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者刘汉辉长期深耕于此，熟悉以治学的中探态度辨析文献、以诗意的经典志趣精选文学、以匠人的高明精神设计文创、以入世的勇对情怀传播文化，一件件作品也勾勒出一个若隐若现的话刘汉辉后“文脉”影子。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汉辉先生，下从乡土寻背乡愁谈谈那些“文创作品”背后的熟悉故事与思考。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刘汉辉 学者，中探主编有《五岳吟》《湖湘四典》《长沙百咏》《曾国藩嘉联钞》等，经典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林毓生先生半个世纪前提出的一个概念，您个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
刘汉辉：林先生是当代有影响的学者，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个人觉得是个很有积极意义的命题，但林先生没有提供路径。创造新的东西并不需要完全摧毁既有的事物，这应该是常识，事实也证明做不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应该是有失偏颇的，“口号文化”在时间的磨砺下显现单薄，传统依然有生机。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学问题，认识是一回事，实践中就不是个体行为所能。
值得注意和探讨的是，什么是中国传统？哪些中国传统值得转化？我认同这样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划分，即分为器物性的文化、制度性的文化、观念性的文化。应该说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正能量，能为我们的现实思考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在从观念性文化着手。
高明勇：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各地也各有特色。记得您曾经制作过一本《酒史》，您认为它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刘汉辉：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它有两大特点，一是满足口腹需要的生活性，二是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性，二者结合之紧密，影响之大，渗入之深，罕有其匹。一部酒史，堪称一部中国文化史。历代以来，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
我制作《酒史》，实际上是应某酒行公司上市作为纪念的，依据的是明代隆庆四年独醒居士刻本，是书分酒系、酒品、酒献、酒述、酒余、酒考六篇，手书上版，版风精雅、甚为稀见。此书重新制作，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重新转化，市场反响很好。从这部书，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做文创，一定要找到一个文化的内核，首先要有文，然后才能创，脱离了文的创，或者说文的含量低的创，很难有很大的价值。
高明勇：纵观您过去所编撰的作品，不难发现您在编撰时有一个潜在的“经典意识”。您是更看重历史文献里的经典，还是更愿意挖掘历史深处的价值？
刘汉辉：我有一个想法，能够被认同为“经典”的东西肯定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不可能都成为“经典”。而那些历史文献中的“经典”，更是“文化”的载体，永恒地记录、诉说、沉淀下社会生活中有价值的零零总总，也蕴藏着汉字文化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脉”基因。从“经典”中汲取，应该是最便捷的途径。因而，我的“作品”就是把自己的读书感受以“经典意识”做分享。方式是从自己熟悉的乡土，探寻曾经在这片乡土上创造了“经典”的乡贤们的事迹，从文脉不息的轨迹中识别遗传基因密码，思考这种轨迹的未来趋势，我称之为“乡愁”，于是做了点“作品”，至于挖掘历史深处的价值，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高明勇：您长期专注于经典作品的编撰，如何定义自己的工作，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
刘汉辉：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陈先生是令人景仰的学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树立的精神高度。我常想，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别的事业，都是阶段性的，或者说，都会有局限性的，只有精神的价值，才有永恒的意义。我不敢说我要追求永恒的意义，但我所做的工作，还是有所坚持的，比如真正想为文化建设做点添砖加瓦的事，而不做借某某项目之名，纯为稻粱谋的事。我抱定的是长期主义，所做的是自己认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可能会不计成本的投入，像《长沙百咏》，我前后做了四年，至今我手头还有好几个做了七八年还没完成的选题。
高明勇：在我看来，您更像是一位“文化创承人”，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角色？
刘汉辉：“文化创承人”是个有意思的提法，我的理解是在创造中传承，我应该是认可您这种提法。我觉得文化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创式的，以一种此前绝无的形式、方法和逻辑，创造一种全新的模式、形态和结构，这是非有天才式的创造者，不能达到，当然这是我们渴求的，也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文化成就的。另一种是创新式的，即是在既有的文化资源上，进行整合、提升、挖掘，当然，它并不满足存量式的整理和延续，而是带有增量式的开发和开拓。
这两种文化创造的方式，当然是相对的，比如很难存在空无依傍的原创，但这两者都是重要的，后者抬举出一个文化的厚度，前者突破而成文化的高度。我所做的，就是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让其更丰富、更有厚度。
高明勇：您认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修身习惯有什么样的关联？如何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刘汉辉：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这种变动，体现在文化上，一方面，是传统依然有力，另一方面，是外来的影响又极其强大，两者在急剧的拉扯和撕裂，中西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仍处在一个未完成状态。换一种说法就是，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依然在路上。
我觉得，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培育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修身习惯，它必然是根植于传统的，同时也是现代的。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最根本的，是要标举那些崇高的价值取向，不能让“利”凌驾于“义”之上，不能让追逐财富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高明勇：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被很多人视为日常生活的自我约束与规训，我看您也专门制作为文创产品，您自己如何看待这十二条？
刘汉辉：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其核心一个是 “静”字，另一个是 “守”字。你认真体悟这十二条，便会发现，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真的太不容易。因为不少时候整个社会追逐的、吹捧的，几乎都是与这十二条对立的。比如其中一条，“夜不出门”，但这与我们对夜生活的打造是格格不入的，夜经济在当下，已经成为一条城市竞争的新赛道，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夜生活代表着时尚、浪漫和潮流。对于他们而言，夜不出门，几乎不可想象。时代变了，很多以前理所当然的信条，遭到了挑战和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的信条就是错的。我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太过浮躁，但它不会永远浮躁，它必然会走向成熟，以前的信条会有越老越多的人去信奉的，对此，我是抱有信心的，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高明勇：这些年践行了哪几条？
刘汉辉：至于我自己，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与其说是践行，不如说是服膺，做得还很不够。
高明勇：有网友说“总要去一趟长沙吧，吹一吹湘江的晚风，尝一尝茶颜悦色，逛一逛黄兴路步行街，看一看岳麓山的日出”。您如何看待长沙这座“网红”城市？
刘汉辉：长沙很热，这种热，不止是气温高，更是指人气高。长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夏天，因为热，更加不是。但是很怪，长沙近年来从旅游中转地一跃而成旅游目的地，原因何在？就在于“网红”城市。“网红”城市的本质是创意城市，是氛围感，确切的说，是烟火气加浪漫气息。不论是文和友，茶颜悦色，还是橘子洲焰火，都是一种氛围、一种情怀。这一代年轻人的旅游观念变了，他们不追逐名山大川，他们看重的是场景、氛围、感觉。有着无穷创意的、敢想敢干的长沙，吻合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需要，所以迅速出圈。目前长沙不缺流量，需要做的是让“网红”变“长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在本土文化的挖掘上再下功夫。
高明勇：作为多年生活在湖湘之地的外地人，您如何理解“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刘汉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是一句“大话”，但是它很豪迈，很自信，从真善美的角度看，它不真，但是它善、它美。我想从来没有人会真正以为只有湖南才有人才，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不讨嫌，它表达的是湖南人胸怀天下、经世致用的豪情。一个人足够自信，自然会有征服别人的魅力。
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湖南人会有这般自信与豪迈？有三个原因，一是从屈原、贾谊以来的忧患意识，二是从岳麓书院以来的担当精神，三是晚清以来湖南人的群体崛起。忧患意识让人想事，担当精神让人干事，群体崛起让人能干成事，三者合流，让湖南人信心极度爆棚，以致王闿运放言“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我觉得，湖南人的这种自信，是湖南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未来，还将会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责任编辑：探索)