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之前，绘成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受害学术著作是绝对少见的。因此，伊沛当1993年中国中古史学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学术专著《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出版，立刻被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的开山之作，其研究角度与前人迥然有别。两年后，此书获亚洲研究协会（AAS）专门为中国研究领域颁发的著名的列文森著作奖。《内闱》对中国国内学界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回忆，中国人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滞后于西方，伊沛霞等人打开了一扇窗，启发了后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
196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专治中国中古史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伊沛霞，目前是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和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如今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她坦诚地说，进入女性史研究领域，是因为受了美国妇女史和欧洲妇女史研究的影响，也与她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密不可分。
伊沛霞至今记得，自己念博士课程时，大家以“夫人”（Mrs.）称呼东亚系唯一一位女性教授，而以教授称呼男性教授，仿佛教授就注定只意味着“一位男子”。1973年，当她刚刚到伊利诺伊大学执教，整个亚洲研究课程没有一个女教师，在许多场合下，她感觉男教授们希望她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女性正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取权利，书斋之内，正是美国历史学界吸收社会学理论成果的阶段，伊沛霞本来就对社会学感兴趣，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家庭史和妇女史研究先后在欧洲兴起，伊沛霞从家庭史研究开始，又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妇女史。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也是美国学术界最早的一批女性学者。
她的研究带着时代思想的烙印。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习惯把所有的女性经验打包为笼统的“被压迫”，在伊沛霞笔下，她们的挣扎、竞争和努力同样或多或少地改变着自身的命运，参与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的进程。但是，她们的能动性（agent）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某种角度看，宋代像是中国女性命运的转折点，在那个时代之后，积极一面没有保持下去，保守一面反而被继承了。
今天，女性们的能动性已经足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妇女史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后，伊沛霞没有囿于单一的研究领域，她说：“我所希望的是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她开始转向研究与以往研究对象——普通人、家庭、女性完全相悖的人物，并在2014年拿出了一部厚重的《宋徽宗》。以“了解之同情”的现代学术立场，伊沛霞重塑了宋徽宗的形象，将其放回历史语境中，还原一个繁荣国度的君主不断追求卓越荣耀的雄心——尽管这份雄心以悲剧收场。
无论《内闱》还是《宋徽宗》，中译本都有相当好的销量，她所撰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等书在国内学界也非常有影响。2014年，伊沛霞获得全美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2016年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今年，伊沛霞与中国史结缘已经整整半个世纪。2023年3月，《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出版，书中精选了她关于中国史的代表论文11篇，作为五十年中国史的研究成果精选。在新书出版之际，伊沛霞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了谈历史中的女性以及她所亲身经历和见证的当代女性发展之路以及美国学术界的变化。
伊沛霞教授在2016至2017年担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杰出访问教授的一次讲座上。图/受访者提供
“我不想简单地把妇女描绘成受害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刚刚进入学术界时，研究的是中国中古时期的贵族家庭，后来为什么转向妇女史领域？
伊沛霞：我选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想从事社会史研究，即考察社会结构的嬗变，例如谁掌握权力、如何保持权位等。我不想只关注政府高层，而是希望观察更广阔的精英阶层群体。我还对精英阶层家族的影响兴趣浓厚，读了不少有关19和20世纪中国家族及谱系的著作。我的导师是汉朝专家，因此我从汉朝入手，一直研究到唐末。
写完博士论文后，就转向了宋朝，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家族和亲缘关系史，因为我知道宋朝这方面资源丰富得多。整个80年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家族和亲缘关系课题，包括财产法律和家族礼仪，例如婚礼、葬礼、祖先敬拜等。
