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喊贵，多问托育机构赚到钱了吗？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靠企冯女士今年上半年在考察了家附近十几所民办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后，发现收费最便宜的业托育解一家也要6500元一个月。“双语的托班题基本上都上万了，最贵的个月一家每个月接近两万，光上一个托班就得花掉一个人的花万工资。”
由于女儿2022年9月前未满3周岁，周围的公立幼儿园都将冯女士拒之门外。“如果上公立，一个月加上餐费也就1000多，性价比就很高了。”冯女士说。
最终冯女士选择了一家较为便宜的私立幼儿园先上托班，计划在9月再将孩子转到公立幼儿园。“其实我从孩子一岁多开始就想送她去托班，但是之前家里人手足够，再加上费用也确实贵，就一直迟迟没送。”冯女士说，当家里只有一位老人能照看孩子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送托。“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不送托，请保姆一个月的费用也和托班差不多，还没有托班老师专业。”
《2022年北京市托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已送托家庭中，多数实际月托育费用在6000元以上。尽管收费水平并非他们选择托育机构的首要考虑因素，但多数已送托的家庭也希望每月的托育费用不超过4000元。
尽管屡屡被家长吐槽费用昂贵，中新经纬在走访中也得知，不少托育机构都还在盈利边缘挣扎，在疫情期间因为幼儿出席率不高等因素，不少托育机构也走向了关停。
苏德中是优儿托育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托育机构的成本大头是人力，基本上老师的月薪在六千至八千元左右，而主班老师在一万元左右，而托育园和幼儿园不一样，师生配比不能太高，也就意味着同样是20个学生，幼儿园可能只需要配备2名老师，而托育园则需配备4-5名左右。
而场地费则是另一块大头。苏德中透露，在北京上海，场地费一个月二三十万很常见，一年下来两三百万。“其他费用，例如研发费用和运营成本还可以通过规模化等摊薄。而房租和人力这两块是硬性支出，对于民营托育机构都是绕不过去的。”
企业托育是更好的出路？
优儿托育集团此前曾定位为“中国托育的爱马仕”，一个月收费19800元，吸引了不少明星客户资源。
不过，近年来，在德龙集团、嘉道资本、融创集团等股东加持下，优儿托育集团已经逐步转向普惠托育，通过场地免租的方式，与各地方政府共建并运营“公办民营托育园”，如今在各地的分园收费基本上不超过3000元每月，在政府的补贴下在唐山更只需700元每月。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现阶段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约4000万，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但托育服务机构入托率仅为5.5%左右。截至2022年底，中国每千人口托位数约为2.5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4.5个的目标仍有差距。
如何能迅速地普及普惠托育服务，为年轻父母们消除后顾之忧？在苏德中看来，“破局”的关键在于“企业托育”。
苏德中曾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作用》一文指出，调查表明，优待企业员工，为员工打造企业环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通过企业托育解决员工育儿家庭的刚需，提高员工投入度，企业绩效能提升20%，员工幸福度及满意度提升32%，离职率则能减少87%。
苏德中指出，一方面，企业托育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从而让职工将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以保证生产效能，对市值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的增长；与此同时，企业投资托育服务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內获得投入的回报。根据经验测算，一家500-1000人规模的企业如果创办一个拥有50个托位的托育园，前期场地装修再加上第一年的运营成本约为200万，托位费3000元/月左右，将在24至30个月后收回成本。故此，企业投入托育非但没有高昂的成本，更可以在一年半实现收支平衡，两年左右盈利。
另一方面，苏德中也建议将企业托育纳入ESG评价标准。他说，目前ESG中的“E（环境）”已有具体的考核标准，碳排放都是可以衡量的，而“S（社会）”和“G（公司治理）”则相对没有一个明晰的标准。如果能将企业托育纳入“S（社会）”标准，那么企业做这件事的动力会更足。
据苏德中了解，在国外，相关的衡量标准包括企业是否提供生育/托育补助、弹性工时、采买优惠托位、建设托育园提供托育服务等。“为彰显家庭友好的企业文化，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提升市值和持续发展能力，企业不仅乐于投资企业托育，而且还会不遗余力地自发推广。”苏德中说。
他认为，打造优质社会责任企业的估值体系，对企业来说不仅仅是提升员工福利，还包括推动职场平等、尊重女性员工，以及积极承担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责任。
在谈及如何推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托幼行业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此前在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指出，企业进入托幼需要一个清晰的市场前景预期。在现有的情况下，可以对承办托幼服务的企业提供一定土地的优惠、税收的减免或是其他的优惠政策。他强调，将来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托幼服务机构，都需要被一视同仁，要允许企业能够在这一领域盈利，从而推动市场的逐步兴起。
“尽管目前可能存在利润不高的问题，但是将来托幼行业可能会转变为一个产业，既有高端，也有中端，这样就会形成市场的有序循环。”陆杰华谈道。
在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看来，可以参照政府对机构养老进行财政补贴的做法，机构养老的财政补贴包括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每月床位补贴，如果把养老财政补贴复制到托育机构上，相信机构会有动力做。
他认为，也可以鼓励有条件、有资质的企业开办托儿所，把它作为一项员工福利来办，如果有一些剩余指标也可以对周边地区的居民开放，对这类企业可以从财政和税收角度给予一些优惠政策，也能起到一定示范效应。
（文章来源：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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