义，实际上是对政治提出了超越其能力范围的要求。通过政治来试图逃避悲伤、孤独和无名之感，只会让你陷入一个充满恐惧和愤怒的世界，一个充满着对支配的残酷追求的世界。当然，你已经离开了道德真空，但你却陷入了道德战争的毁灭性打击中。
政治上的认同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幸福的社会。在2022年的普查中，当被问及自己的幸福水平时，有20%的美国人给出了最低水平的评价，而1990年只有8%的人给出了同样的评价[9]。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研究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历史。他们得出结论，民主可能是非常脆弱的。当个人美德失落时，宪政秩序就会崩溃。经过几十年几乎没有太多道德塑造的历程，美国成为了一个超过7400万人认为唐纳德·川普的道德符合总统标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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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黑暗的时代，也会有火花出现。
2018年，一部关于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的纪录片《与我为邻》（Won’t You Be My Neighbor？）发布。这部影片展现了罗杰斯的所有良善——他小小的慷慨之举；他的脆弱；他对每个孩子的尊重，甚至崇敬。人们在观影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威胁的时代，看到如此深刻的仁爱之举是如此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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