当然，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女性运动一直十分活跃，这对我们选择事业方向和确定有研究价值的文化课题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我高中时代，贝蒂·弗里丹1963年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就已经广为津津乐道。年轻人开始质疑，对男性和女性而言，究竟什么才叫自然或适当？男性就真适合管理工作吗？因为他们在高中经常从事集体运动或者会去参军，就认为他们懂得协作？什么样的压力使得高中女生终日关注服饰和发型，在意别人如何评判她们的容貌？改变这类社会心理需要“意识提升”，要把女性聚在一起，探讨生活中性别主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以及如何改变这样的社会机制。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系里有不少女研究生，而教授全都是男的。我们想，作为学者，他们很多方面出类拔萃，但对待我们并不认真，觉得我们一旦结婚生子就会放弃学术追求。我们的想法是，不和他们争辩，而是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当时确实有种说法，认为不该以女性史为选题写博士论文，这类选题绝对无法像男研究生写的严肃选题那样获得正视。正确的路径应该是做一些中规中矩的研究，先获得一定认可，然后如果确实有想法，再做一些女性做起来更容易出挑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这种现象开始改变，有了更多女性专攻妇女史，一些人甚至将妇女史作为初始研究项目。
我自己的情形是，当时颇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同事的影响，他们主攻美国和欧洲的女性史。我开了一门课，讲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妇女和家族史。我和学生们都对卡玛·辛顿的一部名叫《小幸福》纪录片颇感震撼，辛顿在中国长大，在这部纪录片里采访了一些中国妇女，有人还裹着小脚。过了不久，我就写了《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把妇女作为中心主题。当然，有足够学生修习中国女性史课程，并不代表着女性研究的发展。正如我那时所说，“性别研究”这个词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普及开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新书的《妇女、金钱与阶级：司马光及宋代理学的妇女观》那一章中说，许多妇女积极地参与维系这个体系的运作，你似乎不赞成女性是单纯的受害者，那么她们是否在成为受害者的同时也在担当其他女性的施害者？女性是否“主动”地使女性整体地位变得更糟了？
伊沛霞：我始终提醒自己，在婆婆压迫儿媳这类虐待妇女的事例中，儿媳可能抱的心态是，有朝一日轮到自己当了婆婆，自然有人供自己驱使。我觉得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人类现象，在其他社会和人群中屡见不鲜。就中国家族而言，尽管男性明显比女性更有支配权，但老一辈又总是比年轻一辈更有支配权，无论男女。我不想简单地把妇女描绘成受害者，而是想展现她们也在准备某天从这个体系中获益。
《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
我们这一代女学者应该互相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女性更受限制的社会，往往更加使她们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为什么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相互竞争的状态仍然广泛存在？例如女性之间的友谊经常被认为是塑料、伪善的，女性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伊沛霞：我从不怀疑，在《红楼梦》那种复杂大家族里，尽管祖母一言九鼎，但由于兄弟妯娌妻妾丫鬟共处一个屋檐下，妇女之间仍然会相互争斗、相互不睦甚至彼此交恶。观察宋朝，就能从另一个角度发现这类互相交恶的现象。比如，女主人如果善待侍妾和丫鬟，就能够获得“不嫉妒”的美誉，这意味在很多情况下女主人对侍妾和丫鬟并不好。
时至今日，家庭规模都很小，也不存在侍妾，妇女在家庭内部少有竞争，现在有关女性竞争的非议基本都是职场纠葛或婚姻纠纷。我可以从自身经历谈谈职场女性同事关系。我一直在大学工作，这方面有一些发言权。比如学术资源争夺异常激烈，大家都自始至终相互盯着工作表现。不过我从没感觉到是在与其他女性争夺工作、晋升、奖励、出版合同等机会。可能是因为，我和同事都了解女性更容易相互竞争的那种成见，所以觉得我们这一代女学者要致力于避免相互竞争，应该相互支持，尽量提携后来者。
我上世纪70年代在伊利诺伊大学初执教鞭时，只有极少数女性比我资深，同龄或资浅的女性则有一些。我所在的历史系和亚洲学系是男性一统天下，女性是极少数，但彼此相处很融洽，我们还多次讨论过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幸存的问题。我们知道，前辈女学者在出版著作时，署名甚至只用首字母加姓的形式，不用全名，就是为了避免读者发现作者是女性，从而懒得翻阅，直接束之高阁。我和同辈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应该用自己的全名，让更年轻一代的女学者看到，女性也能够出版真正的书籍和论文。我们还谈到，绝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非常重要。毕竟，我入行的时候，纽约市的女性正在为能够成为消防队员而疾呼，坚称她们也能像男性那样扛起器械穿过火海。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家里有小孩为由，就请假缺席会议。毕竟，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像男性那样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我们经常感觉系里男学者更喜欢搞一些男性专属活动，比如共进午餐或课后小酌，但我和一些女学者认为，我们可以推动改变这样的习惯，于是就不管不顾不请自到，对他们不愿我们参与装作浑然不觉。当时的希望在于，男性会逐渐习惯有女性参加，这会为以后的女性创造便利。我认为，确实产生了那样的效果。1997年我进入华盛顿大学的时候，情景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与1973年的伊利诺伊大学相比而言，不愿与女性共事的那一代人基本都已经退休了。
美国各地也有一些同领域的学者，与我日常交流不多，只是读过我写的书，并在学术会议上偶尔见到。在这种环境下，我也总能感受到女学者在尽力相互照顾。去年，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开拓者费侠莉过世的时候，我们一些人聚在一起追思，听到最多的评论就是，她是多么着意地鼓励这个领域的年轻女学者。
中国新闻周刊：将妇女带入历史研究，对过去的女性的思考，对今天的女性有什么帮助？
伊沛霞：妇女的处境会随着时代变迁和地域不同而发生巨大变化，这个认识与生物特征决定妇女生活的假设截然相反。因此我认为，跨时代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同等重要。人类学家已经做了开创性研究，证明妇女在母系社会中表现与父系社会中完全不同。历史学家随后也很快证明，家庭规模、结婚年龄、新婚夫妇是否单独居住、城市化影响等因素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这些都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我觉得，对当今时代的中国年轻女性而言，了解一千年前中国女性的情形与了解其他国家女性的情形同样有价值。通过考察宋朝妇女的情况，有助于思考一些我们一直探讨的问题，诸如女性之间的竞争、女性日常互处、生男孩的重要性、女性年龄渐长后处境的变化、阶层和教育造成的不同等等。
“大话题” “小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年轻时师从著名汉学家顾理雅、柯睿格，那一代美国汉学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和你们这一代中国学学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伊沛霞：顾理雅、柯睿格及同时代的费正清、卜德、戴德华、毕乃德等学者，上世纪30年代都在中国有过多年经历，而后又于二战期间进入美国政府。这段经历让他们能够通晓汉语、游历中国、结识中国学者，特别是大多生活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者。那些年，中国生活成本很低，不难筹措到经费，对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而言尤为如此，所以他们得以在中国度过多年岁月。
战争年代的共同经历强化了他们的彼此联系。1950年之后，美国人前往中国严重受阻，形势急转直下。但与此同时，冷战又使中国备受关注，他们可以通过在美国举办研讨会和在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进行研究，另辟蹊径发展美国的中国学。美国图书馆这段时间增加了中国藏书，聘用中国研究专业教职员工的大学数量逐渐增加。这个领域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而我们这代人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时，面临着迥然相异的国际环境。早期我们仍无法前往中国，但越南战争扭转了一切。很多中国研究学者那些年都是反战人士，几乎是出于逆反心理选择研究中国，他们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我们同时也是各学科领域的第一代女研究生。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教授中一个女性都没有，但研究生中有不少女同学。这个变化与美中关系无关，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变迁。同时，我们研究的课题也有所不同，这个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和社会学科学术趋势的变迁。
当然，在我之后，美国又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研究学者。70年代后期的研究生已经能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或进行博士论文调研。再往后又出现了反方向流动，80年代中期，大量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读研究生。他们当中一开始几乎没人从事中国研究，直到90年代之前都很少，但2000年之后，美国大学里大概一半以上中国研究博士生都来自中国大陆，许多人后来留在美国大学就职，其中一些还是顶尖项目。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说过，过去的学者喜欢“大话题”，今天的学者喜欢“小话题”，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伊沛霞：在这个问题上，书籍出版的巨量增长是首要原因。我准备研究生答辩时，需要通读一名知名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英文著作，要么从古代到1800年，要么从1600年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没有复印机，我会带着一个笔记本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翻阅《哈佛亚洲研究学报》《通报》这类主流期刊，摘记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每篇论文。我们这代人写博士论文时，则需要阅读范围更加具体的中文和日文研究文献，比如汉朝的政府、宋朝的文学或清朝的对外关系。因为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数量相对不大，学者如果对诸如宋朝科举制度或城市化这类“大话题”感兴趣，也能够掌控并在2~3年内完成博士论文。但这个领域后来逐渐发展，学者出版著作压力很大，英文和中文的研究文献数量井喷。如今，已经几乎不可能在2~3年的短时间内掌握足够研究文献并写出“大话题”博士论文，所以选“小话题”就普遍起来了，例如选择写一座城市而不是城市化，写一个世纪而不是整个朝代等等。这里我讲的是写英文论文，学者需要掌握前人的研究并且做文献回顾。写中文论文时，学者通常只引用大量原始文献，较少回顾此前研究，这是一种不同的学术路径。
作者：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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